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民主建设:制度移植的风险

当代民主建设主要是以西方经验为基础的制度转型。政治学借鉴经济学和医学研究将这种制度转型称为"制度进口"或"制度移植"。目前西方制度移植研究主要聚焦在被移植国的制度构建上。西方学者不仅关注移植西方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可能性,而且研究制度移入对象国的具体形式。现有西方研究多数指出民主和宪政是冲突后国家建设的核心,不仅有利于民族国家重建,也有利于与邻国建立和平关系。不过,部分西方学者指出,小布什政府强行推进西方民主践踏了全世界人民对民主的信任,损害了美国作为民主"推进者"的形象。美国应该反躬自省,加强国内民主建设。原苏东地区国家的民主建设面临三重挑战,现有研究对这些挑战的论述过于简化。后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转型必须考虑"接受国"的自身特征和历史传统。     

以政府制度创新推进和谐政府构建

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和谐政府建设必须先行。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和阳光政府是和谐政府的基本内涵。构建和谐政府必须加强政府制度创新,以法律制度创新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以责任制度创新推进责任政府建设,以管理制度创新推进服务政府建设,以办事公开制度创新推进阳光政府建设,努力把我国政府建设成一个法治、责任、服务、阳光的和谐政府。     

关于主任检察官职能定位的反思与建构

主任检察官改革是主诉检察官改革的升华。检察官制度面临的行政化色彩浓厚、责任承担模糊、权力与责任不统一等问题进一步迫使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的深化。在对检察权进行"分权"时,"检察独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检察一体"进行突破,由此主任检察官改革获得了正当性。主任检察官的职能定位是通过主任检察官与检察长、部门行政负责人、普通检察官、书记员的互动体现的。相对于检察长,主任检察官更多地带有"检察独立"的追求;相对于普通检察官、书记员,主任检察官则更多地体现的是"检察一体"。如果改革中不彻底废除部门行政负责人制度的规定,则主任检察官改革也很可能回到"三级审批"的老路上。     

论西方异体问责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行政问责制度的构建已经成为了我国行政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的重要实现途径,被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新亮点。问责制可以分为同体问责制和异体问责制,异体问责制度是问责制度的关键,它指行政机关以外的有权机构或人员对政府的问责,其目的在于通过外部的约束让行政官员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本文通过对异体问责制度的分析,结合美英等国的问责制度,提出了我国异体问责制度建设的几点建议。     

检察委员会决策机制改革构想

现行的检察委员会制度产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初,是中国特色的检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检察委员会的决策机制经历了从检察长一长制向民主集中制推演的历史过程,虽然在历史演进中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从制度层面及实践运作来看,检察委员会决策机制仍然不尽完善,具体表现为决策机制仍带有较强的行政色彩、决策主体专业化不足以及责任机制缺失等.检察委员会决策机制改革应当遵循司法规律,以民主、高效、权威为目标,重点改革议决方式、优化决策体系、兑现责任机制.具体包括:合理吸纳合议制,严格检察长的"集中"机制;确立一级检察委员会定案机制,提高决策权威;改革决策主体构成,优化决策体系;建立完善责任追究机制,强化决策责任.     

透过"橱窗"看到的福利国家--一个基于瑞典的案例分析

瑞典福利国家制度的显著特征是覆盖面广、设计项目多、保障水平高,注重"公平"胜于注重"效率"。20世纪70年代后,这一制度的实施出现了财政危机,然而更深层次的危机,则是高福利所要求的高税率对人们工作积极性和国际竞争力的打击。因此使之成为改革的重点。瑞典改革案例给予中国重要启示:建设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必然选择,这既是政府的责任,也是人民的企盼;但制度设计要避免重蹈瑞典福利国家制度"过度"福利供给的覆辙。     

诚信社会建设中的政府责任及其局限性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主体机会主义行为空间的增大及对其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是中国社会诚信缺失的重要原因。因此,在诚信社会建设中,政府的基本责任就是进行制度体系的建设,包括制度结构的完善、制度内容的合理化以及有效地执行制度并使自身发挥示范作用。然而,一方面,由于政府自身理性的有限性与自利性导致政府的责任难以充分履行,表现为政府供给的制度约束体系存在边界的有限性、内容的不合理性和执行的失效,这不仅难以约束社会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反而会刺激甚至鼓励其失信行为;另一方面,由于体制的缺陷,政府的责任和定位被扭曲,政府不仅不能为建设诚信社会所必需的以专门从事呵护和培育人性以及守护社会良知等为己任的强大主体群提供充分的活动空间,而且政府自身的强势和渗透及运行逻辑对诚信缺失的社会风气也会推波助澜甚至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市场化制度重构过程中的"制度政府"论析

在制度建设中,政府在市场化制度重构过程中的职能定位的实质是制度政府:制度政府有能力适时并高效地制定和推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制度,具有理性权威、规范运作、广泛认同三个特征.制度政府.一要处理好安排制度的"破"与"立"的结合问题;二要发挥好制度治理与制度激励的职能;三要培育制度整合社会力量的机制,解决好自身在市场化制度重构中有效运作的前提、核心和基础问题.     

论我国转型期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的政府责任与政府角色定位

我国正处于对传统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和设计建设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起步阶段,对于社会保障制度中政府责任定位问题,需要在改革实践中进行积极和有益的探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从国情出发初步建立了以     

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中的政府责任

风靡全球的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在中国遭遇了挫折,正承受着批评、质疑甚至否定,我们面临着因噎废食的危险.通过对中国多个领域民营化改革实践的分析,应该得出的核心命题是:政府责任的充分履行是市场化成功运行的重要保障和必要前提,中国市场化实践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的根源在于转型时期政府责任的严重缺失.鉴于中国的实际情况,政府在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中至少应履行四个方面的责任:推行真市场化,摈弃假市场化;提供足额投入以履行公共服务的基本职责;在市场化中加强监管,做好的监督者和调控者;改善管理,做精明的买主.     

制度供给与权益改进——农民工社会保障权实现与政府责任

社会保障权是农民工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追求公平正义和风险规避之内涵。政府制度供给相对不足、约束力不强已经构成农民工社会保障权利诉求的瓶颈因素。政府应加强制度供给和组织协调,在户籍改革、社保体系与法律法规制度建构等方面有所作为,并在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中承担必要的财政责任。     

日本金融体制改革滞后的政府因素分析

日本于上世纪80年代推行了"渐进式"的金融体制改革,改革呈现出起步时间晚、推进速度慢以及改革不彻底等特点.其中"渐进式"金融改革最大的问题在于对政府金融监管职能调整的滞后.而政府认知的迟滞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则是导致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直至90年代中期"金融大爆炸"改革的出台,金融体制改革才得以实质性推进.     

中国新一轮经济改革方向与中心环节

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第一轮以放权让利为特征、以价格改革和产权改革为中心环节的“体制转型红利”已经基本结束；新一轮经济改革即将开始,方向仍然是坚持市场化取向,以政府改革为中心环节.目前,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各种现实问题和潜在冲突,都与市场化改革取向不足和市场化取向不当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根据中国国情和发展的需要,以政府改革为中心环节推进第二轮的经济改革,除了要推行中国特色的政治改革外,还涉及两项最重要的工作:一是政府与市场关系,包括建设现代服务型政府、限制政府权力,以及对处于不断扩张中的“央企”的规模、范围、领域等进行必要的限制；二是政府内部的关系,根据事权与财权相对称的基本原则,应重点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的不对称关系,强化地方政府的发展责任并防止其发展风险.     

公共财政: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

现代国家的发展都内涵着财政转型,现代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必需公共财政。构建服务型政府是中国政府改革和发展的重要目标,而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发挥所赖以建立的基础就是公共财政的确立。公共财政因其内在性质和基本结构,已不仅是一项经济制度,更是一项政治制度,当前,建设服务型政府必须立足于公共财政这一制度基础。     

日本裁判员制度的理性思考

日本裁判员制度是国民同法官共同分担责任、相互配合、真正以审判主体的法律地位参与到具体刑事案件审判中来的一种新的国民参与制度。该制度规定了裁判员的选任范围、选任程序、权利义务以及违犯该法的惩处措施等。日本司法改革审议会的专家们十分看好这一制度,但日本国民却不认同。究其原因是该制度过分强调了裁判员的国民性、裁判员参与刑事审判的义务,忽视了国民的身份保障。     

俄罗斯地方政府财政制度研究

俄罗斯转轨之后,地方财政制度构成了分权财政体制的重要特征。由于历史、自治程度、民族等方面的差别使俄罗斯具有混合和不对称性联邦制特征,导致了体制的不稳定。地方自主权的缺乏,地方财政制度的安排影响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和宏观经济管理。因此,以提升地方财政自主性,加强地方财政责任的政策选择具有重要的意义。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理论研究

主持人语:随着中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政府管理模式变革逐步提上议事日程。2004年,中国第一次正式提出服务型政府的行政改革目标。服务型政府是相对于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传统的管制型政府的一个新概念。它是一个以公共利益为目标,以公众客观需求为尺度,努力为全社会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现代政府。其特征主要有四个方面:(1)它是一个民主和责任的政府;(2)它是一个法治和高效的政府;(3)它是一个实现合理分权的政府;(4)它是一个为全社会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的政府。关于服务型政府的论文数量已呈几何级数增长,研究…     

俄罗斯经济转型:制度移植、制度陷阱与制度创新

经济转型或经济制度变迁无非就是制度设计和制度移植,并以后者居多.而制度移植的"成活率"相对较低,因为移植过程中往往只关注移植制度的形式,而没有注意制度的内涵,它与本土的非正式制度形成冲突,导致移植失灵,进而使制度变迁掉入制度陷阱.走出制度陷阱的出路只能是制度创新,即将移植来的正式制度形式与本土的非正式制度相融合.实践证明,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制度移植失败,普京执掌俄罗斯政权以来制度创新取得显著成就.     

农民的地权选择与农地制度改革

当前中国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制度得到多数农民的认同。但是,当前农村的土地权属关系仍不明晰、不稳定,农民最担心和反对的是国家或集体剥夺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农民不仅要求土地承包权的长期稳定,还有实行土地私有化的愿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完善的总方向应该是:完善土地二轮延包,改革土地征用制度,建立农地退出机制,实行"农地稳定、公地调整"的政策,建立农村地价评估机制,从而进一步明晰和强化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确保"农民对土地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将长期保持不变,也就是永远不变"。     

制度改革与体制转型——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治行政改革分析

日本20世纪90年代实施了以众议院选举制度改革为核心的"政治改革"、政府行政机构改革以及中央与地方分权改革等一系列政治行政制度改革。其目的是通过多项分进式制度改革实现政治体制的渐进转型,即由一党单独控制国会多数议席、弱势首相、官僚主导体制向多党联合控制国会多数议席、强势首相、政治主导体制转型。制度改革使日本政治体制与政治过程发生了显著变化,推动了政治发展,也给日本政治带来了转型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