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促进技术创新的效率研究-基于Malmuquist指数的分析

不同区域金融体系资本供给、风险管理和回报激励等方面的差异,导致金融促进技术创新的效率也不相同。本文测定了我国23个省市金融体系对技术创新的Malmquist生产率,发现23个省市金融发展促进技术创新的效率的平均水平是逐渐提高的,且各省市金融发展促进技术创新的Malmquist生产率的差异性也通过随机影响变截距模型得到了验证。     

基于多元线性回归的上市公司市场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针对当前我国企业市场竞争力受多重因素制约这一现实,文章以我国钢铁行业上市公司2006－2009四年财务数据为研究样本,研究公司资本结构、成长性、资产组成、公司规模等因素与市场竞争力的关系,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影响。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中国东、中、西部六省市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分别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上海、广东等六省市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金融发展差距可部分解释经济增长的差距;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的关系在上海、广东及东部地区表现为正相关,而在中西部地区却表现为不显著或显著负相关关系.     

科技金融、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基于2005—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科技金融与技术创新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总体影响。研究表明,科技金融提升了我国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技术创新也发挥显著的积极影响,同时技术创新与科技金融的深度协同也能够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分析发现,科技金融与技术创新协同发展可以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与市场运行效率、社会福利水平与共享经济成果、自然资源利用率与生态环境污染三个维度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通过作用于经济结构与市场体系、国民经济素质与人力资本两个维度抑制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而对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与持续性影响并不显著。分区域观察,科技金融与技术创新的互动融合能够显著促进我国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但却抑制了中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金融杠杆、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10—2018年的省级动态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金融杠杆、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金融杠杆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并且金融杠杆率的拐点值在0.52～0.55之间,过高和过低的金融杠杆都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在考虑技术创新的影响时,金融杠杆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存在区间效应,当金融杠杆水平过高或过低时,都会削弱技术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而当金融杠杆处于0.3～0.9区间的水平时,会显著加强技术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我国金融发展对技术创新作用的实证分析

采用小样本可靠的Bootstrap仿真方法,对1994—2008年我国金融发展与技术创新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的实证检验,得到如下结论：我国金融体系框架中风险投资发展对技术创新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股票市场发展对技术创新具有一定正影响,而银行与债券市场发展对技术创新均无明显促进作用;研究中还发现,我国股票市场与风险投资发展间存在一定相关性。     

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城乡经济增长:基于1979～2010的经验数据

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对整体经济增长有着重要影响,但金融发展各要素对城乡经济的拉动又有着明显差异。其中金融发展规模对城市经济的作用明显高于对农村经济的拉动,金融发展结构和城镇经济发展存在格兰杰关系,而金融发展效率指标与城乡经济增长的关系皆不明显。研究认为,提高金融发展效率、优化农村金融结构是促成西部金融发展与城乡经济增长和谐统一的重要政策导向。     

数字普惠金融、企业生命周期与技术创新

文章基于我国2011—2018年A股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相关数据,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建立了“数字普惠金融-企业生命周期-企业技术创新”的研究框架,采用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模型等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考虑企业生命周期以后,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对衰退期的企业技术创新作用则不显著。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企业的创新促进效应比国有企业更加明显。     

中国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机制和中国的经济金融现状为理论依据,运用历史数据进行实证研究,集中分析了我国金融市场与经济发展关系,最终得出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密不可分的结论。     

数字金融、技术创新与企业价值

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发展为数字金融提供了应用场景,这对改善企业融资生态、促进企业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在机理分析的基础上,选取2011—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不仅能促进企业价值增长,而且能通过投入与产出两个方面助力企业技术创新,并且这种促进效应存在长期性和延伸性;传导机制检验发现,价值增长是通过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传导的。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价值创造效应和创新促进效应存在异质性,在非国有企业、经济欠发达地区更为显著。说明数字金融可以改变微观企业行为,而其宏观效应可表现为改善非国有企业融资困局、帮助欠发达地区实现共同富裕。     

股权构成与公司绩效:一项基于深圳股票市场的实证研究

在现有理论与实证分析框架的基础上,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331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线性和非线性回归模型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构成与经营绩效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国家股由于其有效持股主体缺位,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公司经理层可能利用职权侵吞股东利益,国家股比例(PS)与公司绩效显著负相关;法人股东拥有足够的激励和能力去监控公司经理人员,法人股比例(PL)与LnAMBR显著正相关,而和CROA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社会公众股东的分散性导致其在公司治理中的无效率,社会公众股比例(PL)与LnAMBR显著负相关.     

地区腐败与股权控制:来自民营上市公司的证据

现有文献较少从制度环境的角度探究公司股权控制的成因。为此,结合中国省际层面腐败数据和民营上市公司数据,利用多元回归分析以及工具变量方法,研究了地区腐败对股权控制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虽然终极控制人的控制权不因腐败程度的地区差异而显著变化,但其所有权随腐败加剧而显著降低,进而导致两权分离程度随腐败加剧而显著增加;终极控制人的股权控制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应对所处制度环境的一种理性选择。结论从公司治理的角度为反腐败政策的实施和深化提供了参考。     

中国上市公司财务预警实证研究

在对国外公司财务预警经典研究成果进行回顾和总结的基础上,运用多元判别分析方法（MDA）和逐步判别分析（Stepdisc）等方法逐层推进构造预测模型,以经济实用为选择标准,最终建立一个预测准确率最高、变量最少的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财务危机预测模型。     

正式制度距离、结构整合与跨境并购绩效

文章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于2016年之前完成的跨境并购交易为研究样本,基于制度理论,研究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正式制度距离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并分析并购方企业国有性质和高管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正式制度距离对并购绩效产生直接负向影响,制度距离通过结构整合的中介作用对并购绩效间接产生正向影响。结构整合在正式制度距离与并购绩效之间的作用机制为"遮掩效应"。并购方的国有性质能够减弱正式制度距离对绩效的直接负向影响;并购方高管的政治关联能够增强正式制度距离对结构整合的负向影响。     

生命周期视角、公司治理与企业技术创新

文章以2006-2014年的1980家沪深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现金流量组合法和综合指标打分法将样本公司进行生命周期划分,并考察不同生命周期阶段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当企业处于成长期或衰退期时,股权制衡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有显著差异,处于成长阶段的企业股权制衡对技术创新没有影响,但是处于衰退阶段的企业股权制衡与技术创新有积极影响.无论当企业处于成长期还是衰退期,董事会规模及独立董事比例对技术创新都没有积极影响.     

建立我国上市公司的财务预警系统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财务失败将直接影响上市公司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如何运用财务预警系统来预测企业面临的经营困难和财务危机,成为国内外财务研究的一大难题。在参考奥特曼Z记分法的基础上,文章拟建立我国自己的财务预警系统,以此模型来评价上市公司业绩,在财务危机到来之前向企业管理当局发出信号,使其及时改善生产经营,以延长企业生命。     

企业财务困境成本影响因素的统计分析

以2002-2006年度沪深股市被特别处理的94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对财务困境成本的影响因素进行相关分析,发现企业规模与财务困境成本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盈利能力和管理能力与财务困境成本间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杠杆比例、行业状况和偿债能力与财务困境成本间的关系需进一步研究.     

盈余管理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盈余管理和公司投资行为问题是资本市场关注的热点内容。以中国A股市场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对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盈余管理程度与公司投资水平呈负向关系,具有微盈动机和扭亏动机的公司投资水平显著低于非微盈公司和非扭亏公司的对应水平,得出了公司盈余管理降低了公司投资水平、对公司投资行为有显著影响的结论。     

金融市场联动机制与政策不确定性——基于中日股市间联动研究

通过混频数据技术(Mixed Sampling Data,MIDAS)将股市波动率和相关性分解为长期成分和短期成分,并用政策不确定性指数(policy uncertainty index)刻画长期成分,试图回答经济政策对金融市场波动与市场间联动的可能作用及其方式。以中日股市为例,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股市只受到本国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而日本股市却受到来自中日以及全球三个维度政策的冲击;中日股市之间相关性变动可以很好地被中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所解释,股市间相关性的变动趋势与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化基本一致。为了避免金融市场受到来自国外不利冲击的影响,政府应降低其政策行为的不确定性以抵御来自市场外的冲击。     

A股市场噪音交易与信息交易水平对比研究

噪音交易能够长期存在对传统信息交易测算方法提出了挑战。基于EKOP模型的框架,将交易分为信息交易、噪音交易和流动性交易,构建了同时估计噪音交易和信息交易比例的模型。在此基础上,利用此模型对中国A股市场信息交易和噪音交易情况进行刻画,并对比了不同市场状况以及不同规模股票交易情况的差异,结果显示熊市信息交易概率最高,相对稳定的市场信息交易概率最低,三种市场状态下噪音交易概率不存在显著差异,而股票规模对于交易类型影响不显著。另外,研究表明,极端收益时期信息交易概率明显会增高,而极端波动时期噪音交易和信息交易均比正常情况下略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