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被“遗忘”的诗学旧案:象征主义诗学观念建构中的“二梁之争”

1936-1937年发生的梁宗岱与梁实秋关于"象征主义"的论争,一直未引起学界太多的注意,而在颇为复杂的"二梁之争"背后,实是两位学者因不同的学理渊源所引发的一次诗学问题的交锋。梁实秋古典主义的伦理人性诗学观和梁宗岱象征主义的纯诗论诗学观是他们论争发生的根源所在。论争对中国象征主义诗学观念的建构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价值。     

朗诵诗理论探索与中国现代诗学

中国现代新诗史上 ,朗诵诗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 ,新诗大众化诗学将朗诵诗作为新诗发展最重要的方向加以提倡 ,并逐步泛化为一种主要的新诗艺术的衡量标准。一些纯诗诗学的追求者如沈从文、梁宗岱等则对此提出质疑和不同意见。围绕着朗诵诗展开的诗学探求和论争 ,反映了两种诗学的长期对立与竞争、交错与纠缠 ,也体现了二者对于中国新诗前途的不同理解和思考     

梁实秋的诗学理想与新诗现代性的构建

梁实秋以民族传统为基础,以人性作为诗的原质,在多元开放的宏阔视景中建构起具有人文主义色彩的伦理人性的形式诗学。其重形式、讲法度的理性优雅的诗艺追求是在中与西、古与今诗学传统的碰撞与融合中而形成的对新诗现代化演进的独特探索,其“复古”的企图蕴含着现代的诗性品格。     

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的历史经验

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从诞生起 ,自始至终存在着两对最基本的矛盾 :一是西方现代诗学与中国传统诗学的矛盾 ,二是坚持启蒙救亡与坚持诗歌本体的矛盾。针对第一对矛盾 ,袁可嘉、唐等“九叶”派诗论家继承“五四”以来周作人、梁宗岱、朱自清、穆木天、闻一多、朱光潜等前辈新诗理论批评家融汇中西诗学的理论成果 ,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诗学 ;针对第二矛盾 ,胡适、象征派、现代派、七月诗派等诗论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在此基础上 ,九叶诗派提出了“在现实和艺术之间求得平衡”的主张。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正是在不断地寻求妥善解决这两对基本矛盾的实践过程中 ,逐步萌芽、滋长、发展、丰富、深化的     

主体意识:介于个体与群体之间--中国新诗的两种人称辨析

本文试图通过新诗两种人称(“我”和“我们”)的分析,考察新诗言说者的身份问题,以期描述新诗主体意识变换和迁移的情形,及其标识出的新诗两种诗学观念的抵牾。本文的基本观点是,“我”与“我们”这对人称范畴,标划了新诗观念冲突的基本模式,能够对新诗历史上的某些诗学难题作出解释,尽管它并不能涵盖新诗本身的所有问题,尽管从人称的实际观察来说,不必过分拘泥于表面的“我”与“我们”在诗中指示的方向,因为情形常常是,有些“我”指向的是“我们”,有些“我们”所指的则是“我”。     

本土化位移:中国现代象征主义的诗学命名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体系建构过程中,周作人"象征即兴"的观点旨在为初期白话新诗寻找一条发展新路,梁宗岱对法国象征主义的"合理误读"则蕴涵了中国现代象征主义的基本质素和理论构架,而穆木天从尊奉象征主义到否定象征主义,把诗歌的社会价值等问题带入诗学建构领域。由此看出,中国的文化传统、社会现实、接受者的认知能力和期待视野都参与着理论传播图景的再建构。     

走向诗的本体:中国现代"纯诗"理论

"纯诗"理论是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最为重要的理论命题.它的外来源头是法国象征主义诗学,但它又是一种经过中国理论家改造的本土化的中国现代诗学理论,诞生于中国现代新诗由"散文化"到"纯诗化"的发展过程中.最早提倡纯诗的是后期创造社诗人穆木天与王独清,梁宗岱在20世纪30年代对"纯诗"理论作出了最为深入的阐释,李健吾则将它用来评论当时的现代派诗人作品."纯诗"理论为中国新诗的现代化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倡导中国新诗的二次革命 推动华文诗歌的全球整合——首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综述

由西南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和中国新诗研究所主办的首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于2004年9月19至23日在西南师范大学隆重举行。来自亚洲、欧洲、美洲、澳洲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30余位华文诗学名家出席了本次论坛，围绕“倡导中国新诗的二次革命，推动中国新诗的再次复兴”和“华文诗歌在全世界的整合与繁荣问题”两大主题，开展了自由、活跃、科学的对话与研讨，并取得了广泛的共识。     

倡导中国新诗的二次革命 推动华文诗歌的全球整合——首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综述

由西南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和中国新诗研究所主办的首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于2004年9月19至23日在西南师范大学隆重举行。来自亚洲、欧洲、美洲、澳洲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30余位华文诗学名家出席了本次论坛 ,围绕“倡导中国新诗的二次革命 ,推动中国新诗的再次复兴”和“华文诗歌在全世界的整合与繁荣问题”两大主题 ,开展了自由、活跃、科学的对话与研讨 ,并取得了广泛的共识。“新诗二次革命”的理念引起了比较广泛的反响。本届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吕进的主题报告《三大重建 :新诗 ,二次革命与复兴》和骆寒超、陈玉兰联袂发表…     

吸纳与继承:百年新诗诗学理论建构

中国新诗的理论建构有两个重要的资源:西方诗学理论和古典诗歌理论.当新诗完成白话语言和自由体形式的“革命性”创造之后,着力进行诗歌艺术方面的规范化建设.象征、暗示、戏剧化、通感、蒙太奇等西方诗歌艺术手段被新诗广泛吸收、借鉴;同时也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意境、格律、神韵等诗学理论.新诗在吸收西方诗学资源和继承古典诗歌理论进行自身诗学建构的同时,也保持着对极端“西化”和片面“复古”的警惕.     

新诗传播接受的诗学建构性

读者传播与接受在作用于新诗创作的同时,影响着新诗问题的提出与理论建构。在百年新诗传播接受过程中,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相互依存、对话,在冲突与融合中思考新诗建设问题,生产出不同类型的诗学文献,构建出具有传播接受特性的诗学理论;新诗传播接受媒介的现代大众性,致使现代大众传媒性成为新诗学的突出特征与理论品格;百年新诗传播接受语境制约着新诗理论的生成、建构,使新诗学具有鲜明的语境化特征。传播接受作为主体间的一种对话行为在赋予新诗学以丰富的现实感、时代性的同时,却使得一些重要的诗学命题未能得到系统而深入的探索,弱化了新诗学的理论色彩与体系性。     

论第三代诗歌的传统诗学特征

中国传统诗学观对“第三代诗人”的创作有着明显的影响,这主要反映在诗人创作所体现出来的情感上的“物态化”、艺术上的“隐喻”和“象征”、语言上的“玄言化”以及美学上的“谐谑化”倾向.透过传统诗学特征在其诗歌经验和诗歌文本中的存在状态可以看出,只有将中国传统诗学话语与西方诗学理论有机融合,让中国新诗既流淌着母体的血液,又感应着世界潮流的律动,才是中国新诗发展的必由之路.     

白话新诗派的“真实”诗学观

以胡适、俞平伯、康白情、刘半农、刘大白、周作人为代表的白话新诗派为早期白话新诗的理论建设和文学实践开辟了一条“真实”的道路。白话新诗派在内容写实、情感真挚、艺术真实三个层面对新诗进行了积极的理论探讨和创作尝试。“真实”作为诗歌创作的美学原则，同时也成为诗歌价值的评判标准。在“真实”诗学观的引导下，白话新诗派开拓了新诗的题材和类型，丰富了新诗的文化资源，积累了新诗的创作经验。总结归纳白话新诗派的“真实”诗学观，对厘清白话新诗派的诗学理论，梳理新诗理论的发展脉络，探索具有时代特色的当代诗歌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梁宗岱文学批评的诗笔特征与心灵体悟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梁宗岱是个性鲜明的诗学批评家。他的批评文本往往意象纷披,元气淋漓,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批评家李健吾的文笔即缜密流畅又有"迂回"的曲意,不乏深蕴的情致,自我的坚执。梁宗岱的浪漫气质决定其文笔特色必然是华采的、瑰丽的,也不乏精致透彻的。"走内线"的诗学批评观构成他心灵与个性的写照。梁宗岱的艺术化诗学批评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有重要启示作用。     

客观的偏至——从另一角度看现时代新诗研究的特点

自新诗陷入危机后,现时代的新诗研究似乎特别强调历史的、客观的态度,希望借此可以扭转新诗的不利处境。现时代新诗研究从微观的视角,即不再像以往那样从宏观角度探索新诗本质、发展规律,而是特别注重研究新诗的局部或典型的新诗现象,从微观的视角切入并呈现新诗内部的复杂性、多层次性。告别宏观研究的另一体现,则是现时代新诗研究不囿于既有的学术研究范式,灵活、自由地穿梭于新诗的历史与现状,从不同角度重新思考典型的新诗问题。现时代新诗研究向宏大诗学体系告别,在重新思考新诗的发生以及新诗典型现象的过程中,也在建构自己的诗学观念,所不同的是,他们的诗学主张建构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现时代新诗研究运用反二元对立的思维重新审视新诗典型现象,通过回溯新诗的发生以及发展过程,在史料的梳理与辨析中澄清新诗的历史的、艺术的传统。虽然没有正面回答"新诗是不是诗"、"新诗的标准是什么"等本质问题,但在探寻新诗的别样发生、语言特性与发展过程中,揭示了新诗存在的价值和发展前景。新诗将在危机中迎来新的生机。     

生命诗学:梁宗岱纯诗理论的本体论特征探析

梁宗岱以个人的阅读经验和生命体验为基础,致力于探究诗歌、生命与真的关系,其纯诗理论一方面受到了西方象征主义理论的深刻影响,同时与中国的传统诗歌理论又保持着深度的契合。正是将中西方象征主义诗学进行了融会贯通,在梁宗岱那里,诗,不仅是体验的、形式的,而且在其总体的境界上是"丰富,复杂,深邃,真实的灵境",也就是"象征的灵境"。梁宗岱的诗论充满着体验的、音乐化的、形式的、可实践的、本体论的特点,这些特点无不与生命——诗——真相关联,可以说梁宗岱的诗论是一种实践着的生命诗学。     

论新月诗人的诗学探索及其文学史地位

以理性节制情感、创格律熔铸诗性,是新月诗人顺应新诗发展要求做出的诗学选择。尽管新月诗人对“规范”的利用并未表现出充分的艺术自信,但新格律诗的出现,至少代表着新诗发展的一种向度和可能,其诗学贡献不容抹煞。     

象征的意义——论中国新诗对象征主义的接受

本文将中国新诗对象征主义“象征”论的接受历史进行了如实梳理和辩证剖析。象征主义的“象征”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象征,中国新诗多从创作方法来理解象征意义,并以“兴”来阐发“象征”。中国新诗在接受象征主义过程中融合民族传统审美范式,立足自身发展,并进行了自己的诗学建构。     

中国新诗"经验"之说的引进与确立

自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新诗经历了一个重要的范型转换,即在诗学观念上由“情感”向“经验”的转换。这一诗学观念的转变,既表现为这一阶段对于艾略特、里尔克、瑞恰慈的译介,亦表现为诸多诗人与批评家的争论与不同的阐释。本文梳理了这一观念转变,并以若干“名言”为例,分析了“经验”之说的传播与确立,同时探讨了诗学观念转化在中国新诗建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古典诗学与新诗名家传承关系的三种样态

中国古典诗学与20世纪新诗名家之间一脉不断的血缘传承关系,呈现三种样态：一是新诗名家现身说法,坦承自己的新诗创作与古典诗学的密切联系;二是虽未明确表述过自己对古典诗学的纵向师承,但其新诗创作得力于古典诗学之处仍斑斑可见;三是少数新诗人如纪弦等,公开否认自己的新诗创作与古典诗学的联系,然究其创作实际,亦和古典诗学有着牵扯不断的瓜葛。理清古典诗学与新诗名家之间的传承关系,对于建立中国诗歌史发展演变的整体观,提升古典诗学研究与新诗创作批评的水准,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诗学体系,均有突出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