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迁移对中国农村家庭养老分工的影响

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1-2003年"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跟踪调查数据",采用随机效应的Logistic模型,研究劳动力迁移对农村家庭养老性别分工的影响.发现,子女外出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农村传统家庭养老的性别分工模式,但是子女代际支持的性别差异正在缩小,女儿在家庭养老中的作用提高.外出女儿对老年父母增加经济支持的可能性更大,使子女对父母经济支持的性别分工差异缩小;外出儿子对老年父母增加生活照料的可能性更小,促使子女生活照料的性别分工差异缩小;而外出使女儿对老年父母增加情感支持的可能性更大,儿子和女儿在代际情感交流方面的差异进一步扩大.     

高等教育回报与农村父母养老意愿——基于代际关系视域下的考察

文章通过对广东54个农村社区中有子女大学毕业后在城市工作的农村父母的问卷调查,探讨来自子女的高等教育回报和农村父母的养老意愿。研究发现,农村子女大学毕业后在经济和精神慰藉方面能给予农村父母不同层次的回报,但是,毕业年限不长的子女因工资待遇较低影响了对农村父母的经济回报。研究也发现,农村父母表现出有随子女到城市养老的较强意愿。因此,应逐步建构以家庭为单位的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福利政策,重视农村大学生工作后的“在职贫穷”问题,从远距离照料和异地养老两个方面关注农村父母的养老问题。     

子女代际经济支持对农村老年人参与新农保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老龄化背景下,子女经济支持与新农保在农村养老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旨在分析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对老年父母参与新农保的影响。主要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库（CHARLS）,利用spss的交叉列联表相关检验功能检验了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与农村老年父母参与新农保的相关关系。发现有无子女的经济支持以及经济支持的水平与父母是否参与新农保是显著相关的。子女的代际经济支持与参与新农保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农村子女对父母的代际经济支持都会不同程度地“挤出”或“挤入”父母参与新农保。在鼓励参与新农保、提高待遇水平的同时更应注重家庭子女赡养的“反馈模式”,促进二者相互融合。     

我国新时期农民生活与养老状况分析——基于安徽、北京两地的问卷调查

通过问卷调查方式,从微观视角对安徽北部地区和北京郊县地区农民的生活与养老状况进行统计分析。总体上,目前农村老人空巢率居高不下,生活经济来源单一,收入偏低;日常生活方面,子女因婚后或外出打工看望父母次数较少,对父母关照不够。农民养老困难主要集中在生病或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非经济赡养问题上;对于欠发达地区,生病费用和生活来源仍不容乐观。应该立足于不同地区农村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将家庭养老、土地保障与社会养老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构建现代农村养老保障体系。     

中国养老模式:传统文化、家庭边界和代际关系

运用理性选择理论分析当代中国的养老模式,从亲子间互动的角度解释了中国社会的代际关系及由此引出的家庭养老模式;社会经济变革剥夺了老年父母在家庭内部的核心地位,当父母失去了经济控制力及孝道所赋予的权威,子女也不再对父母绝对顺从,亲子之间必然会出现一种新的代际关系;虽然中国的社会结构性变化削弱了家庭中长辈的权威,但维持良好并持久的亲子关系的客观经济需求却仍然存在;在中国包括孝道在内的文化环境的影响下,父母通过投入大量家庭资源以建立强有力的亲子关系,并由此保证成年子女履行代际之间的"合约"不失为一个非常有效的选择;父母和子女这种互动行为的结果是家庭的边界涵盖了老年父母和成年子女的相对独立的家庭,而且家庭养老能够在没有来自国家或个人家庭负面惩戒的情况下得以保证.     

子女照料对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影响——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

利用2013和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基于“健康资本模型”和“社会支持理论”提出研究假说,分别从情景记忆得分、精神状态得分和抑郁状况得分三个角度探析了子女照料对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子女照料对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有积极影响,这种影响会随照料强度的增加而有所变化且对女性和中西部的农村失能老年人影响更大;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表明,子女照料可以通过增加老年人参加社会活动和进行身体锻炼的机会以及提高对子女的满意度来改善其精神健康。因此,有效利用以子女为主的家庭养老资源,构建以家庭照料为基础的多元供给服务体系,有助于提升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水平,助推“健康老龄化”。     

土地流转对中国农村老年人照料方式的影响

分析土地流转对中国农村老年人照料方式的影响。总体来看,中国农村老年人照料状况不容乐观,需要照料的老年人中,超过2成无人照料。土地流转、子女外出务工、经济贫困以及代际关系疏离都会显著降低农村老年人家庭照料的可能性。土地流转与子女就业、代际关系交织互动地影响农村老年人照料方式,但土地流转与经济收入的相互促进作用对老年人照料方式没有显著影响。全部子女务农或代际关系疏离的土地流转老人社会照料的可能性显著更高。实地调研资料也显示,不少农村地区已经在探索“以地养老”的社会养老模式。     

农村50岁以上独生子女父母的家庭结构与亲子关系——基于南京市高淳县195户的调查

对南京市高淳县的抽样调查表明,农村50岁以上独生子女父母家庭成为空巢的超过六成,主要原因是子女外出打工或就业。该群体大多数人觉得2个孩子对于养老来说更好,但靠子女养老的观念已大为减弱。这些家庭的代际经济互动开始由父母养育子女为主转向子女对父母反哺为主。近七成独生子女父母赞成与子女分开住,超过一半的人明确表示即使子女今后迁往城镇,他们也不会到子女家住,但同时他们并未显示出对社会养老保障的信任,这种窘境使这些曾为人口控制作出突出贡献的老人面临严峻的养老挑战。     

转型期子女数量与人力资本积累对农村养老影响实证研究——以安徽和四川为例

本文以贝克尔家庭生育决策分析框架为基础,通过农户养老效用模型和安徽、四川农村实地调研数据,对子女数量、人力资本积累与农村养老之间的关系作出分析和检验。实证研究发现,经济支持和精神慰藉比生活照料对养老影响更加直接,与“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不同,子女数量对老人幸福的影响并不显著,子女质量(人力资本积累)才是影响养老经济支持的关键,生育决策是人力资本投资和养老保障共同作用的结果。这说明,随着农户对子女数量依赖性降低以及农村养老体系完善,即便生育政策逐渐调整,农村生育率仍可以保持在稳定水平,有针对性地加强农村地区公共教育和技能培训,提高农民收入和经济支持,重视社区养老和精神慰藉,才是转型期改善农村养老状况的有效措施。     

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交往调查

利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农村老年人养老情况调查＂数据,探讨了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交往的现状与特点。结果表明,农村代际之间的经济与劳务交往仍然十分普遍,子女对上代的支持依旧是代际交往的主要方向。然而,在经济发达地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对代际关系的影响已经显现出来,老人的经济独立性提高,子女养老的经济负担大为减轻。但是,当老人生病时,子女依然是照料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今后,在农村,除了要继续扩大社会养老保险覆盖面并提高保障水平外,还需要解决老年社会化照料服务问题。     

中青年农民工回流对农村老人养老的影响

从人力资本视角出发,统计中青年农民工回流后农村老人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变化,并运用有序Logit模型探索中青年回流农民工人力资本对农村老人养老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中青年子女回流后,对农村老人的经济支持未出现明显减少,呈现总体持平,略有增加的特点;对农村老人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呈明显增加趋势,但精神慰藉增加幅度相对有限。中青年回流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对农村老人的经济支持变化和精神慰藉变化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因而采取措施吸引农民工返乡,并增加其人力资本积累对发挥家庭养老作用、改善农村养老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农村已婚独生子女养老支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江苏、安徽、四川为例

根据江苏、安徽、四川三地的336份入户调查数据,对农村已婚子女日常生活支持和子女身份的交互分析发现,农村已婚独生子女和同龄非独生子女对父母的养老支持总体上并无显著差异。相比非独生子女,农村已婚独生子女对父母的精神慰藉占有优势,而在劳务支持方面稍逊一筹。对农村已婚独生子女养老支持因子分析生成的3个变量进行多元方差分析表明,学历、夫妻年纯收入和地区是显著影响子女对父母经济型支持的因素,性别、是否有耕地和地区是显著影响子女对父母非经济型支持的因素,是否和父母同住、夫妻年纯收入和是否有耕地是显著影响子女对父母劳务型支持的因素。     

中国农村网络家庭中养老支持的趋势与变迁------来自七省调查的发现

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010年七省区城乡家庭结构与代际关系调查数据,揭示了农村网络家庭中养老支持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当前农村网络家庭中子女家庭给予父母的养老支持水平较低,且重视经济支持,日常事务性支持与情感支持欠缺。因子女外出就业、结婚而形成的网络家庭中的亲代得到的养老支持显著高于因儿子分家而形成的网络家庭中的老年人;亲代与子代配偶相处得越好,亲代得到的养老支持越多。当前农村网络家庭中亲代家庭与子代家庭在代际支持上“分而不离”,但受居住距离的影响,加之家庭子女数减少,未来网络家庭的养老功能将趋于弱化。在居家养老仍为农村主要养老方式的现实下,为提高农村老年人养老水平,改变农村地区的养老模式,发展农村养老产业,实现农村养老资源多元化的同时,重视农村现代养老文化建设已成为必然。     

农村养老保障现状及其支撑条件——对山西农村调查资料的分析

对2004年山西农村养老调查资料的分析表明:山西农村的养老模式总体上仍属于传统的家庭养老,主要特征表现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养老的经济支持力度有显著影响,而经济支持的来源却直接受政策、风习、道德等社会因素的制约;老年人的经济支持以家庭为主,家庭中以老人自己的当前劳动收入为主;其生活方式以单独居住、自我照料为主;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尚未建立,集体经济对养老的支持极其有限;多子女老人不具有养老优势,计划生育有利于养老保障.     

城市独生子女空巢家庭的阶段划分与特征

根据家庭成员的年龄将城市独生子女空巢家庭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子女依赖期,是从独生子女离开家庭开始到父母退休为止.这一阶段独生子女在情感上与父母交流较多、在经济上依赖于父母.第二阶段为子女独立期,是以独生子女成立定位家庭和父母退休为起始.此阶段父母对于子女的情感依赖增多,子女在经济和生活照料上对父辈仍有一定的依赖.第三阶段为父母依赖期,此阶段的特征是父母成为高龄老人,在生活照料、经济供给和情感交流上都依赖于子女.     

成年子女照顾者和老年人居家养老研究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居家养老成为老年人照顾领域中重要的养老方式.对深圳老人成年子女照顾者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接近三分之一的老年人选择和成年子女共同生活,成年子女照顾者在照顾老人的过程中面临压力,男性和女性照顾者在经济、时间和心理所受到的压力有所差异.老人在经济方面更依赖男性照顾者,而在生活照料方面则更依赖女性照顾者,老人更倾向于与儿子同住,成年子女照顾者也对居家养老服务提出了具体的需求.     

中西方代际情感回报模式比较研究

中西方代际情感回报模式的差异主要体现为:当伐中国是一种家庭亲情回馈模式,它是以家庭内部子女对父母的"反哺式"式物质赡养和以家庭亲情慰藉为核心的多样化的精神赡养为主要特点.西方发达国家是一种"有距离的亲密"模式,从物质层面看.它通过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以社会财富的代际转移形式得到间接体现;从精神层面看,它立足于社区照料与居家养老服务,以专门养老机构的精神慰藉为辅助,以子女对父母的日常照料与情感支持为倡导性伦理责任.随着我国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完善和居家养老的发展,中国模式将与西方模式趋同.     

谁更会给老年父母人经济支持？

[内容]文章利用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农村部分)》数据,对同一家庭不同子女的具体代际经济支持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农村家庭养老仍然有着广泛的基础,子女代际经济支持比例和数量存在子女性别、子女排行、子女婚姻、子女受教育程度、子女的居住方式、子女的迁移距离和子女的经济状况的显著差异,女儿和儿子在代际经济支持上同时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老年父母个体因素、子女具体状况和代际关系都对代际经济支持有显著影响。     

农村老年人的社会支持困境与对策研究

我国农村老年人口比例逐渐增大，老龄化进程加快，社会支持需求问题日益凸显。依据2010年和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以及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农村老年人不能自理比例高于全国，且空巢比例较高，养老与照料需求较多。从农村老年人的正式与非正式社会支持来源来看，农村社会保障水平较城镇仍有一定差距，农村老年人获得的子女经济支持水平不高，照料与情感支持有限。基于农村老年人社会支持困境，建议从政府、社区、家庭和社会多方面完善老年人社会支持，应对农村老龄化问题。完善农村老年人基本养老与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关爱特殊困难老年人；建立健全家庭养老支持政策；充分运用农村社区平台，增加农村老年人社会支持来源。     

中西方代际情感回报模式比较研究

中西方代际情感回报模式的差异主要体现为：当代中国是一种家庭亲情回馈模式，它是以家庭内部子女对父母的“反哺式”式物质赡养和以家庭亲情慰藉为核心的多样化的精神赡养为主要特点。西方发达国家是一种“有距离的亲密”模式，从物质层面看，它通过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以社会财富的代际转移形式得到间接体现；从精神层面看，它立足于社区照料与居家养老服务，以专门养老机构的精神慰藉为辅助，以子女对父母的日常照料与情感支持为倡导性伦理责任。随着我国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完善和居家养老的发展，中国模式将与西方模式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