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对毛泽东等“一大”代表的影响 （下）

“小小年纪肯奋斗”——李大钊与一大代表刘仁静 刘仁静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从生活、学习、思想各个方面得到了李大钊极其重要的帮助,并参加了李大钊创办的“少年中国学会”。在李大钊的指引下,刘仁静思想不断进步,与张国焘一同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北京小组的代表。     

“南陈北李”缘何缺席中共“一大”

“南陈”，就是陈独秀；“北李”，即为李大钊。陈独秀和李大钊早年投身于反帝反封建运动，1915年后领导新文化运动，两人均是“五四”爱国运动的重要领袖。1920年初，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转移到上海。李大钊不顾个人安危，护送他出京，两人在途中共商建党大计，留下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     

中国共产党光辉的历程——从“一大”到“十七大”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有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共15人,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     

破解“一大”召开日期之谜

“七一”这个光辉的日子，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念日。但是，熟悉党史的人可能知道，就在20多年前，由于种种原因，党的“一大”召开的确切日期，众说纷纭，成为困扰党史研究的难解之谜。而拨开历史的迷雾，最先破解了这道难题的就是我军少将、现任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教授邵维正。     

中共“一大”会址的确认

1950年初秋,上海军管会文艺处干部沈之瑜和中共“一大”代表周佛海的遗孀杨淑慧,受中共上海市委的指派,寻找“中共一大”会议旧址。时间过去了将近30年,加之战争的破坏,一切都变了,要在上海找到党的“一大”会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姚溱,为他们提供了一条极为重要的线索:周佛海之子周之友说他父亲的《往矣集》里,提及了他出席中共“一大”时的情形。沈之瑜直奔上海市图书馆查找有关资料。由于周佛海在抗日战争时期堕落成为大汉奸,臭名昭著,他的著作早就被查封了。一番折腾,沈之瑜好不容易才在尘封的书堆中找…     

破解“一大”召开日期之谜

“七一”这个光辉的日子，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念日。但是，熟悉党史的人可能知道，就在20多年前，由于种种原因，党的“一大”召开的确切日期，众说纷纭，成为困扰党史研究的难解之谜。而拨开历史的迷雾，最先破解了这道难题的就是我军少将、现为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教授邵维正。     

尼科尔斯基与党的“一大”

参加中共“一大”的15位代表中,有两位外国人,一位是俄国人尼科尔斯基,另一位是荷兰人马林。1920年7月,维经斯基作为共产国际使者来华。8个月后,维经斯基离任回国,他的使命由尼科尔斯基接任。尼科尔斯基来华的目的,是和马林一道帮助成立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共“一大”时,尼科尔斯基年仅23岁。与他同岁的“一大”代表有济南小组的王尽美,比他年龄小的有北京小组的刘仁静(19岁)和济南小组的邓恩铭(20岁),其余的代表年龄都比他大。作为中共“一大”这样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尼科尔斯基长期以来是个谜一般的人物。20世纪80年代之前,包括中国、苏…     

风云际会：建党伟业中的四位湘籍“一大”代表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华大地内忧外患,风起云涌。湖南的一批先进分子立志仿效俄国十月革命,积极进行建党的初步实践,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毛泽东、何叔衡、李达、周佛海等4位中共“一大”代表就是在这个开天辟地的伟大事业中做出过较大贡献的湖南人。     

毛泽东当“红娘”

毛泽东感情丰富、细腻,他乐当“红娘”,在革命队伍中留下许多佳话。巧为刘少奇和何宝珍牵线1921年10月,毛泽东在夏明翰的陪同下到衡阳,以女三师为重点,开展建立党组织的工作。何宝珍就是在衡阳认识毛泽东的。后来何宝珍到长沙,便住在毛泽东家里。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她常和杨开慧     

陈独秀为何没有参加中共“一大”？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马林来到了上海。马林到上海之后不久,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接替维经斯基工作的尼科尔斯基（俄国人）也来到了上海。他们同李达商议,建议“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李达“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两人到上海开会”。国际代表的到来,加快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步伐。     

何政权：雕出“一大”会议“游船”

今年57岁的何政权,退休前是武汉船厂的退休工人。5年前,因为小外孙爱好模型,他也对手工雕刻模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病退休后,他开始潜心钻研雕刻。     

中共“一大”曾在李书城家里召开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李书城是一位传奇人物。他23岁追随孙中山先生参与筹备和组织同盟会,辛亥革命期间在武昌与黄兴并肩战斗,后又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讨袁、护法等战争。1921年前后,李书城支持和帮助胞弟李汉俊在上海发起建党。     

毛泽东教子“三字经”影响了毛岸青一生

毛岸青是一代伟人毛泽东的次子。虽然身为领袖后代，但他为人平和低调，勤奋朴实。这种处世作风的形成，除了他自身严于律己之外，更得益于父亲毛泽东“爱、严、励”的家庭“三字经”教育。     

“文革”中毛泽东对待武斗的态度

“文化大革命”,从文斗到武斗,再到全面内战,对于国家和人民是一场深重的灾难。那么,作为“文革”发动者,毛泽东对“武斗”是什么态度呢?很多史料表明,毛泽东对武斗是持否定态度的。他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明确规定“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中共“一大”召开时53名党员的三种人生

中共“一大”召开时共有8个党小组,53名党员。上海党小组有15人：陈独秀、李汉俊、李达、俞秀松、沈玄庐、邵力子、陈望道、沈雁冰、李启汉、杨明斋、林伯渠、沈泽民、袁振英（又名李震浪）、李季、李中;北京党小组14人：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劫、黄日葵、李梅羹、李骏（李一峰）、张太雷、朱务善;     

“狂人”陈独秀交友二三事

陈独秀是个狂放之人，年轻时“酒旗风暖少年狂”，到晚年依然“且喜疏狂性未移”。可以说，一个“狂”字贯穿于陈独秀的一生。陈独秀是政治“狂人”，他几乎参加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全过程，并且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陈独秀又是文化“狂人”，他手握科学和民主两把大扫帚，     

马林：唯一见证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外国人

马林是在1921年6月到达上海的。一到中国,他就立即着手帮助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先后同李大钊、张国焘、李汉俊等交换了意见,研究确定了召开“一大”的有关事宜,并设法与在广州的陈独秀取得了联系。     

推动共产主义事业前进的三重因素——基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列宁为纠正欧洲部分共产党的“左派”幼稚病,写下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该书总结了俄国革命胜利的重要经验,文中提出推动共产主义事业前进必须满足坚持一般规律同具体实际相结合、建立坚强的党组织及灵活运用斗争策略三重因素。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时期,学习列宁这一重要著作,感悟其深刻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善于建设新世界”思想及启示

西柏坡时期党的首要任务是建立新中国。面对不甘心失败的敌人的质疑，长期在战争中摸爬滚打的中国共产党人能否学会管理城市、发展经济，使中国走向富强？对此，毛泽东同志充满自信地向世界宣告：“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信任和支持

对于中共党史,很多人都认为毛泽东被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排挤,不受重视。毛泽东也曾抱怨“:我可是长期受打击、受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其实,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虽然对毛泽东有过这样或那样的看法,甚至是指责,但总的是信任和支持的。正是经过反复观察和比较后,共产国际最终宣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