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代照料与老年人年龄认同:子女代际支持的中介效应

年龄认同是个体对衰老进程的主观体验,是健康老龄化的重要内容。以往关于照料孙子女与老年人年龄认同的相关性的研究较为少见,并且没有关注子女代际社会支持的作用,关于中国老年人隔代照料与年龄认同的相关研究也极为缺乏。本文根据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调查追踪数据,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隔代照料与中国老年人年龄认同的相关性,同时利用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法考察子女代际社会支持(代际经济支持、代际工具支持和代际情感支持)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隔代照料与老年人年龄认同显著相关,即照料孙子女使老年人有更积极的年龄认同;隔代照料与城市老年人年龄认同显著相关,与农村老年人年龄认同在统计上不相关,与老年女性年龄认同显著相关,与老年男性年龄认同在统计上不相关,照料孙子女对老年人的影响具有城乡差异性和性别差异性。进一步的中介效应分析发现代际经济支持、代际工具支持在隔代照料与老年人年龄认同之间发生了完全中介作用。本文研究结果表明隔代照料对老年人及中国家庭所发挥的作用和价值不容忽视,社会和家庭一定要关注老年照料者的健康问题和生活需求,要重视老年人在家庭中的价值和作用。同时,对于照料孙子女的老年人,其成年子女应给予更多的代际支持,提升照料孙子女对老年人健康和幸福的促进作用。     

照料留守孙子女对农村老年人养老支持的影响研究

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调查数据,采用随机效应模型,研究农村老年人提供孙子女照料对家庭代际支持的影响。研究发现不管对儿子还是对女儿,提供孙子女照料都会加强其对老年父母的代际支持。但是子女与老年父母居住距离的差别,造成照料孙子女作为结合家庭的中心资源所起到的作用有所不同。其中由于儿子被寄予养老的主要责任,与老年父母代际交换关系受居住距离的影响更大。老年父母与儿子之间的服务性(生活照料)互惠关系随居住距离的增加而增强,但情感回馈则被削弱,且老年母亲通过向儿子提供孙子女照料得到经济回报的互惠关系强于老年父亲与儿子的互惠关系。老年父母向其子女提供孙子女照料帮助符合合作群体模式下交换的目的是增强回报能力的原则。     

照料未成年孙子女对农村老年人生理健康及心理福祉影响的追踪研究

利用跨越18年的7期专项追踪数据，考察照料未成年孙子女对农村老年人生理健康及心理福祉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低/高强度照料”“照料且与子女同住/不同住”与“不照料变为照料”显著提升了老年人行为能力的发展，而“一直不照料”与“照料变为不照料”则相反；“高强度照料”“照料且与子女同住”与“一直照料”显著提升了其健康自评的发展，而“一直不照料”则相反；“一直照料”显著提升了其生活满意度的发展，而“一直不照料”则相反；“低/高强度照料”与“照料且与子女同住/不同住”显著降低了其抑郁的发展，而“一直不照料”与“照料变为不照料”则相反。结果反映了低龄老年人适度隔代照料有益于其生理健康及心理福祉的发展，揭示了这一影响根源在于其自身年迈的父母角色与其作为隔代照料者的“父母”角色之间的和谐发展。     

中国老年人隔代照料与 健康后果的实证研究及政策思考

在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研究中,隔代照料这一选题极为重要,隔代照料也是老年和家庭福利政策制定的重要影响因素。老年人隔代照料与健康问题日益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但对两者相关性的深入实证考察较少,仅有的研究也未就隔代照料产生的健康后果达成共识,政策应对亦存局限。为此,本文基于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截面数据,探讨中国老年人照料孙子女对自身健康产生的后果及几个主要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对其进行量化研究并通过稳健性检验。研究得出三项基本结论:隔代照料的健康后果受到照料强度、子女特征、居住模式及老年人自身罹患慢性疾病状况的影响,在不同的特征状况下呈现不同的健康结果;照料者受教育程度、照料者性别、健在子女数等变量间的交互作用对被解释变量(照料者健康)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调节作用,成年子女向上的代际支持也对老年照料者的健康发挥了调节作用;使用工具变量(照料者是否享受老年优待政策)进行因果识别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间的内生性问题。最后,本文基于上述实证研究的结果从代际关系视角、社会性别视角和老年婚姻社会功能等方面提出公共政策的应对思考,以期为制定相应的老年和家庭福利政策提供策略和依据。     

子女结构对农村养老中的资源交换机制的影响

本文采用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中甘肃和安徽两省追踪调查数据,运用广义线性模型、 logistic回归模型等分析方法,结合代际支持动机理论和能力理论,考察子女结构对农村养老中的资源交换机制的影响。结果发现：不管是经济支持还是情感支持,长子女和幼子女之间,儿子和女儿之间都存在分工关系和替代关系,以满足老年人的各项需求。子女的孩次、性别均对代际资源交换存在显著影响,孙子女的性别和数量对年轻一代和年老一代的代际动机产生显著影响,其中居住距离、外出务工和父母照料孙子女是不可忽略的中间因素。     

隔代照料经历对中国老年人养老意愿的影响

中国人口老龄化已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对社会经济发展和家庭变迁产生广泛影响,家庭内部代际互动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伴随“三孩”生育政策的实施,为兼顾工作与家庭,越来越多的年轻夫妻向子女的（外）祖父母寻求育儿帮助,老年人隔代照料作为家庭层面支持生育的有效方式之一也逐渐成为老年人晚年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运用2015年和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借助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和广义结构方程模型分析隔代照料经历对中国老年人养老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隔代照料经历会增强老年人家庭养老意愿,体现了家庭内部资源代际交换与家庭成员责任承担的相互交织;子女给予老年人养老支持起部分中介作用,即隔代照料经历使老年人获得更多的经济支持、生活支持和情感支持,进而强化其未来与子女同住的养老意愿。在现阶段生育政策不断调整、家庭结构发生改变的背景下,家庭养老始终是我国最主要的养老方式,（外）祖父母照料孙子女是一种积极主动的选择,有利于缓解家庭育儿压力,突出老年人的家庭价值与社会价值,完善“一老一小”服务体系,促进代际协作融合,在家庭内部逐步形成照料孙辈与赡养老...     

中国老年人的照料需求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的验证

以往文献表明中国老年人传统上依赖家庭照料,亲子关系是家庭关系的核心,这与西方的社会化照料模式以及夫妻关系核心呈现明显不同的特征。但是,伴随着现代化、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国传统的社会支持模式正在发生改变。本文利用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2014)数据,采用有序Logistic回归方法对老年人的照料需求模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现阶段中国老年人的照料需求模式正在转变,虽然以家庭为主的传统照料模式依然是老年人照料需求模式的主体,但转型期照料模式和社会化照料模式已被部分老年人接纳。家庭代际支持的强弱对老年人照料需求模式选择仍然具有最为显著的影响;健在子女数量在2个及以上的老年人更倾向于选择传统照料模式,而没有健在子女或只有1个健在子女的老年人则更倾向于转型期照料模式和社会化照料模式;老年人经济状况与子女数量交互影响照料需求模式选择,低收入且子女少的老年人面临着照料困境。研究还显示老年人主观健康状况、养老观念对照料需求模式选择具有显著影响,主观认为自己不健康的老年人以及具有现代养老观念的老年人更倾向于选择社会化照料。老年人照料需求模式具有显著的地区差异,自西向东表现出对社会化照料模式的接纳。     

老年人与子女同住 对老年健康的影响分析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持续加深和疾病谱的转变,当前社会存在大量老年照料需求,尽管国家和社会在积极构建养老服务体系,但短期内与子女同住的家庭养老模式仍将发挥重要作用。与子女同住会对老年健康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对于不同健康程度的老年人也存在差异。本文基于南加州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中心提供的Harmonized CHARLS 2013-2015年追踪数据,选取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群体为研究对象,以虚弱指数表征健康结果,采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的方法探讨与子女同住的居住模式对老年健康的影响及这一影响对不同虚弱程度的老年人是否匀质,通过滞后模型设计和倾向值匹配法控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居住模式与虚弱指数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表明居住模式会影响老年健康水平;与子女同住对老年人健康存在负面效应,而在父母附近分而不离的居住模式相较于与子女同住而言对老年人的健康更为有利;与子女同住对老年健康的这种负向影响对于不同虚弱程度的老年人而言是非线性、非匀质的,大致呈先增后降的倒U形分布,表明不同健康状况的老年人对子女的照料需求是不同的,这种影响在不同性别、城乡和年龄段的老年群体间各有差异。这就为与子女同住的居住模式提供了一些警示,与子女同住不能改变老年健康衰减的趋势,应尽量减少或规避可能增加老年人晚年健康负担的风险性因素,让"家"真正成为老年人安享晚年的港湾。     

利还是弊:“啃老”对老年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ARLS)2011年数据,实证分析子女"啃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在考虑了数据聚类特征的情况下,发现老年人向子女提供经济支持有利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提高,而照看孙子女则降低了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而且,上述影响在不同老年人群体间缺乏一致性,也就是存在性别、城乡、年龄、不同经济状况间的差异。此外,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年龄、受教育程度、个人经济状况及所在社区情况都会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     

照料史、隔代照料对我国中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基于Harmonized CHARLS的研究

现代社会家庭规模以小型化和核心化为主,但不论农村还是城市,孩子的生养教化等功能仍由家庭承担,很多祖辈依然承担着照料孙辈的任务,隔代照料在现代社会仍发挥重要作用。隔代照料对照料者的健康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因"居住安排"而异,同时照料状态的转变,即照料角色的获取或退出、持续或中断等不同"照料史"的变化对照料者的健康也有影响。本文采用南加州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中心提供的Harmonized CHARLS 2013-2015年追踪数据,选取45-80岁的中老年人为研究对象,以虚弱指数表征健康结果,运用滞后变量回归模型,从"居住安排"和"照料史"两个维度研究隔代照料行为对照料者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与子女同住且提供隔代照料对老年人的健康有改善作用;照料史的动态变化影响照料者健康,新进入照料角色对照料者的健康有改善作用;在照料孙辈的同时,祖辈出于利他主义动机为成年子女提供经济支持能显著改善其健康状况;男性在提供隔代照料过程中更容易经历健康的亏损,尤其是单身的男性照料者;以上结论仅适用于70岁以下的照料者,对于70岁及以上的老年群体,长期提供隔代照料会加重健康负担。     

家庭结构对老年人代际支持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项目2008年的数据,分析了家庭结构的变迁（表现为居住安排与子女数量两方面）对老年人所获得的来自子女的代际支持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是否与子女同住会影响老年人获得的经济支持、情感支持与照料支持,而子女数量对代际支持的获得有正向作用。     

家庭“向下”代际支持行为对城乡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兼论认知评价的调节作用北大核心CSSCI

文章根据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通过线性回归模型分析老年人在代际关系中的"给予"行为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以及老年人对这些支持行为的认知评价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老年人给予子女经济支持、家务支持对其心理健康有正向作用,但认为子女需求过多对其心理健康有负向作用。城镇老年人的认知评价会显著调节照顾孙子女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方向,农村老年人的认知评价会显著调节"向下"经济支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方向,结果支持认知行为主义的ABC情绪理论。因此,在倡导积极老龄化并发挥老年人在家庭中作用的前提下,缓解城镇老年人照顾孙子女的压力、缓解农村老年人的经济压力分别是保持其良好心理健康状况的重点。     

社区照料服务可及性对城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文章利用2011、2014和2018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数据（CLHLS），实证检验社区照料服务可及性对城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1）社区照料服务可及性显著提升了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评价为“很好”和“好”的概率，降低了“一般”和“不好、很不好”的概率。（2）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社区照料服务可及性对于自我健康感知较差、对非家庭成员有社会依赖、仅与子女同住或与配偶及子女共同居住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提升效果更显著。（3）对于目前尚无照料需求的老人，社区照料服务可及性减轻了其焦虑程度，进而提高了生活满意度；对于有实际照料需求的老人，在家庭照料未满足时社区照料服务可及性能够显著提升其生活满意度。文章认为，应充分认识社区照料服务对老年人幸福晚年的价值和作用，提供全方位的社区照料服务，实现老有所护、老有所安，提升老年群体服务获得感、照料满足感和生活幸福感。     

老年人长期照料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

伴随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的发展,老年人口中带残存活者的数量不断增多,长期照料服务将是未来社会养老服务的重点,但学术界对老年人长期照料模式方面的研究不多。本文在对过去理论文献进行梳理后对影响老年人长期照料模式选择的诸多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统计分析,得到结论:居家长期照料仍是老年人照料的主要模式,社区照料服务的介入非常必要;接受机构长期照料的群体主要是经济状况好、不能自理程度高、代际间亲密性弱的南方城市长期照料老年人;子女的经济支持和子女数量并不能阻碍老年人选择机构长期照料。     

老年人长期照料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

伴随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的发展,老年人口中带残存活者的数量不断增多,长期照料服务将是未来社会养老服务的重点,但学术界对老年人长期照料模式方面的研究不多。本文在对过去理论文献进行梳理后对影响老年人长期照料模式选择的诸多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统计分析,得到结论:居家长期照料仍是老年人照料的主要模式,社区照料服务的介入非常必要;接受机构长期照料的群体主要是经济状况好、不能自理程度高、代际间亲密性弱的南方城市长期照料老年人;子女的经济支持和子女数量并不能阻碍老年人选择机构长期照料。     

美国远距离老年照料及其借鉴意义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老年问题在我国日益引起社会的关注.在我国传统社会中,老年人养老在家庭进行,养老支持基本上由家庭成员(主要是子女)提供.但在现代社会,这种养老方式日益受到挑战,特别是人口迁移流动的增加导致老年人与成年子女分住两地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而这种代际的空间隔离一定程度上会阻碍老年人获得来自成年子女的照料支持.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在我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将考查美国的"远距离照料"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谁来照顾老年父母?——机会成本视角下的家庭分工

在扩展型家庭(Extended family)内部,成年子女共同承担赡养老年父母的责任,研究子女如何就照顾父母进行分工既有助于我们理解扩展型家庭内部的决策机制,也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由于每个成年子女照料父母的机会成本不同,资源的优化配置意味着照料父母的责任应该主要由照料机会成本较低的子女来承担。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3年的全国追访数据(CHARLS 2013),选择子女与父母见面的频率作为衡量照料责任的指标,本文对成年子女照料父母的分工进行实证检验。利用固定效应Logit模型进行估计,发现子女的受教育程度越低,其成为父母主要照料者的概率越大,每天与父母见面的概率也越大。如果用子女及其配偶的收入衡量照料父母的机会成本,则收入水平越低,该子女成为父母主要照料者的概率越大,每天与父母见面的概率也越大。因此,子女照料父母的分工体现了基于机会成本的比较优势,照料父母的责任主要由照料的机会成本较低的成年子女来承担。从政策角度讲,本文的研究意味着政府在制定公共养老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子女赡养父母的分工。由于公共政策可能会对家庭养老产生挤出效应,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考虑该政策可能会对老年人的子女产生不同的间接影响,导致不同的福利分配效应。     

农村家庭子女养老行为的示范作用研究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于2001年5月在安徽省巢湖市农村地区进行了"安徽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问卷调查,并在2003年11月、2006年12月、2009年6月进行了三次跟踪调查。利用调查数据,对孝文化观念下的农村家庭中子女养老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兄弟姐妹间的养老行为存在示范作用,并对老年人获得子女供养的状况有重要影响。结果表明,无论经济支持还是生活照料,兄弟姐妹分担程度越高,子女个体越有可能提高对老年父母的支持;而子女的分担程度越高,老年父母获得的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越多。     

“全面两孩”政策下空巢老年人对子女生育二孩态度及影响因素——以北京市为例

基于2015年底北京市空巢家庭调查数据考察“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空巢老年人对子女生育二孩的态度,结果表明:空巢老年人的政策知晓率极高,支持、反对和不干涉子女生育二孩的各占约1/3;一旦子女生育二孩,近七成空巢老年人愿意提供物质或劳务支持;养老等功利性目的并非希望子女生育二孩的首要原因,经济负担、健康顾虑和照料匮乏是阻碍子女生育二孩的主要因素.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考察影响因素,与子女关系好、身体健康、有配偶等因素会显著提高老年人对子女生育二孩的支持概率,而养老观念开放、受教育程度高和空巢时间长等因素则会显著降低支持概率.空巢老年人的性别、年龄、经济水平、养老选择等因素对因变量没有显著影响.     

快速老龄化时期城乡老年人的家庭养老照料负担

利用2018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2018)数据,设置老年人家庭照料负担水平指标和照料强度指标,对比分析城乡老年人的家庭照料负担和照料强度。研究发现,日常活动能力受限后,镇和乡村老年人的照料负担重于城市老年人;城市老年人的家庭实际照料人数明显少于镇和乡村老年人,日常生活中城市老年人的照料强度高于相应的镇、乡村老年人;生活不能自理加重了城乡老年人的家庭照料强度,且在城市老年人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患重病后,乡村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的家庭照料强度重于相应的城市、镇老年人。健康状况对老年人照料负担具有显著影响,有效降低家庭和社会照料负担需在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中建设立足于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