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字新解与帝之原型和演变

探讨商代帝的原型可以从其字形入手。古今学者视帝字为形声字、会意字或象花蒂之形、草人之形诸种观点均有可商榷之处。帝之字形象身穿华服头戴冠帽之人 ,本义不是谛、蒂、天帝、或者草人 ,而是人帝。帝神之原型是商人的远祖帝喾 ,随着商族的繁衍壮大和商王朝的建立 ,帝的信仰群体扩大 ,神权职能增加。帝有三次角色转换 :人———商族的祖先和首领 ,变为人神———商族的祖先神 ,再变而为上帝———商代的至上神。     

古莘国推考

中国古史上著名的莘方国,又称有辛氏,为夏王室后裔。其族名若国名起于以甲乙丙丁等十天干符号为名号的日名制度,本写作"辛","莘"为晚起的用字。古莘族大约还在夏初已受封建国于渭水流域,后来其主支渐次东迁,至夏商之际复建国于今豫东鲁西,成为从属于商王朝的大方国。古莘国的史事到商代渐可考,先秦史书《竹书纪年》中有商代前期莘人联合邳人、蓝夷等反叛的记录,《诗经》中也有商代晚期莘人与周人联姻的记载。东迁后的莘族逐渐夷化,至商周之际灭国,其国族被迁徙于今之莘县。夏商之际辅佐商汤灭夏的头号功臣伊尹,从甲骨文的有关资料来看,可能本出于商族,或为商族外戚。由于他曾服事于莘族,因此他不仅是商代政治家,同时也是古莘国的重要人物。     

论夏末早商的商夷联盟

夏王朝晚期 ,夏与商族、东夷等东方诸部族关系恶化 ,导致商族与东夷诸部族被迫联合反夏。为了促成和加强商族与东夷的联合 ,商汤采取一系列措施 ,其中包括与东夷联姻、施与恩惠等。从文献材料推知 ,夏代末年商夷联盟已经形成。商族与东夷诸部族曾多次举行会盟活动 ,其中以“景毫之会”和“泰卷之会”最为重要。参加商夷联盟的东夷“诸侯”当较多 ,主要有有施、有仍、有缗、有莘、薛、卞等 ,其中来自有莘、薛的伊尹、仲虺在联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商夷联盟的主要活动包括离间夏王朝、消灭与商夷联盟为敌的夏方国、伐桀灭夏等。商代早期 ,商、夷关系仍然融洽 ,商夷联盟得以延续。仲丁之后 ,商、夷之间军事冲突不断 ,商夷联盟终结。考古材料为夏末早商存在商夷联盟的立论提供了佐证。豫东、郑州、偃师等地发掘表明 ,属于商族的下七垣文化与属于东夷的岳石文化 ,在夏末商初有共存和文化混合现象 ,说明此阶段商、夷关系融洽。商代早期 ,在商人国势强大的前提下 ,商文化范围存在着北、西、南扩展而惟独东方收缩或滞展的现象 ,这正是商、夷之间延续同盟关系的具体反映。但至白家庄期 ,商文化却东向大扩展 ,整个鲁西地区皆纳入商文化之分布范围 ,这种文化上的取代应与商、夷关系恶化及商夷联盟终结有直接关系。     

从卜辞看殷商时期上帝的性质

殷商时期的帝对风、雨、雷等自然天象有控制权,也有随意降予商王国自然灾害与人事灾害的主动权。帝与殷商时期的一些自然神和商王的先祖有上下统属关系,帝是商人崇拜的至上神。殷商时期所崇拜的帝不享受祭祀,其与商族无血缘关系。商代至上神帝的信仰源于人们对天空至高无上神秘力量的敬畏。     

从郑州白家庄期商文化说到仲丁都隞

在郑州商城外侧先后发现属于白家庄期的三处青铜器窖藏坑,说明白家庄期处在郑州商文化的繁荣顶盛时期,并未趋于衰落。这三处窖藏坑的发现,给我们认识商城作为王都时间的下限,提供了具体的物证,其王都的上限可能早到二里岗上层一期。属于白家庄期的小双桥遗址的重要发现,更加证实了这一看法。白家庄期商文化包括商城内外和小双桥遗址在内,是商代第十一位王仲丁都隞时期留下的遗存;隞都的中心,在商城及其附近.小双桥遗址是隞都一处王室祭祀场所或郊区城镇;它单独构不成隞都。     

大辛庄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大辛庄遗址是一处以商文化为主要内涵的古代遗址。遗址最初由当地农民发现于1935年,而最早把这一发现公诸于学术界的,则是英国人林仰山(F.S.Drake)教授。五十年代的两次勘探,探明了大辛庄遗址的面积,初步确认遗址的主要堆积和年代。1984年的发掘,建立起鲁北地区商文化陶器的发展序列。2003年春季的发掘,因发现商代甲骨文而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重视。这是在商都殷墟以外首次于原生地层中发现甲骨卜辞,被誉为甲骨学史上具有界标意义的重大考古发现。这次发掘所发现的青铜器族徽,不见于以往著录,是研究商代历史和社会的重要资料。随着研究的深入,大辛庄遗址将愈益显示出其重要的学术地位。     

宋朝招商政策探析

宋朝是一个外贸往来非常活跃的历史时期。不仅在沿海港口聚集了无数涉洋前来的蕃舶 ,云集了大量衣冠各殊的蕃国商人 ,甚至出现了“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盛况。这一繁荣景象的出现 ,无疑与宋朝积极推行“招徕远人 ,阜通货贿” ,严格维护蕃商在华权益 ,热情款待蕃客 ,尊重远人习俗等政策分不开。但是 ,宋朝对蕃商的过分宠绥 ,又使蕃商在中国获得了某些不应有的权利     

关于夏商史研究——《夏商史论集》序言

李民同志在前几年写了《尚书与古史研究》,现在又将出版《夏商史论集》,二书可说是姊妹篇。我高兴的看到这两本书里对先秦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专题研究。从尧舜时期的氏族部落及其联盟开始,夏代及夏文化问题,商族的起源和商文化问题,夏代国家的形成问题,夏商的活动地区问题,商代农业问题,盘庚迁殷的问题,直到洛邑与成周诸问题,二书均细致的作了探讨。     

从郑州白家庄期商文化说到仲丁都

在郑州商城外侧先后发现属于白家庄期的三处青铜器窖藏坑，说明白家庄期处在郑州商文化的繁荣顶盛时期，并未趋于衰落。这三处窖藏坑的发现，给我们认识商城作为王都时间的下限，提供了具体的物证，其王都的上限可能早到二里岗上层一期。属于白家庄期的小双桥遗址的重要发现，更加证实了这一看法。白家庄期商文化包括商城内外和小双桥遗址在内，是商代第十一位王仲丁都阝敖时期留下的遗存；阝敖都的中心，在商城及其附近，小双桥遗址是阝敖都一处王室祭祀场所或郊区城镇；它单独构不成阝敖都。     

从甲骨文中的动物专字看商代的农牧渔猎

商代甲骨文中有一些动物专字,反映了当时家畜的细分、野生动物的捕猎、祭祀与祭牲等问题.这些动物专字是了解和研究商代社会驯化、饲养、狩猎、使用动物的珍贵材料,体现了其时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及相关产业与社会的关系,对于研究中国先秦时期的农牧业史至关重要.     

甲骨卜辞省简现象探析

卜辞中存在着大量的用字省简现象 ,促成了卜辞语言风格上的言简意赅。本文从文例省简、句子成分省简、词汇省简三个方面作了分析 ,并初步探索了产生省简现象的原因及条件。     

甲骨卜辞上午时称的个性分布研究

早在殷商时期,人们就已经建立了周全的计时系统。各个层级的计时概念通过语言中的时间表达式来进行映现。其中,“时称”是最低的时间层级和最小的时间单位,在商代卜辞中使用很频繁。对它们的研究不仅有助人们对当时思维、哲学、文化观念的理解,而且有助于对卜辞本身的精细考察。在一百多年的甲骨卜辞研究历程中,不少学者对它们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字形和文献意义考释上,对于其自身个性系统特征以及对该系统隐含的造词规律和文化思维特征的揭示都还远远不够。从文本组类语团分布、历时断代分布、南北两系系属分布三个方面探讨“时称”的个性分布特征,可以在此基础上厘清殷商时期人们在时间语用上的特点和规律。     

甲骨文的口语特征

本文通过对卜辞中的省略、重复、语序和直接由一句话构成的命辞四个方面的考察,探讨了甲骨文的口语特征.说明甲骨文是当时实际语言的真实记录,甲骨文在汉语史的研究中有其他材料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甲骨文与《商颂》

在学术史上,有关《商颂》的作者与作期问题,从汉代开始就有争论。古文学派认为《商颂》作于商代的贵族祭司阶层,今文学派则认为是周代的宋国大夫正考父所作。这两派观点一直持续到近现代而未有正解。自从甲骨文资料的不断出现,解决这一千古论争成为可能。今考甲骨文中有《商颂》所提到的族名、王名与地名;甲骨文中的词汇与《商颂》中的主干词汇完全一致;更重要的是,殷墟花园庄东地所出的甲骨文中,还有贵族子弟系统接受“学商”“秦商”“舞商”活动的详细记录。这说明,《商颂》在商代确实已在贵族阶层中流传了。     

商代甫族、甫地考

殷卜辞中反映出甫族人常受商王之命而从事各种农稼、田猎活动,商王也曾多次亲临甫地并在那里举行占卜活动。当时的甫地与敖、奠(郑)、曼、（女自）(自阝)等地之间似存在着一种呈扇面辐射形的地域临界关系,在地望上可与文献中所记作为炎帝和太岳之后的这一支姜姓中原古族相印合。商代的甫族人与后来许慎《说文》中所称由甫侯所受封的(许)国应存在有历史渊源关系。     

从甲骨河卜辞看殷商人的神灵建构

通过甲骨文中的河卜辞,主要运用神话学的方法,从神之诞生、神之职能、神之形象、神系世界四个方面来论证殷商人以“万物有灵观”、人之特性、殷商现实社会为参照来实现神灵建构。殷商时期属于神话体系的混沌期,诸神皆是综合神,其职能呈现交叉与重叠。     

卜辞命辞的构成分析

本文通过对命辞的几种常见形式及其变化形式的描写分析,支持了命辞的性质是问句的传统看法.同时,对对贞形式的命辞提出了新的解释.     

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关系的考古学观察

依据对郑州商城外郭城的考古调查和出土物的整理,可认定郑州商城建城年代早于偃师商城.二里岗文化时期,郑州商城是汤之毫都,是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而偃师商城是商人为镇压夏人而建立的规模较大的军事重镇.     

晚商时期对东方地区的军事经略和主权管辖

晚商时期商朝在对东土各族持续进行军事征服的同时，还在东土一带设置军事据点，屯驻师旅，抵御外族入侵，加强军事防御，此已初具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意义。卜辞所见商王在东土之境的田猎活动，既有经济方面的意义，又具有政治经营和军事演习的性质。商王经常不定期地到东土各地，举行一系列政治和文化活动，可以视为先秦时期巡省制度的萌芽。商王与东土诸侯之间经济方面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初步确立，对东土方国军队的调遣和指挥权的掌握，是商王在东土有效行使国家主权的重要标志。以上表明，商朝已经不再是局限于千里邦畿的国土范围狭小的邑土国家，而逐步成为真正意义上拥有一定领土主权的早期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