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启蒙从五四到今天

在近现代中国的文明发展史上,五四运动以其民主与科学的启蒙精神向世人展示了一面思想解放的旗帜。这面旗帜对中国历史发展影响之深远,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特别是当中华民族从自我封闭的文化禁锢中走出,重新步入世界文化的格局并开始反省自身、建设自身的时候,我们更加感到了五四文化精神的历史意义。七十年后的今天,当     

从陶渊明到白居易:两种形态的现代性追求

陶渊明在乡村中发现了自然的美,找到了在时间的流变中人与物的永恒性。白居易通过陶渊明向外发现了都市生活的美,向内发现了自己对世俗的深情。他们的现代性都以颓废为核心。陶渊明化用道家哲学,通过日常现时性中的历史意识走出历史的流变,把人与自然和谐之美的永恒性带入超历史的空间。白居易利用佛家哲学,通过对日常现世美的体验,把人在世俗生活中的享乐带入一种转瞬即逝性的当下空间。     

从社会转型到文化转型——当代中国社会的特征及其转化

比照社会转型,一种对文化形态转变的理解和思考应运而生.新媒体的普及使原有文化秩序中时空意义发生了转变.网络空间的文化重组,带来现实生活中的意义重构.在文化自觉观念引导下的中国意识的构建,成为当下中国文化转型的一个动力基础.文化转型首先是人对自然界态度的转变,即从对自然无所畏惧的探索和利用,转变到以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去思考人存在于天地之间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文化转型必然要在人心或心态上去做文章.     

从五四启蒙到科学发展观

人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命题。启蒙是在批判传统中追求人的解放,这也曾是五四新文化的重要内容。然而,由于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还没有从社会基础变革中全面展开,因而导致了"理性的缺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展开的背景下,现代性的迅速成长又使人面对着工具理性导致的异化和精神家园的荒芜。科学发展观在理想与现实、工具理性与价值追求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为人的发展确立了切实的实践道路。     

中国二十世纪文学思潮的价值形态

讨论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思潮,必须面对一个特定的文化态势:即在变革开放的文化格局中,东西文化的撞击与裂变,无法拒绝的影响与无可回避的选择,共同构成了中国新文学那种骚动不安、色彩驳杂,覆灭与新生扭结,绝望与希望并存的内在动因。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几乎成为各种文学思潮充分展览的舞台。各种性质不同的思潮之间,很难拥有彻底否定和替代对方的现实力量,相反是在既相互对立又相互接纳,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否定的关系中,得到确立并发展的。因此,面对二十世纪纷繁复杂的文学思潮,任何单纯的流派追踪与描述,孤立地现象罗列与分析,都很难廓清各种思潮的内质规定和外缘关系,而只有依据不同的价值形态对各种思潮加以梳理,我们才能从客观     

当代中国文化形态的划分和嬗变—对三种文化形态的哲学思考

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相互指责，主导文化与大众文化谁整编谁的斗争，实质上是文化形态的优劣问题，对其从表象到表象的浅层指责，暴露出以一种文化形态的普遍性排斥另一种文化形态的特殊性，或是以一种文化形态的特殊性排斥另一种文化形态的普遍性的悖谬，只有确定文化形态的划分依据－文化目的，才能超越众多文化表征，区分不同形态的本质，使比较获得共同的前提，批评更具有效性。     

从现代美育到当代审美文化

美育应该纳入现代审美文化及其发展的背景下来审视。当代审美文化具有其他种种文化不可比拟的特点,加普遍性和超越性,对普遍人性都有深刻的影响,而且超越一切利害关系。它如春风化雨潜移默化,然而又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融阳刚阴柔于一体。它能够无微不至地渗透到所有社会领域和生活方式中去,无论政治、经济、军事,还是科技、教育、文艺,或者服饰、饮食、美容,无不有它的影子存在、魅力存在。这就使审美文化具有美育的特点和作用。事实上,美育正是审美文化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提价了审美文化,也就提倡了美育。但美育还是有它相对的…     

从个体主体性到类主体性——当代主体性形态转换研究

从个体主体性发展到类主体性，是主体性形态自身发展的必然逻辑结果。文章试就此种主体性形态转换的实质进行研究，具体包括主体形态的变革、主客体关系的变化以及发展范式的转换。     

当代中国文艺美学研究的三种形态

文章从当代中国文艺美学的研究现状出发,通过对众多理论学人对文艺美学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的分析,来展现文艺美学研究在当代中国的三种不同研究形态,着重点出了文艺美学学科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的重要性。     

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从晚清到五四

翻译研究派学者勒弗威尔认为翻译是一种改写。译者在翻译时从意识形态和诗学两方面对原作进行改造,以符合译入语的社会需要。以此为理论视角,研究晚清到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状况,分析当时社会意识形态及诗学对儿童文学翻译选材、翻译方法及语言表达的影响。两个不同的时代造就了儿童文学翻译的不同面貌,不同的儿童观和文学范式给儿童文学翻译带来深刻的影响,这样的儿童文学翻译也为当时的社会进步或文学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这说明儿童文学翻译作为一种功利性的行为,似乎总是并且应该保持着动态的特点。     

从复活到拒绝复活——中世纪到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的演变

中世纪以来 ,2 0世纪以前西方文学的基本主题是复活 ,典型的复活主题的作品描写主人公精神上的再生。复活模式是人道主义的形象体现。现代主义是在西欧世界大战后 ,“上帝死了”的思想背景下诞生的 ,现代主义渴望拯救 ,但又对复活表示怀疑 ,表达了对西方文明的幻灭感和绝望感。后现代主义在人物塑造上 ,彻底打破了人是善良的 ,人是宇宙中心的传统 ,创造了独特的结构方式 ,将人生的虚无和绝望作为一贯的表现主题 ,有意识地“反戏剧”、“反小说” ,坚定地拒绝复活 ,这不仅仅是艺术上的刻意创新 ,而且具有重大的文化意义。从复活到拒绝复活这个视角 ,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近代到现代人类思想观念和艺术观念的发展转变规律。     

从畸变到遁逝——浪漫主义在当代中国

“五四”时期有过短暂的浪漫主义潮流,1930年代,逐渐形成了独尊现实主义的趋势,1950年代,甚至产生了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公式。1958年,在毛泽东有关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观点的基础上概括出了“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提高了浪漫主义的地位,有利于将浪漫主义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立流派来加以认识,但在大跃进的背景下,“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提倡导致了虚假、浮夸等弊病,引起了浪漫主义的畸变。“文革”结束后,由于对“文革”虚假的浪漫主义的反拨,提出了“恢复现实主义传统”的口号,浪漫主义受到普遍的诟病和排斥。由于社会现实和思想文化的变化,浪漫主义逐渐从文坛遁逝。     

从独语到对话——论当代中国法制宣传的转型

中国的法制宣传在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中,无疑承担着启蒙民众的重任。然而,目前的法制宣传出现了形式单一、内容强硬等弊端,官方的语言、民众的意见和法学家的观点并未形成交流与互动。由于中国漫长的社会传统和不甚得当的法制宣传方式,中国的法制宣传偏离启蒙的轨道。这需要从根本上改变以往法制宣传以"独语"为核心特征的传统模式,建立以对话为核心特征的新模式。法律固然是一种命令,但也是一种理性的对话。这一对话,贯穿于立法、司法、执法和法律生活的全部过程。在建立公民社会的转型时期,中国法制宣传的关键任务是提高法律素质,增强权利意识,培养法律意识,建立对法律的信心。     

五四与中国当代伦理精神

从五四革命在中国社会和中国国民中播下科学、民主以及求实、创新的种子始,中国文化精神包括伦理精神开始了艰难的划时代变革。继承五四精神,咀嚼着沉重的长痛和剧烈的阵痛,中国当代伦理精神从二十世纪末叶的中国社会和中国国民中,正在艰难顽强地应运而生。中国当代伦理精神在时空参照系上,同中国传统伦理精神和西方伦理理精神相对照,是五四精神在几十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产儿;就表现形态而言,它是社会现代化和人的解放所要求的新型人际关系、伦理生活、道德观念、国民品格、社会风尚的内在精神和必然趋势。本文力图顺应中国社会的历史必然和中国人的需要这双重尺度,立足于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从与五四精神的内在联系中,把握中国当代伦理精神。     

时代大潮与小说形态——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管窥

当我们迈向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将要走到世纪尽头的时候,严家炎先生、钱理群先生主编的煌煌巨著《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也开始面世。 历史靠时间澄清。作为成功与失败交织、圆满与缺陷混合的20世纪中国小说,也正在经     

一个主义,两种模式——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的飞跃

本文用"一个主义,两种模式"来概括描述了毛泽东与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阐述了两种社会主义模式的异同,分析了在中国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产生不同模式的原因。     

从文化变迁看二十世纪满族文学发展的两种路向——以老舍和端木蕻良的创作为中心

入主中原后满族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变迁,北京与东北地区成为承传满族文化的两个重镇。对不同地域的满族文化的认同,使20世纪满族文学呈现了两峰对峙双水分流的状态,老舍和端木蕻良堪称20世纪满族文学两种路向的代表性人物。无论是文学文本中女性形象的审美反差,还是家族文化的价值立场的相异,都反映了两位作家不同的地域文化诉求和审美追求。     

从网络语言透视两种传播形态的互动

"APEC蓝"一词最先在以微信等社会化媒体为首的群体传播中广泛流传,以嘲讽调侃的方式化解正统、权威的主流媒体传播语境。有别于常见网络语言的符号特征,"APEC蓝"不是靠重构能指来戏谑,而是以改变符号素的组合规则来指涉大众传播中缺失的意义,打破"同构",满足群体传播中的意义狂欢。这种群体传播中的网络语言盛景,看似威胁到旧的传播权力中心,但在意义不断的"延异"中,形成了过度娱乐的碎片化信息。"APEC蓝"进入大众传播语境后,重拾缺失的话语,并以权威正面回应的方式使意义再次发生改变,并形成更为稳定和广泛的影响力。伴随语言意义的不断变化促成了群体传播和大众传播两种形态的交织和互动。     

从鲁迅到当代——答问录

近年来面对同仁、学生及媒体记者的问题,以答问方式,回顾个人求学经历,评骘大学今昔,漫谈个人治学得失,在大学教育、鲁迅研究、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等方面．提出颇多思考见解,可供学界交流、参考。     

从反抗到寻路——五四时期新诗发展概观

风狂雨暴、浪花四溅的五四时代,是中华民族大觉醒的时代,也是中国人民思想大解放的时代。帝国主义的横暴侵略和封建主义的腐朽统治,使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再也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而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曙光照亮了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使中国的先进分子终于找到了彻底改造中国的科学思想武器,整个中国社会处在一种激动、兴奋的革命空气之中。这种时代氛围反映到思想文化领域,就是以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革命民主主义者为核心,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文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方面军,也发生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