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劳动与政治主体的重构——哈特、奈格里生命政治的视角

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工业生产失去了它的霸权地位，资本主义转向了非物质劳动的形式。哈特和奈格里不仅研究了非物质劳动条件下新的剥削方式，而且还把它与帝国的危机与大众的解放潜能联系起来。当然，这与他们从主体—政治维度上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意义，彻底否定革命斗争的客观基础，将阶级斗争完全界定为一种纯粹的主观性活动有关。哈特和奈格里把当下资本主义危机诊断为主体性危机，认为生命政治生产的终极目标不是生产客体，而是生产主体本身。哈特和奈格里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论证越来越走向历史或然性。实际上，真正终结资本主义的统治地位，绝不能单纯地诉诸主体维度的劳动者的自治联合，必须返回至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向度，通过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深入剖析寻求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可能性，彻底地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劳动超越资本可能吗——哈特和奈格里的一种解答

与马克思提出的通过扬弃私有财产来摆脱资本对劳动的剥夺之路径不同，哈特和奈格里试图开辟出一条以“共同性”为体征的生命政治路径，设计出了以另类现代性为导向的伦理计划和政治计划，即为了打败现代性并且超越反现代性，创造出一种新的人性，在生命政治的语境下考察劳动在与资本的对抗中何以自主创造共同财富，进而实现对资本的超越。如果说哈特和奈格里的伦理计划是“可行的”，其可行的标志是“新的人性”之诞生，那么，其政治计划则是“可能的”，其可能的前提是“民主社会”的达成。然而，这一伦理计划和政治计划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因为资本主义何时终结仍然充满着悬疑，而资本的狂欢已然拉开了序幕。因此，探索共产主义的伟大工程仍然在路上。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向、深入发掘和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才能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实现劳动对资本的超越！     

“相互确保摧毁”理论:核威慑与帝国的死亡政治限度

当今的战争与其说是与民族国家的领土战略目标有关,不如说是与全球治理的新自由主义计划有关。因此,政治评论家常常认为作为冷战时代显著标志的、可导致世界末日的核威胁已经结束。然而,尽管当代的战争看起来是有限的治安行动,但世界上依然存在着庞大的核武器库。本文对认为核武器依然有着重大政治意义的少数研究成果之一——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三部曲——进行了考察。通过集中展现他们假定的核武器与"帝国"全球生命政治关联的各种方式,本文认为,在两人的著作与先前对核威慑的后现代分析之间可以看出显著的连贯性,后现代分析曾将核威慑视为后现代生活至关重要的决定性因素。通过吸取作为当代主权思想关键人物的卡尔·施密特的思想,同时通过早先一代理论家对施密特的思想进行重新解读,作者考察了空中力量、原子武器和全球律法的政治秩序化之间的关系,以形成当下核威慑的概念。本文认为,这种关于核威慑的后现代思想对于理解"帝国"的生命政治仍有很大意义,同时说明核威慑原理让"帝国"形成了比哈特和奈格里所认为的更为不确定的结构。     

非物质劳动下的生命政治与“帝国”——基于马克思的立场对Empire的解读

在奈格里、哈特看来,非物质劳动是基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新境况而出现的一种新型劳动霸权。在某种程度上,奈格里和哈特的“非物质劳动”与“生命政治”是两个同一概念,它们与帝国、大众等概念有逻辑地勾连成一体,形成了一种以大众本体为基础的主体政治理论。这种以大众本体为基础的主体政治理论以马克思的文本为理论支撑,以现实的社会问题为导向,意在解决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革命可能性问题。然而,其革命可能性的逻辑是以大众本体为基础的主体自我解放逻辑。因此,该理论不过是马克思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基础的革命政治理论片面化发展的结果。     

共同体的生产与创造的两种路径——哈特、奈格里和朗西埃的政治共同体理论之比较

当代西方激进左翼的代表人物朗西埃、哈特和奈格里的理论虽然有诸多差异,但是当他们批判资本统治以及资本主义的等级和权力结构时,他们的理论最终都指向了对政治共同体的建构。哈特和奈格里将共同体理解为批判财产共和国而形成的大同世界,朗西埃将共同体理解为基于平等而展开争议的共同体。虽然他们对共同体的理解在侧重点和角度上有所不同,但都是从一般智能和智力平等的角度出发理解共同性,认为共同体是对共在结构的重新安排;必须打破资本和权力的统治,破除等级制和各种区隔,实现共同体的不断生产和创造,从而形成更好地彰显人的自我本性和生命特质的共在和共享的真正共同体。他们的共同体思想体现了当代西方激进左翼思想家批判虚幻共同体和追求真实共同体的两种不同路径,突出强调了共同体与主体、共同体与身体之间的关联。但他们对虚幻共同体的批判仅停留于对共同性的份额的争夺和平等的感性分配,无法为真实的共同体的建构提供现实的道路。     

非物质劳动与资本主义劳动范式的转型——基于对哈特、奈格里观点的解读

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他们只是为了表明经济转型的一般趋势才勉强使用它的.实际上它更应该被称为生命政治的劳动.这一概念所凸显的是当代资本主义劳动范式的转型及其所内含的解放潜能.不过,由于哈特和奈格里的解读逻辑过于依赖于主体政治的维度,因而表现出了对现实历史过程的简单化理解.     

马克思“共享理念”的三重维度——以哈特和奈格里为视角

挖掘马克思本人的“共享”理念是当前共享理念研究的一项非常必要的工作.哈特和奈格里的“共有”理论为之提供了独特视角,他们认为自然资源、物质性产品和非物质性产品等本应被共有的却被当前资本主义生命政治逻辑私有化.共有变私有阻碍共享,这一视角有助于理解马克思思想中的“共享”理论.马克思亦是从自然资源、物质性产品和非物质性产品三个方面的被私有化去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对共享的阻碍.哈特和奈格里的“共有”理论实质是对马克思的“共享”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共享”理念对我国共享社会的建构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亦有重要价值.     

二十年后对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再反思——为卢森堡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一次辩护

《帝国》发表二十年之后,重新反思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体系的实质,对我们重新认识卢森堡的帝国主义理论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帝国》中,哈特和奈格里批判卢森堡的帝国主义理论,建构起帝国的政治秩序和国家统治。在卢森堡看来,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既要揭示出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又要作出内在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可见,卢森堡对资本主义的诊断和批判依然有效,她的帝国主义理论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因此,重新反思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体系的实质,并为卢森堡的帝国主义理论作辩护,这对我们重新认识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斯宾诺莎与海德格尔:奈格里与阿甘本政治理论的不同基调

在理解生命政治和主权权力、制宪力和宪制权的关系等核心问题上,虽然阿甘本和奈格里的政治理论在某种程度上都试图将传统政治的二元区分模式引向一个未分化的原初领域。但前者主要追随海德格尔,建基于以潜能和空无为形式的生命和存在模式,它们与主权权力不可分割,且总是与自身的不可能或非是相连,因而其本源结构内部必然携带着不可消除的自我否定性和缺失性根基;后者则力图激活斯宾诺莎,始终诉诸人类创构性力量的纯粹内在性与肯定性的存在和生命空间,它们通过自身的绝对充足性和自主性张力,彻底拒绝主权权力的超越秩序,完全消解政治规划中的任何否定性和消极性基调。从本质上看,二者的实质分歧源于彻底对立的存在模式和生命形式,而奈格里视域中斯宾诺莎与海德格尔的激烈对抗则充分揭示了它们无法通约的根本原因。     

奈格里和哈特共产主义思想的三维阐释

在当代西方社会,奈格里和哈特站在哲学的高度,从三个维度对共产主义进行了全新的阐释。立足现实本体维度,认为共有性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与矛盾的中心化指向一种共有的共产主义;立基主体价值维度,认为自我价值增殖在资本运行中的生长趋向于一种主体自我实现的共产主义;立足反抗历史维度,认为反抗方式与政治构成的革新标示了一种作为过渡形式的共产主义。进而回答了在资本大一统情势下共产主义在当代何以可能、何以作为以及何以彰显的问题,丰富了当代西方左翼学者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思考。     

埃斯波西托的免疫逻辑——迈向生命政治的双重转向

在当前意大利有关生命政治话语讨论的氛围中,已经明确地展现出了两条在逻辑上和理论上相互对立的思想线索来审视福柯所创建的生命政治理论,即以阿甘本为代表的否定性逻辑与以奈格里为代表的肯定性逻辑。埃斯波西托认为,他们呈现的只是对福柯生命政治的单向度延伸与继续,这都不足以全面地把握生命与政治的直接关系,并严重地阻碍了生命政治理论在现代性语境中的发展。因此,埃斯波西托力图以免疫逻辑为核心,重构生命政治趋向死亡政治学与肯定性生命政治的双重转向。这是对福柯生命政治的免疫解读模式,为在纷繁复杂的政治社会中重新解读生命、政治、权力的关系提供了另一种思考与解释的视角。     

反思和重塑马克思劳动理论的三重路径——以奈格里为中心

奈格里立足劳动-工人阶级和工作-资产阶级的对抗逻辑,把劳动视为单纯的主体创造能力和获得自由的现实根源,将马克思的劳动理论重构为以本源性、创构性和绝对革命为核心的激进主体理论,强调制宪力的主体化和政治的社会化,拒绝黑格尔与马克思的任何连接。阿伦特对劳动-工作的区分与奈格里完全不同,她把劳动描述成满足人类生命需求的活动和默认暴力的前政治活动,认为马克思将自由等同于劳动解放,进而明确与社会相分离的政治之自主性和制宪原则的非对抗本性。卢卡奇和奈格里一样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转向,他立足实践的社会历史范式,将劳动重塑为立足历史性、人之主体性和去目的论的历史-社会本体,恢复马克思主义中的黑格尔因素,最终割裂劳动-生产领域和政治革命。三者基于特定的理论立场,遮蔽或弱化了马克思劳动理论的科学内涵。     

《帝国》的错觉

美国学者麦克尔·哈特与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奥·奈格里合作撰写的《帝国》是近年来具有全球影响的一部书,它探讨的是全球化浪潮中的政治新秩序。该书认为:一种新的主权形式已在当今世界出现,它由一系列国家和超国家组织构成,这就是所谓的帝国。从现代到后现代,从帝国主义到帝国,人类在新世纪将迎来大同安康还是压制束缚?未来的关键,就在于帝国极其抵制力量互动的结果。本文对《帝国》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首先,文章考查了《帝国》所涉及概念和理论的有效性;其次,分析了当代全球范围内帝国主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文章认为,围绕《帝国》而起的争论,其关键问题就在于:资本主义是不是真的像哈特和奈格里所说的那样,已进入了“后帝国主义”阶段;或者说,资本主义是不是巩固了帝国主义的新阶段。文章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全球规训与走向资本帝国的全球布展——奈格里、哈特《帝国》解读

奈格里和哈特从美国新政的实施中发现资产阶级统治形式转化为规训统治。规训世界的泛化导致反殖民化和反中心化运动。反中心化与泰勒制—福特制—凯恩斯主义的规训结构在本质上是逆反的。新的全球范式包括帝国全球布展中的资本对劳动的真实吸纳与新的非物质财富积累。     

帝国理论逻辑路径及其困境

安东尼.奈格里和迈克.哈特两人著名的合著——《帝国》一经面世便在西方学术界产生巨大的影响,也引起国内理论界的高度关注。《帝国》从现实的非物质劳动出发,引领帝国的全球统治降临,再到大众成为反抗帝国的坚实力量,构成帝国理论的逻辑论证路径。《帝国》一书见解独特,逻辑工整,层层相扣,论述清晰,但并不是无懈可击,同样存在理论困境。     

共产主义:革命主体性话语与替代性政治想象——奈格里对共产主义思想的重构

奈格里力图走出历史理论的客观主义范式和辩证法的回返逻辑,彻底回归革命主体性构架。他透过对共产主义话语的重构,将分析视角回落至创构性的主体性和阶级对抗的革命政治学,以此确认了共产主义的双重面向:彻底解构资本主义体系并指向无产阶级自由解放的后工作前景,破除了以往静态的和非主体性的理解方式,并最终基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后福特制转型,把共产主义的现实根基置于以共同性和诸众政治为核心的后社会主义解放规划之上。从根本上看,他对共产主义筹划的重塑逻辑与立足充足本体论的激进政治一脉相承,其对主体性维度的过度偏执和对社会转型动力机制的简化,使其不可避免地携带唯意志论的嫌疑和审美乌托邦的色彩。     

重思“一般智力”问题及当代阐释

"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是马克思论述固定资本与社会生产力发展关系时创新性地提出的一个独特范畴。引发当代西方学界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思想风暴,有两种不同的阐释:一种以哈贝马斯为代表,从认识论出发,解读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下阶级斗争的事实。另一种以哈特、奈格里等意大利自治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揭示革命主体的可能性,得出资本主义的崩溃逻辑。基于此分歧,有必要回归"一般智力"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出场语境。用历史辩证法揭示劳资关系与社会形式变迁的真正意涵。     

哈特的非物质劳动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困境的超越

正是非物质劳动论弥合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技术与政治、劳动与价值和交往之间的双重断裂,并进而使马克思主义摆脱了人类解放的理想不能与现实生活的经验条件建立积极联系的理论困境。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论的理论意义体现于两方面：它是一种资本主义批判的政治经济学转向,恢复了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为理论研究指明了方向;它恢复了劳动的价值创造之核心以及交往合作之源泉的重要地位,为我们的政治实践指明了方向,为革命主体锻造及新的政治组织形式的形成进行了理论论证。     

复兴政治公共性——汉娜·阿伦特对政治本质的理解

著名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认为,政治的本质在于公共性.政治的公共性包括公开性、复数性和共同性三个基本的特征.现代"社会"领域的出现,极大地破坏了政治的公共性本质.阿伦特主张通过重拾勇气和捍卫行动的途径复兴政治的公共性.然而,有批评家认为,阿伦特关于政治本质的理解太过形式化,因此面临政治"内容"的困惑.     

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论评析

相对于福特时代,当代社会的劳动方式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哈特和奈格里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变化,提出了作为生产非物质产品的劳动的非物质劳动的概念.并且认为在当代非物质劳动已获得了霸权.这一非物质劳动霸权蕴含着极大的革命潜能.非物质劳动概念的提出弥合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断裂,在后现代革命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