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网络社会中的言论自由——以“政府治理”为切入点

言论自由在很多国家被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写入宪法,通过这样的方式赋予其一国最高的法律保护。20世纪末以来,网络开始成为人们信息交流的新平台并开始逐渐改变我们的生活学习方式,这给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带来了新的压力和挑战,网络社会中的言论自由以及政府的监管治理成为当今社会的重要研究课题。从言论自由的概念入手,分析我国网络社会中的言论自由以及对现阶段政府治理手段进行分析和研究从而提出对于政府治理网络社会中言论自由的完善措施。     

网络言论自由的问题与相关立法分析

言论自由权作为宪法明确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之一,通过一种新兴的、特殊的载体——网络,得到普遍存在和发展。网络言论自由在信息传播中具有便捷性、广泛性、匿名性的特点。开放便捷的网络平台,弥补了传统媒介的不足,使得言论自由权的实现成为可能;但保护的缺失和限制的缺位诱发了网络言论自由在一定程度上的滥用。我国在立法上,对于如何规范网络言论自由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但在程序和实体上还存在一定的问题,有待修正。     

言论自由: 网络法治的“母”与“子”

作为言论自由在网络社会的表现,网络言论自由既有传统表达自由的共性,又蕴含特殊的规制难题.现时期出现的各类网络言论自由界限与法律缺位的案例使得相关多方的权利保障面临困境.西方国家对网络言论自由的规制以及我国现实司法实践中的良性做法提供了制度改革的思路.     

网络虚拟社会的协同治理问题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和自媒体时代的来临,规制网络失范,实现网络空间的法治化,是网络虚拟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当前社会治理中日益重要的一环。网络虚拟社会与“言论自由”与生俱来,治理网络虚拟社会实质上就是保护和平衡言论自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社会管理的思维惯性和国家威权主义的作用,网络虚拟社会各方主体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单边主义思维特征和行为模式,已经成为网络空间法治化建设的障碍。针对网络虚拟社会的多主体性、非中心性、不确定性等特点,必须抵制单边主义的思维倾向,引入协同治理思维和理论,建立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网络虚拟社会建设的协同治理体制。     

自媒体“技术赋权”背景下公民参与权的特点及法律保障

公民社会参与及其相应的权利和义务是民主制度的重要构成。在当前自媒体非常发达的背景下,自媒体所拥有的强大技术和丰富资讯对使用者产生了一种“赋权”效应,即不仅扩大了公民参与的范围和广度,也提升了公民参与的层次。但这种“技术赋权”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集中表现在参与权利资格与权利行为的矛盾和割裂。需要以宪法和法律为制度框架,对公民参与权的保障方式进行反思,在认可公民参与权民主价值的同时,对网络言论自由进行界定与规范;加强自媒体权力的引导,增加公民社会参与的方式和路径,实现公民参与权提升与网络环境净化的良性循环。     

论网络时代公民言论自由的法律保障与限制

随着网络媒体的蓬勃发展,言论自由被赋予了新的理念和表现方式,但是公民在发表言论的同时可能会触犯他人的权利。加强对网络言论自由的保护和限制是现代法治发展的需要。我国对公民网络言论自由的法律保障与限制存在诸多问题,应从宪法条文重构、制定专门法律、加强司法救济等方面完善对公民言论自由的法律保障与限制。     

网络"恶搞"电影作品的法律问题研究

对电影作品的网络"恶搞"是我国网络产业发展的新产物,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其显著特点。网络"恶搞"能够迅速流行有深刻的文化和技术背景。从性质上说,网络"恶搞"属于新型文艺评论,也具备构成改编作品的条件。网络"恶搞"在网络的传播可能对电影作品的著作权、相关主体的名誉权和肖像权构成侵犯,尽管如此,我们应当在保护公民言论自由的基础上寻求对其进行规制。     

电视与网络的媒体融合与发展对策探讨

本文对新媒体环境下媒介环境的变化及对公众影响进行了宏观分析;对国外视网融合的背景过程,国内视网融合进程中已出现的各种合作模式和生存态势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指出我国传统电视与网络融合发展的良好前景;目前需要加快步伐拓展电视媒体在新媒介环境下的全业务能力,以实现电视媒体与网络的互动、互补、交合、分享发展和延伸优势,实现新媒体环境下电视的产业化运作和经济效益的长效发展目标。     

论自媒体的伦理边界及其保障机制建构——以微博中的网络谣言为例

自媒体是一把双刃剑,既拓展了人们的言论自由空间,也带来了伦理边界失守、网络谣言滋生泛滥的难题。网络谣言的产生,既有其社会原因,也有网络传播内在特点的因素,某种程度上讲,这是言论自由与公共责任、法治以及政府公共治理之间的博弈。要建构自媒体的伦理保障机制,需要充分发挥自媒体的"自净"功能,更要从政府层面有科学合理的引导措施,实现"他净",通过国家、社会、公民的联动与合作共治,最终实现"网络善治"。     

网络舆论的法律规制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网络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很重薯的一部分．成勺公民实现言论自由权的一个新的平台。研究网络舆论的概念和特点，探讨网络舆论所引发的侵姬隐私权和名誉权现象，分析我国关于网络舆论的法律现状，有助于从现状出现探讨相关对策．以建立网络舆论的法律规制体系。     

论公民言论自由的价值及其法律限制

言论自由是公民的一项最基本权利,包括言论与不言论的自由。言论自由的价值在个人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与国家的建设三个维度上得以体现。但言论自由不等于自由言论,无限制的言论自由只会导致言论的不自由。因此,言论自由在受到法律保护的同时也要受到法律的限制。     

历史与法理视域：罗隆基思想言论自由解读

罗隆基把思想言论自由作为一项重要的人权来争取,反对思想统一运动,主张思想言论自由,其目的就是提倡一种对政府批评的言论自由。在论述中罗隆基用功利主义理论来解释思想言论自由的作用,但并未严格区分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的界限。思想自由是一种绝对的自由,而言论自由并不是一种绝对权利,必须接受法律的限制。     

冲突与协调：网络反腐视角下的官员隐私权保护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反腐成为公民实施监督权的一种有效方式。在有效打击腐败的同时,一些问题也随之产生,如网络反腐中的言论自由权与政府官员的隐私权之间极易产生冲突。如何平衡和协调好网络反腐和官员隐私权之间的关系,保护因网络反腐而受到侵害的官员隐私权权益,就成为一个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对于网络反腐与官员隐私权的协调保护,应坚持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利益平衡原则和比例原则,并从限制官员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增强公民对官员隐私权的尊重和保护意识等路径保护官员的隐私权。     

言论自由及其边界的政治哲学反思

言论自由能够促成知识与真理形成和分享以开启民智,能够规范和约束政治权力以确保民主健全,能够促成和完善互信体系以降低社会运行成本,能够培育和养成正直健全的公民人格以达成积极自我实现。在肯定言论自由的价值与意义的同时,还必须要考虑言论自由的边界与限度。强调言论自由并非意味着国家和政府的退场与缺席,言论自由意味着言论主体自身具有理性负责态度和能力。要把言论自由放大到自我与他者和谐交往所构成的生活共同体中来看待,将自身生活于其中的生活共同体视为自身言论表达的背景和处境,由此通达去暴力的现代话语政治。     

从新闻职业化看西方新闻自由思想的历史演变

西方新闻自由思想的历史发展与新闻媒介职业化历程存在着以下三个方面的互动关系:第一,言论、出版自由最初与报纸无干,后因报刊在政治运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导致统治者的压制,于是,言论、出版自由的问题也就延伸到新闻自由;第二,大众化报纸产生后,经济独立带来角色变异,成为代表民意、监督政府的独立力量.新闻自由恰为免除政府对报纸的干涉提供了法律依据,于是,法律中所规定的个体言论、出版自由实际成了媒介--制度的自由;第三,媒介-制度新闻自由的现实,与法律规定的个体言论、出版自由不谐,法律界人士遂提出"第四权力"理论,试图重新界定新闻自由,并使之与原有的言论、出版自由相区分.     

利维坦、无支配自由及其限度

霍布斯的利维坦假说为后人思考国家主权和公民权利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经典版本, 也产生了利维坦困境。借助于两种自由概念,伯林强化了利维坦困境。罗尔斯的新契约论自由主义国家干涉理论和佩迪特的新共和主义最低限度国家理论分别为解决利维坦困境提供了意见相左但立场鲜明的方案。罗尔斯认为,国家或权力主体对公民权利或自由的限制、干涉和支配是必要的,这构成差别原则的可预见结果。佩迪特则提出了无支配自由理论,试图在最大程度上保护公民权利和自由。虽然佩迪特表示无支配自由理论可以同罗尔斯的初级产品理论兼容,但实际上它是诺齐克所有权理论的新共和主义版本。正像诺齐克的天赋所有权理论不兼容于罗尔斯的初级产品理论一样,无支配自由理论不兼容于初级产品理论,佩迪特在解答利维坦困境上并不成功。     

论“人肉搜索”中的公民权利保护——以隐私权与言论自由的冲突为视角

“人肉搜索”的背后是隐私权与言论自由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冲突,对于二者的调和与平衡,应把握冲突的根源,而这一冲突的根源就在于隐私权文化的缺失以及隐私权法律保护的不周。因而,对于网络环境下隐私权与言论自由的平衡,应侧重于健全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特别是应当弥补宪法保护的缺失。在不得不对网络言论进行规制的情况下,应当在保障人权的基础上考虑实际国情,并且对于言论管制的立法必须符合明确性原则,在最低程度范围内进行规制。     

“网络诽谤解释”之刑法解释论剖析

“网络诽谤解释”以实质解释论为立场,扩张了诽谤、寻衅滋事等罪的成立范围。特别是“网络诽谤解释”借助“累积犯”理论解释诽谤罪的“严重情节”,本质上创制了一种新型的刑事责任承担方式。而网络诽谤公诉情形的增加为公权力介入言论自由打开了缺口。形式解释论以法律条文为中心,禁止司法机关的入罪解释,但不排斥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坚持形式解释论可防止传统犯罪网络入罪的异化,平衡名誉权与言论自由权保护之间的关系,彰显罪刑法定原则的人权保障精神。     

关于网络反腐的宪法学思考

网络反腐是当代的党务新词。在互联网时代，网络反腐蕴含着积极的宪法意义。网络反腐彰显了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和监督权，落实了宪法规定的公民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利。应当通过宪法引领网络反腐的制度建设，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加强对网民及网站的管理引导，实现网络反腐与传统反腐方式的有效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