《楚辞·九章》中的非屈原作品

本文在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有些字词或其意义出现在战国以后，部分诗句语无伦次、思维混乱、不符合屈原的实际情况等方面，论证了《楚辞·九章》中的《思美人》、《悲回风》和《惜往日》3篇非屈原所作。     

从《楚辞》成书之体例看其各非屈原作品之旨

<楚辞>所录之非屈原作品,既不以质为前提,亦不以文为条件,故西汉最大之赋家司马相如无作品得人,而东方朔之入选者非其最佳之作,宋玉赋亦仅<九辩><招魂>在其域中.从成书体例之角度进行研究,得出<楚辞>中之非屈原作品,均代屈原设言.即这些作品中之"我",均为"屈原".缘此,以这些作品所叙证屈原之事迹,固不会尽是;而以之考察作者之生平,则全失.     

屈原的名、字与《渔父》《卜居》的作者、作时、作地问题

明代以来时有学者疑<卜居><渔父>非屈原所作,以为篇首作"屈原既放",不合古人自称不称字之习俗,其中叙事也有同当时历史不合之处.其实<史记>中"屈原者名平","名"乃"字"之误;屈原名原字平,南北朝以前人以至唐代一些人尚如此认识.此两篇也非顷襄王朝放于江南所作,而是怀王时被放汉北时所作.如此,则一些疑窦均可消除.至于有的学者以为此两篇中表现了道家思想,乃未能弄清文意所致,不可信.     

《离骚》与屈原之集——以《楚辞》成书研究为中心

《离骚》是《楚辞》中最瑰丽、最重要的一篇抒情长诗,被誉为《楚辞》之祖。而汉后诸籍,也常将《楚辞》径直称为“离骚”。历代研究者认为,此种现象为艺术上之假借。但笔者通过对《楚辞》的成书过程的考查和对有关历史资料的重新爬梳,认为“离骚”一词,不完全是用借代的手法以篇名来代指集名,而可能是一部真实存在之集名。且《楚辞》的形成,亦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漫长之过程,并在汉代逐步完成了由个人别集向地域流派总集的转变。极其可能的是,在汉初刘安时已经存在一部名日《离骚》的诗人别集,并一直沿用《离骚》之名,直至《楚辞》最后成形即刘向编辑《楚辞》。     

《楚辞·招魂》的一点考察——关于"招魂序"的文献学研究

文章从文献学的角度,对<楚辞·招魂序>中的一段文字的文本作了校勘.在此基础上,对该段文字的标点断句作了考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为<楚辞·招魂>有关的各种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文本和思考角度.可供有关研究者参考.     

《文心雕龙·诏策》“命之为义,制姓（性）之本也”试辨

《文心雕龙·诏策》：＂命之为义,制性之本也。＂关于＂性＂字的解释,文章采取归纳的方法。首先将结论加以悬置,转而讨论刘勰是如何得出此一结论的。通过刘勰得出此结论所可能依据的史料的归纳排比,从而论定当作＂制性之本＂,并进而指出此一说法实揭示了＂命＂此种文体前后变化的社会根源。     

《〈全唐诗〉补遗》指瑕——兼与黄震云先生商榷

通过核对<全唐诗>及<<全唐诗>补编>,发现黄震云先生<<全唐诗>补遗>中所补之唐五代诗存在问题较多,尤以"新见作者26人"为甚,是近年来学界较大规模的唐诗误辑工作.     

《楚辞》英译本之描述研究——兼谈平行语料库在《楚辞》英译研究中的运用

《楚辞》丰富的文化内涵及语言自身的复杂性成为英译的巨大障碍。本文首先描述了《楚辞》的英译历史,简要评述了现有《楚辞》英译研究的不足,认为目前国内外译界对《楚辞》英译文本的研究还十分有限,存有可以拓展的多维空间,而平行语料库应该是《楚辞》英译研究中值得借鉴的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本文借助自建《楚辞》平行语料库,结合语料库的定量研究法与翻译研究的定性研究法,以《楚辞·离骚》植物词汇为个案,对不同译者的译本进行对比研究,探讨原文与译文及译文间的差异性,为我国《楚辞》英译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     

重新认识古文《尚书·说命》与傅说思想的意义

傅说研究,确乎是个难题.它的困难在于,因年代久远而造成的"文献不足".因此,探讨其思想,有似"缘木求鱼",几近奢求.鉴于资料的匮乏,不妨放宽傅说研究的思考视域和文献检索的视野范围,重新审视古文<尚书·说命>的文本意义.古文<尚书·说命>传流千年本身,说明它已不单纯是一个史学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其文本自有不容忽视之价值.傅说思想因古文<尚书·说命>而带来的由"形"而"神",对于认识殷人思想的关注方向,无疑是一个重要参照.     

《楚辞·天问》与先商族婚姻形态研究

《楚辞·天问》“该秉季德,……何变化以作诈,而后嗣逢长”一段,是研究先商史的重要资料,王国维、顾颉刚等先生对此都有讨论。通过对相关资料的分析可知该节反映了王亥、上甲微父子都与有易氏女有婚姻关系,原因即是先商族存在的收继婚和兄终弟及制度,王亥死后,王位和有易氏女传给王恒,而在王恒之后,又回传给王亥之子上甲微。这一问题的梳理,有利于了解先商族史迹和婚姻、继承制度。     

以注解屈原抒写君国情怀——陆时雍《楚辞疏》与周拱辰《离骚草木史》注释之比较

明末士人陆时雍与清初遗民周拱辰均有价值较高的《楚辞》注疏作品传世。二人年龄相仿,又为同乡,交游甚密。陆时雍身为明末士人,周拱辰则身跨明末清初,属清初遗民,二人的《楚辞》注本表达的思想倾向亦有明显差异。在对待君王的态度上,陆时雍的注疏表现出内敛中庸的理学倾向及对君主充满拥护之情,周拱辰却不虚隐君主之过,愤慨狷急之情溢于言表;在对屈原“死节”的评价上,陆时雍认定为“悁行”,周拱辰则认可并赞扬屈原的“死谏”。     

试析《马氏文通·正名卷》术语解释之互文性——兼论《〈马氏文通〉读本》的修辞创新

《马氏文通·正名卷》专章解释其全书所用之“名”(术语),这在汉语学术专著的书写史上值得特别关注.其术语解释体现出互文性特征.表现为:对象语言之间的比照;元语言之间的参互;元语言和对象语言之间的牵连.由《马氏文通·正名卷》术语解释的互文性可推知:其摹仿印欧语系语法之嫌疑,在一定意义上实为其“互文性”的某种体现.《马氏文通》表述之互文性有其局限,吕叔湘、王海□编订之《〈马氏文通〉读本》使原著成为可读之本,富于修辞创新.     

论《汉书·艺文志》中“赋”的分类与排序——兼辨《楚辞》非选自“屈原赋之属”

《汉书·艺文志》中的赋类作品的分类与排序是以类区分,以品相别,杂而不乱的。其对枚乘、东方朔、扬雄等人作品的处理,都能得出合理的解释。如此分类与排序,既与其总的编撰体例保持一致,又受当时的学术观念、价值标准和批评方法的影响,反映了汉代朴实学风。《楚辞》一书断非选自《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之“屈原赋之属”。另外,研究《汉书·艺文志》赋的分类与排序,尤其是前者,对了解《楚辞》中的作品如东方朔《七谏》的来源与著录等方面的情况有所帮助。     

朱熹《中庸章句·哀公问政》的为政以诚思想——兼与《礼记正义·中庸》比较

朱熹《中庸章句·哀公问政》实为郑玄、孔颖达《礼记正义·中庸》上篇第十四至十七章和下篇第十八至二十章的合并。这一合并用"诚"予以连贯,以"诚"为枢纽,蕴含了朱熹的为政以诚思想。《中庸章句·哀公问政》以"真实无妄"释"诚",从天道与人道统一的层面来界定"诚",认为"诚"要比"五达道"、"三达德"以及"九经"之法更为根本,体现了比"为政以德"更进一步的为政以诚思想。这一思想在中国政治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试析《文献通考·经籍考》中的按语——兼与杨寄林先生商榷

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经籍考>中的按语,从其性质上可以分为溯源探流类、解释说明类、评价议论类、存疑待考类、考证辨析类以及综合类,这些按语反映了作者可贵的思想和观念、怀疑和批判精神、谨慎和求实的治学态度以及重视典章制度和求通识变的理念.此外,马端临对张禹删改<齐论>的认识是有根据的,并非"不见舆薪".     

《楚辞》特殊语句像苗语——兼释“扬云霓之晻蔼兮,鸣玉鸾之啾啾”

黔东苗语中有部分语法规律和现代汉语不同 ,但和古代汉语《诗经》、《楚辞》中的特殊语句有惊人的相似 ,而古汉语专家对古汉语中的特殊语句的解释和翻译不尽相同 ,依苗语语法分析则可得到较圆满的解释。这是两千多年以来 ,第一次按苗语的语法规律对楚辞近百个特殊语句做出的新解     

《离骚》未尽灵均恨 更有情痴抱恨长——试论《红楼梦》与屈原赋

穷而不达、潦倒落魂、志向难伸、愤懑■傺的共同人生境遇，促使屈原、曹雪芹写出了空前绝后的奇诗、奇书。不仅屈原光照千古的人格力量感召着曹雪芹，而且屈原赋的思想情感和艺术手法也深刻地影响了《红楼梦》。本文从奇幻的风格，讽兼比兴的象征艺术、《芙蓉女儿诔》的创意和表现手法、环境描写、史湘芸的名字、黛玉的第三首题帕绝句方面，探讨了《红梦楼》与屈原赋的关系。     

《周公之琴舞》与《周颂·敬之》的关系——兼论周代仪式乐歌的制作方式

《周公之琴舞》通过琴舞启曰乱曰等表现出来的乐歌属性,并非其文辞的本来面目,而是后世改制的结果。其中的歌辞很可能来源于周公致政成王时发生在君臣之间的儆毖之语。它们最早只是史官记载的产物,未与仪式配乐发生关联,也未被纳入收录仪式乐歌的《颂》中。至周穆王经历家难、仓促继位时,通过言古以剀今的改制,周成王自儆的元纳启曰,遂成为周穆王继位典礼上诸侯进戒嗣王的《敬之》。经过改制配入仪式,既是《周公之琴舞》的元纳启曰进入《周颂》的途径,同时也是导致《敬之》在情感上游离于《闵予小子》等三首诗歌的根源。就周代仪式乐歌的制作方式而言,言古以剀今的《敬之》提供了一个范例。尽管《周公之琴舞》的儆毖属性与后世疾而歌之的讽刺之诗略有不同,但言古以剀今的方式所包含的纳谏意味,以及诗歌本身的儆毖主题,仍然让《敬之》成为周代诗歌史上最早的具有诗之意味、并借助于仪式变成乐歌的作品,为后世诗入仪式的正式登场开启了方便之门。     

论说之体制暨文学性释证——以《文心雕龙·论说》为中心

论说文体广大,几乎无所不包,而且诸多文体亦往往兼具论说之特性。《文心雕龙》置论说于史传、诸子之后,足见其重要性和特殊性。刘勰详论而略说,探讨其发展演变,建构其体制,而后世论与说合流,重在以阐述、论证的方式,摆事实,讲道理,发抒一己之见解,指陈利病得失,使人信服。文体由详分类别,细加研阅,而趋于归类合并,求同存异,得其大体,使之具有涵盖性与包容性,正是文体发展演进的规律。揆之于实际,论说文之文学性主要体现在建构篇章、经营步骤的形式审美,论事叙理的思维之严密性与一致性,形成文势与境界;要约明畅、颇具形象感的论事说理之方式;以及心与理合、辞共心密、以情感人的语言文辞。论说文的文学性,正是传统泛文学观念的文学之美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