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鲁迅与梁启超思想的代际嬗变

以思想启蒙为切入口 ,兼及国民性和文学观 ,进一步揭示梁启超在中国思想史上的独特地位 ,梳理其与鲁迅之间的代际嬗变 ,对其历史意义与局限进行评析     

鲁迅“立人”教育观及其思想渊源

鲁迅的教育思想谱系中,"立人"是核心的内容。在近代中国救亡与启蒙的大背景下,鲁迅以"人"的自身建构为主题,力图唤醒个人意识,解决长期在封建制度压制下的国民性格问题,是十分具有现代性和前瞻性的教育思想。鲁迅的"立人"教育观批判地接受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近代文化启蒙新潮和西方文化资源中的合理成分,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     

梁启超的“新民”中国梦及其历史影响

梁启超的"新民"中国梦是在深切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环境、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和吸收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学说的基础上形成的。他深刻揭露了旧国民的劣根性,阐释了"新民"之要义,期望通过培养国人的国家思想、独立人格、公德之心、自治之力来塑造新时代的新国民。梁启超的"新民"中国梦对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以至共产党人探索民族复兴之道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体现了"中国梦"发展的历史连续性。     

梁启超的民权思想与其“新民”理想观

梁启超思想复杂多变,既有反复之处,也有精进之象,其坚持民权思想则是一以贯之的.他明确地将民权与御侮救国,即思想文化上的启蒙同现实的救亡图存有机结合起来,这表明其本人的思想已经超越了维新范畴.他把国民与奴隶予以区分,致力于使民众彻底根除"奴隶性"、抛弃"奴隶行",而成为国民.后来"五四"新文化倡导者展开国民性讨论,揭露和批判国民的劣根性,实际上是对梁启超这一思想的发展.他的"新民"理想观其实比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更有理论深度,更有历史意义.     

审美与启蒙——梁启超小说美学思想新论

从主客体两方面创造性地分析小说的审美价值,论证了小说在文学上的崇高地位,是梁启超小说美学的历史功绩所在,而过分夸大小说的社会作用则是他小说美学的理论局限。梁启超小说美学的优缺点都与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启蒙立场分不开。     

以“立人”为核心:鲁迅创作的现代性建构

五四新文学的现代性立场是追求人的解放和人的现代化。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背景,鲁迅创作的现代性问题是一个历史性的客观存在。鲁迅创作的现代性建构以“立人”为核心,以启蒙主义思想革命为基调,追求个性独立和思想解放。鲁迅创作的现代性追求为20世纪中国文学奠定了“人学”的思想基础。     

梁启超“新民”与“群治改良”之异名实同

近代意义的“群”概念的出现,是近代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在探索如何建立新的社会组织时对西学的回响。在梁启超的文本中,“群治”是以“群”为核心,用以表达社会人建立的社会秩序,且是人以群的状态存在的社会;另一重要概念“新民”,则用于表达“维新吾民”或“新的国民。二者的核心都是梁启超社会政治思想——群,纵观梁启超“群治改良”的讨论路径和对“新民”的设计,在其经世思想的内核中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实则是异名而实同的概念表达。     

梁启超与中国早期新闻思想启蒙

作为近代"思想界之陈涉",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新闻学启蒙时期的最高认识水平,他系统阐述了报馆之责任、职能、地位、宗旨等议题,对当时报业状况作出深刻批判,进而提出报馆、报人之标准.梁启超对近代报业之兴起作出了重大贡献,是中国早期新闻思想的集大成者.     

梁启超新民思想的后期发展

“辛亥”后中华民国的诸多闹剧和“一战”造成的巨大灾难带来的强烈震动和刺激,新文化运动主将对个性解放的提倡和欧洲生命哲学的世界性蔓延所形成的特定精神背景,成了梁启超文化树人思想进一步深化的现实催化剂。不同于早期从政治工具性意义上新“民”,后期梁启超更加自觉地从终极眷注的意义上来关注“人”。他紧扣生命、情感、趣味来思考人生,其立人话语也就向审美之境生发,成为关于生命诗化的理论。     

“爱的启蒙”——鲁迅与易卜生的比较研究

易卜生对鲁迅的影响,围绕"先觉者的爱","遗传与救救孩子","女性解放与人的解放"这些主题,两位作家在"爱的启蒙"方面皆以思想性著称,他们并非只热衷揭露问题,在寻找真理的道路上都怀有盼望并引领方向,爱的主题都贯穿了整个创作生涯。易卜生剧中的爱多是伦理之爱,男女之爱,要拯救的是个体的人。鲁迅呼唤的则是人道主义的爱,无我的爱,要拯救的是民族的灵魂。     

论五四启蒙思潮的形成

五四启蒙思潮的形成以西学东渐和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为其思想渊源,但无论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某些异质音响,还是洋务派的富国强兵战略,都与五四启蒙思想相去甚远;近代维新派思想家严复、梁启超等人提出“开民智”、“新民说”,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一致把“新民”看做是强国建国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五四一代启蒙思想家借助西方社会契约理论确立了以“立人”为目的的启蒙思想,从而为中国现代文化启蒙树立了“人学”标志,并由此确立了国家与个人的新型关系原则。这种关系准则是现代社会关系最本质的标志。     

梁启超与文学界革命

19、20世纪之交,中国思想启蒙的主将梁启超以特有的敏锐自信,身体力行于文学界革命的理论与实践。20世纪初年兴起的文学界革命,是中国文学自我更新艰难变革的起点,它借助思想革命的力量,打破了旧有文学的因循死寂,勉力担负起民族精神革新、民族文明再造的重任,并在历史的废墟上,初步构建新文学的殿堂。本文试图以梁启超为中心,论述20世纪初年文学界革命的发生及其意义。     

从梁启超对尼采的批判看其启蒙思想

梁启超作为我国现代启蒙时期的思想先驱,是较早把尼采介绍给国人的颇具影响力的人物.本文论及他1901年在<新民丛报>上提到尼采的两篇文章,以及他在1919年<欧游心影录>中对尼采的论述.梁对尼采的关注是与他对西学的态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对尼采"极端强权论"、天才优先论及个人主义等观点的批判反映了他早期的社会进化论、"群治"等核心思想,以及他后期对西方文明的反省.梁对尼采的批判性介绍也折射了他的启蒙思想中对西方文化谨慎取舍和保守的一面.     

鲁迅:启蒙路上的艰难持守

作为五四新文化的主将之一,鲁迅在五四高潮过后一直处于各种矛盾和冲突之中。他有过彷徨,也曾经游移,但鲁迅的思想无论怎样发展变化,都始终守护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立场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现代知识分子话语。考察鲁迅在五四之后面对的矛盾和介入的论争,每一次都与五四新文化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面临的危机有关。从鲁迅走过的路,可以看到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艰难,同时也可以看到现代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的顽强持守。正因为这样,鲁迅才在２０世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心目中树起了坚不可摧的雕像。他的光辉不属于跻身于庙堂之侧的文人,也不属于走向民间的鼓动家或隐居者,而是属于获得了独立人格并意识到自己的先驱者使命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梁启超、侯外庐、萧父“启蒙”论说异同比较

20世纪明清思想史有多种诠释面向,其中就明清思想与“启蒙”之间的关联,以主题的形式予以明确探讨的学人,主要有梁启超、侯外庐、萧萐父等三位,他们既有一致的致思方向,也有学思个性的差异。其中,梁启超的明清思想史观可大致归纳为“政治现象———学术变迁———启蒙(文艺复兴)”的阐释路径;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可概括为“革命实践———社会运动———启蒙思潮”的模式,而萧萐父的“启蒙”论说,则可宽泛总结为“思想多元———文化主体———启蒙与启蒙反思”的学术进路,并超越了梁、侯。梁启超、侯外庐、萧萐父的明清“启蒙”论说,大体上呈现为一个“正、反、合”的态势,并统合了明清思想和以儒道为主体的先秦诸子学的思想资源,为传统文化现代转化展示了更为广阔的面向和启示。     

《破恶声论》:鲁迅早期“立人”思想的初步形成

一　　“本根剥丧 ,神气旁皇 ,华国将自槁于子孙之攻伐 ,而举天下无违言 ,寂漠为政 ,天地闭矣……”①“寂漠” ,这是一位先觉者内心孤独、痛苦的表白 ,这是青年鲁迅 ,面对“狂蛊中于人心 ,妄行者日昌炽”的“华国”现实忧心如焚的隔洋呐喊 ,这也是留日时期的鲁迅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破恶声论》(以下简为《破》)的开篇。应该说 ,古往今来的先觉者都面临着历史的脱节和精神的放逐 ,但在鲁迅生活的 2 0世纪的中国却达到了更为尖锐的程度。从整个时代来看 ,一方面 ,2 0世纪的中国人从上一世纪继承的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残局和极为不良的国际环境…     

鲁迅“启蒙文论”的政治纠结

鲁迅所代表的中国现代启蒙文论是在救亡的逼迫下产生的,它既承担着立人的目标,又肩负起救亡的政治任务,由此形成启蒙文论的政治纠结,表现为:文学功能的纠结、创作主体的纠结、革命文学评价上的纠结,难免启蒙路线与政治担当的两难抉择,不能完整保持文学的独立性、审美性与超越性.     

启蒙无效体验与鲁迅的思想转型

一直以来,学界过于着重鲁迅的人文启蒙思想,而忽略其人文启蒙无效体验,事实上,不是外在的社会变革,而是内在的对庸众的精神病态、孩子难救、启蒙精英的性格悲剧以及统治者的暴力的认识直接间接地导致了鲁迅的人文启蒙无效体验,以及其后的暴力启蒙思想转型,鲁迅的"战士"身份,与暴力存在着必然联系。     

从“立人”到“尊严”：鲁迅与柏杨的“药方”

20世纪初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提出了“立人”说,21世纪初台湾作家柏杨提出了“我们要活得有尊严”的主张。“立人”与“尊严”,是两位人文大师为复兴中华民族开出的“药方”。这两个“药方”是一脉相承的,与如今大力提倡的“以人为本”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