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在中国”到“中国的哲学”——中国哲学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展望

概括而言,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走过了一条以“哲学在中国”为逻辑起点并不断向“中国的哲学”生成的道路。百年来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展示了一种不尽同于西方哲学主流传统的哲学形态。面向未来的中国哲学,应当根本改变迄今为止在相当程度上依然将西方哲学等同于人类哲学之共相的状况:一方面,还西方哲学作为人类哲学殊相之一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通过深入、系统地开掘出中国哲学不尽同于西方哲学的智慧精神以进一步丰富哲学的内涵,不仅凸显并同时涵容中西哲学之基本精神以及作为人类哲学之共相的哲学特质,而且在人类哲学之一般的高度上,确立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平等齐一的人类哲学殊相之一的地位。为达此目标,中西哲学之间应当达成双向互动的“诠释圆环”。     

“通其训诂、发其精微”——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诠释方法

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方法可细分为诠释的方法和转换的方法。诠释方法主要是指在对元典进行理解的阶段,借助黄俊杰提出的概念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侧重语言分析,训诂其核心概念,把握它在哲学发展史流变过程中不断丰富的内涵,从而通其训诂;另一方面,侧重对诠释者的历史性分析,把握诠释者在不同时空情景下诠释言论的具体意义,以发其精微。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争与学术流派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所谓研究方法问题,决不仅仅意味着某种工具性的研究手段,而是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理解。方法的差别意味着视野的转换,不同的研究方法开启出不同的学术研究主题和领域、观点和流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有关方法的重要理论论争主要包括:马克思经典文本在解释学上的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之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与现实性之争。依据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进路呈现出来的、初具规模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流派主要包括:文本学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的马克思主义、生存论的马克思主义。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反思

哲学研究范式蕴涵着哲学运思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体现着哲学研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变革。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本身就是哲学研究的创新范式。反思当代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继承和创新,合理对待学科与学术、问题与意识、规范与自由、文本与精髓、心性与治学的关系,是我们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有的自觉意识。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反思

近30年来,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围绕传统政治观念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关系,运用多学科方法,形成了价值取向不同的研究范式.抽象研究与评价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在方法论上存在重大缺失.只有历史地解读文献,依托政治哲学的原始事实,分析主要概念、范畴、命题与判断等的逻辑内涵,梳理主要概念、范畴、命题与判断等之间的逻辑联系,才能完整地理解中国传统政治哲学.     

中国哲学之"道"的内在诠释理路

哲学既是哲学史,也是诠释史.与"外在诠释"的理路不同,在对"道"的"内在诠释"中完成对"道"的思想内涵的无限追寻和对人的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不断提升,既是以"道"为本原、本体和境界的中国哲学创新发展的内在逻辑理路,也是以"道"为本原、本体和境界的中国哲学创新发展的"内在诠释"理路,而本原、本体和境界之"道"本身所具有的无限性、流动性和生成性构成了"内在诠释"之所以可能的前提和条件.     

论中国哲学典籍英译方法

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方法可以细分为诠释的方法和转换的方法两个部分。诠释的方法以朱熹对儒家经典的诠释为例,借助黄俊杰先生提出的"概念史的研究方法"和"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主要探讨了中国哲学典籍英译过程中的经典诠释方法:一方面侧重语言性的分析,对核心概念的训诂及其在哲学发展史流变过程中不断丰富的内涵的把握;另一方面侧重对诠释者的"历史性"的分析,把握诠释者在不同的时空情景下的诠释言论的具体意义。转换的方法,则借助安乐哲比较哲学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具体的"策略性框架",首先在认识论上要避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负面影响,从而看到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差异性和平等地位,在此基础上促进中西方哲学的互惠互动。在方法论上,从元典出发,构建相关的哲学语境,再在该语境中进行文本的翻译和转换,特别是对关键哲学术语的翻译,一定要体现中国哲学思想和语言的特质,而不是有意无意地强加上西方文化的预设。     

中国哲学的研究方式应有所改变

哲学的思想生产或创造与哲学的历史发生犹一体之两面,不可分割。现代中国哲学研究所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哲学思想的生产与学术研究的两歧。思想理论界流行的各种理论学说,多属从外面直接拿来,而未能上接民族文化之慧命;传统的思想学术文化则仅被理解为过去时态意义上的知识和资料,不能参与当代思想的创造进程。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思想的创造与经史的研究并非分为两撅。经由经典及其意义的重建以实现思想的转变,成为中国哲学思想生产和立言的基本方式。中国需要属于自己的当代思想和哲学理论。以学者个体自身学术宗旨的差异多元性构成为出发点,接续中国传统重建经典及其意义系统的思想生产和立言方式,使经典和哲学思想史的学术研究真正参与当下思想创造的进程,在此基础上真实展开与其它文明传统的思想对话,那属于自己的当代中国的哲学系统和思想世界才能逐步得以形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法论的哲学反思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虽然业已达成了诸多学术共识,且渐次从自发走向自觉、从随意性走向规范性、从经验化走向科学化、从散在性走向系统性,但其要一改当下非此即彼的研究范式走向系统深入、圆融自足,以下几个重要的方法论不可或缺:一是在学科边界意识与学科交融意识的结合中扬弃学科逻辑与社会逻辑的割裂互斥;二是在学术意识与问题意识的融通中消解学术话语建构与社会生活介入之间所存在的对峙性张力;三是在返本意识与开新意识的互补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与具有解释学期待的研究者所朝向的视域融合。     

建构中国哲学的方法论反思

郭齐勇认为,关于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论,一是要关注理解的历史性与诠释的相应性,二是要兼顾中国哲学学科的主体性与中西哲学的对话性,三是要注重中国哲学的特殊性与丰富性。应当超越西方一般知识论的框架、结构、范畴的束缚,自觉发掘中华民族原创性的智慧与古已有之的治学方法,发掘反归约主义、扬弃线性推理的“中国理性”、“中国认识论”的特色,予以创造性转化。     

中国哲学诠释方法探讨的多向展开专题研究

主持人语:近20年来,深受西方诠释学影响的中国哲学诠释学研究,在模仿中前行,其中也不无令人兴奋的成果。然而,如何发掘、整理、升华、定位中国哲学本有的诠释观念与方法,仍然是摆在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者面前的任务之一。本专题即是此问题探讨之尝试。李承贵教授别出心裁地提出"逆转理解"法,认为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某些范畴、概念或命题的意涵,需要通过"逆转理解"才能准确把握;周可真教授则对"同情     

方法引借: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一项反思

本文借用伽达默尔解释学的两个标志性词语——“方法”与“真理,”尝试解读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方法引借”是近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必然选择,它作为研究工具,一方面奠定了“中国哲学”学科的现代基础,一方面导致了“中国哲学”研究的“真理缺失”。把握“方法”与“真理”的内在玄机,是解决“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关键,是当今学者建构“中国哲学”亟须解决的方法论问题。     

从哲学泰斗看哲学原则和哲学方法的关系

黑格尔掌握并且运用了高超的辩证法,构建他的哲学体系,使他成为哲学泰斗。但是,由于黑格尔所竭力坚持的哲学原则是唯心论,因此,黑格尔的“革命的方面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闷死[1](P214)。”费尔巴哈坚持和维护了唯物主义的哲学原则。但是,由于他的哲学方法是形而上学的。因此,费尔巴哈全盘否定了黑格尔,最后也否定了自己。列宁既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哲学原则,又坚持了辩证法这一科学的哲学方法,实现了唯物主义的哲学原则和辨证方法的高度统一,从而超越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可见,如果丧失正确的哲学原则,再高明的哲学方法也会被窒息;如果缺乏科学的哲学方法,再坚定的唯物主义原则也无法坚持到底。只有坚持唯物主义哲学原则和辨证方法高度统一,才能真正坚持真理,并使自己的哲学与时俱进、长盛不衰。     

解释中国传统哲学的原则与方法——方东美的探索与回应

认知、理解和解释中国传统哲学应坚持怎样的原则?如何合理使用那些对理解和解释中国传统哲学有价值的方法?方东美都有他独到的探索.在方东美看来,认知、解释中国传统哲学的方法一定要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容和特性相适应,因而无论是西方哲学方法、知识论方法,还是科学方法,都应慎重,而人文主义方法或形上学方法是与中国传统哲学最适应的方法.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构的学术意义——在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之间保持张力与平衡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出的学理目标,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价值,需要对其进行充分的描述、阐释和建构.运用"问-答"模式解此疑难往往遮蔽或平面化了其实质性哲学意义,抽离了哲学的本体而解构了对意义的追问.借助元哲学理论方法,分析问题本身的元表达和元陈述的语言条件及其内在构成,通过这一过程使"意义"被积极地描述出来,即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作为"研究对象",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发展史进行具体梳理、阐释及超越,把它作为合理的"研究方法",视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现实合理的创新范式,自觉克服非中国的、非哲学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倾向,并在二者之间保持积极的张力和结构的平衡,激活与展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创造性和生长空间.     

哲学反思活动中的哲学基本问题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仅仅是西方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还是全部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哲学的基本问题与哲学的时代主题究竟是何关系?这是关系到对哲学的根本性理解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逐渐从传统教科书体系的藩篱中摆脱出来,形成了高度自觉的方法论和民族创新意识,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强劲的动力,开创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局面。然而,综观各种范式可以发现,所有这些创新无不是与对哲学的基本问题的重新理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后者依然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础问题。随着时代和哲学主题的变迁,这一问题在当代也呈现出全新的时代内涵和理论意义。因此,如何立足于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时代主题,系统总结和反思这一问题的发展脉络和历史意义,全面挖掘这一问题的时代内涵和当代价值,就是一项重大而又基础性的研究课题。鉴于此,本刊集中编发了这组文章,详细探讨问题提出的历史语境、科学内涵及其当代价值,这对我们进一步推动和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理解以及哲学方面的创新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我们希望这组文章能够引起国内学界对此问题的广泛关注,从而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     

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回顾中国逻辑史研究,由梁启超和胡适开端,取得初步的成就。沈有鼎的研究,有突破性进展,奠定现代研究的坚实基础。后人研究大盛,争议多,无定论。展望未来研究,建议从元典的正确诠释开始,端正分析方法,概括科学结论,推进中国逻辑史理想化和完善化的研究,完成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为中华民族复兴和新文化建设的伟业竭尽心力。     

30年来中国哲学研究的四大成就

1978年至200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这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能算是短暂一瞬的时间里,中国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SSCI

回顾中国逻辑史研究,由梁启超和胡适开端,取得初步的成就。沈有鼎的研究,有突破性进展,奠定现代研究的坚实基础。后人研究大盛,争议多,无定论。展望未来研究,建议从元典的正确诠释开始,端正分析方法,概括科学结论,推进中国逻辑史理想化和完善化的研究,完成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为中华民族复兴和新文化建设的伟业竭尽心力。     

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的路径

中国哲学要进行现代性转化已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但如何转化尚无定论。本文认为,实现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的路经为:同情地了解和理性地审视中国哲学,唤起历史记忆,激发传统资源;对中国哲学进行创造性的诠释,挖掘精神智慧,纳入思考框架;实现中国哲学的现代性转型,创新哲学形态,转换哲学范式;实践性地运用中国哲学,将其化为生活智慧,引导现代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