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1905年梁启超对西方启蒙思想的批判与继承

梁启超在政治上的主张是多变的,但考察其政治思想发展的轨迹却可以发现,梁启超的每一次思想改变,都伴随着学术理论的改变,即他在思想上和理论上都始终保持着一致性.维新变法时期以及赴日初期,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自由主义是梁启超思想理论的主导,他力主破坏、革命与共和;1903年游美归来后,他开始反思共和政体并暂时进入理论的迷茫期;1903年在对卢梭思想进行扬弃的过程中,接受伯伦知理和波伦哈克的国家思想,形成了新的国家学说,直接导致他在政治方向上再次回归到改良阵营.     

梁启超与陆羯南的国民主义

梁启超的国民国家思想主要是受了陆羯南的国民主义的影响.这不仅是因为二者在现实中有着较长时间的密切交往,更主要的是二者的思想同样以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学说、自由主义、国粹主义这三个基本理论作支撑,追求国家的权力与国民的自由这二个核心间的平衡.     

超越暴力革命：梁启超有关卢梭论述对自由和权利的探讨

本文集中讨论梁启超从1899年到1901年介绍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文字,看他如何逐步深入探讨自由和权利的内涵,也希望以此作为个案探索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第一波新文化运动的特点。梁启超是将卢梭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关键人物之一,他将卢梭理论定位为一套关于自由和权利的学说,而不是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他对自由的诠释覆盖了从思想自由、公民权利到政治自由的丰富内容,并且最终超越集体主义或社群主义倾向的限制,肯定个人自由的独立价值。晚清新文化运动代表中西两个思想传统第一次认真的对话,其对现代基本价值的介绍融入了多方面的资源,包含多种诠释的可能性。梁启超对卢梭的看法之所以异于他人,是因为他把卢梭当成西方自由传统的一员,他对卢梭的解释结合了多位其他思想家的见解。他所介绍的思想自由、"天赋人权"等观念,也融入了儒家思想的因素。     

1905—1907年汪精卫梁启超关于种族革命的论战与伯伦知理《国家学》的关系

在20世纪初的革命、立宪两派的论战中,汪精卫梁启超关于种族革命的论争与伯伦知理的《国家学》有一定的学理渊源。两人都重视伯伦知理关于民族与国民的学说,并以“民族”与“国民”为基本概念来分析民族不同同为国民的可能后果,作为各自主张的重要理论依据。     

梁启超的进化史观

在中国近代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进化论是先进的中国人民开展解放斗争的主要理论武器,也是中国资产阶级进行哲学革命的根本思想。在戊戌时期,作为资产阶级著名的启蒙思想宣传家梁启超,先是信奉康有为的“三世”说历史进化论,后又通过严复的译著(主要是《天演论》),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进化史观,并认为中国的变法维新是势在必行的。戊戌变法失败后至1902年间,梁启超在日本由于广泛地接触到西方国家和日本的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和进步史学思想,他的进化史观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他宣传的社会历史进化论,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的思想启蒙,无疑是起了积极的作用,对于中国近代进化史观的发展也作出了贡献。本文试图对梁启超的进化史观作一初步探讨。     

创造观念的兴起与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对梁启超的考察

对梁启超创造观的考察表明,其最初导入与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密切相关。天下观与国家观念的冲突、群己关系原理的缺失被视为建立国家观念和国民意识的阻碍因素,伯格森的创造进化论提供了克服这两种障碍的思想资源,梁启超借此将国家与"天下"相调和,个人实现与群体进步相联结。从社会关系结构的特点来看,这些障碍是中国传统社会差序格局与现代国家团体格局之间的冲突,梁启超引入创造进化论是将将两者进行协调的一种途径。     

由天道走向人道——论进化论思想在近代中国的道德化解读

进化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是一个影响深远又纷争不断的事件。以严复、梁启超、孙中山为代表的近代学者对进化论进行了中国化的解读。严复强调任天为治,又强调以人持天,天道与人道呈现出双重结构。梁启超合群竞争式的进化理论,强调的是人治与天行的抗争。孙中山借用互助论来限制进化论,提出互助进化理论,其基本观点是人事胜天。天道人道之间,学者们一致走上了对人道力量的强调,尤其是对道德力量的强调。这与近代"道德救国"的思潮走到了一起。     

梁启超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析论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梁启超启蒙思想的重要域外理论资源。梁启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源于严复的《天演论》和明治日本的进化论思潮,其中加藤弘之的强权主义进化论影响尤巨。梁启超深信进化论揭示了人类社会之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天演之公例"。达尔文和斯宾塞的学说在东亚的跨文化传播中被严重曲解,进化论在日本和中国演变为一种主张"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斯宾塞主义更是成为强权主义的符号。在寻求富强的历史情境中,这种东亚版的进化论成为一种激发民族主义和改革意识的启蒙理论,而其在日本则蜕变成一种为军国主义张目的强权哲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游归来的梁启超对西方现代文明进行了全面的反思性批判,其对进化论的信仰亦随之动摇。梁启超思想深处的儒家天下主义情怀,使他最终没有追随其日本精神导师福泽谕吉、加藤弘之从民族自由主义转向帝国主义,显示了中日启蒙思想家不同的思想归宿。     

试论康德的法权思想——以私人法权为主线

康德认为,法权是一个人的任性能够在其下按照一个普遍的自由法则与另一个的任性保持一致的那些条件的总和,其思想基础是道德.法权与伦理都隶属于道德,二者的区别是外在自由与内在自由的区别.外在的"我的"和"你的"本质上不是实践的占有而是理知的占有,理知的占有的前提是实践理性公设.但理知的占有在自然状态中是偶然的、暂时的,只有在公民状态中,才能有一种外在的"我的"和"你的"的可能.     

世界国家与普世文明——梁启超的新天下主义

梁启超是最早致力于探索"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之理想的世界秩序原理的思想先知。他以世界历史进化的宏阔视界,将中国史概括为三个时代:上世史为"中国之中国",中世史为"亚洲之中国",近世史为"世界之中国"。而其将来史,则将由中西文明融合而成新的普世文明。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揭示了中华帝国由"天下"而"国家"的政治转型趋势。在他的国家进化论中,国家的进化趋势是由古代的帝国主义转变为现代的民族主义,进而发展为民族帝国主义,最终走向未来的大同主义。民族主义时代和民族帝国主义时代虽为现代国家发展的大势所趋,但未来世界将是万国大同主义时代。梁启超的民族主义仍保留了儒家"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欧战以后,晚年梁启超对国家主义的反思和对中国天下主义传统的阐扬,以及他寄予中华"世界国家"之普世文明理想的新天下主义,正是我们今日建构新世界秩序原理之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     

吸收与创见:梁启超进化论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梁启超的进化论思想受各种因素影响,前后变化明显,而且涉及的层面和内涵也不一样。作为一种认识论和发展观,他的进化论思想来源是多元的,既吸收了"公羊学说"、西方"进化论"等思想的合理内核,又经由对日本、美洲、欧洲等社会的观察和认识,融会贯通。他的思想形成的路径,揭示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西方强势文化时心灵的阵痛和调适。     

至善与性善:康德与孟子人性论的异同

在人性论的探究方面,中外哲学存在着差异。西方康德和中国孟子的人性论是具有代表性的。通过比较自由意志与人性本善、意志立法与仁义内在、道德动力与理义悦心三方面可以发现,康德将道德的目标导向"至善",而孟子则以"尽心知性知天"的模式,确立了"性善"学说。     

梁启超进化论思想研究

本文论述梁启超思想中的“进化论”,决定其在中国近现代启蒙思想史上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梁启超的“进化论”思想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不同阶段的内在差异恰恰体现出中国思想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发展进程。     

国家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认同:思想史的视角——基于梁启超的思想转变对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所做的审视

民族"历史"一旦承载太多的现实政治砝码,思想的民族史注定重新划分与书写。梁启超的思想转变与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流变具有内在学理一致性,二者都围绕中国国家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认同问题递嬗了如下轨迹:从狭隘的"普遍主义"的民族主义转向以西方现代性为依托的政治民族主义,再转向现代性反思基础上的文化民族主义。必须承认,梁启超的思想转变是西学与东学、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等多重交互的必然结果,如今以梁启超为切点考察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演进,不仅在学理上契合着国际学界近年来"文明转向"——通过厘定"轴心文明"和"现代性"的关系来澄明"多样现代性"之进路,而且在历史和现实上契合着中华民族"现代"追寻的思想节点和"国家"形象塑造的"民族"语法。新时代中国的国家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认同,必须以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建构为前提,以文明国家擘画为着力点,充分借助"自塑"与"他塑"双重力量,确保"外形"与"内神"同频共振。     

2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及其意义——兼论梁启超《新史学》的局限性

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新史学》等著述,高呼"史界革命",随即兴起"新史学"思潮,推动中国史学向近代化转型,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新史学"思潮形成于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背景下,以历史进化论为思想基础,以批判传统史学而破旧立新,不可避免地带有理念上的局限性,对传统旧史学的批判也有偏激的一面,但不应据此加以全盘否定,更不能因此一味攻击《新史学》的理论基础——历史进化论,从而否定近代新史学取得的超越古代的进步成就。评析梁启超及其《新史学》,是关系到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学的大问题,应当引起学界关注。     

简论梁启超新民的日译西学内涵

凭依日译西学,梁启超提出了铸造近代新型国民的方案.即"新民".新民方法之一的"采补其所本无新之"的日译西学内涵主要体现在:独立自助与自由精神、民权思想、文明进化与公德意识.这些内涵主要取道于日本思想家中村正直、中江兆民、福泽谕吉等的译著与思想,其目的在于以西方的国民精神来改造国人.提升国民道德水平,能与列强"相埒".     

论朱熹格物论视域中的“物” “理”与“知”

在朱子思想中,格物致知是一种以道德为进路的人生修养工夫。格物工夫的对象是生活世界中的切近之"物",其前提与出发点是善端良知的"已知之理"。从内容上来看,格物之求其"所当然之则"是在具体情境中、始终围绕"本然"之道德倾向进行的道德认知与权衡,而求其"所以然之故"则是对"所当然之则"的反身体察与确信。格物致知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达到"知至意诚"的道德自由境界。     

梁启超——中国近代历史教育的开拓者

民族危机孕育了梁启超自觉的历史教育意识,推动他开拓了近代历史教育的道路.梁启超以"新民"和提供"国民资治通鉴"为目的,以近代报刊为推行历史教育的主要手段,将丰富的历史内容和近代现念传达给国人,以期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这种历史教育思想孕育着中国近代历史教育的雏形,顺应了中国社会与中国史学走向近代的要求.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历史教育的开拓者.     

“梁式自由主义”观

在日译西学的影响下,梁启超创造性地提出了批判性的思想自由、独立性的人格自由和超越性的理想“真自由”观点.具体言之,就是为了冲决网罗、解放思想而倡导与“心奴”相对的思想(意志)自由,为国家走上复兴之路而争取与“身奴”相对的且与进化论相伴随的如独立、自治等权利自由,而且在其基础上形成了以“良知”和“服从”为内容的“完全文明真自由”,这是“梁式自由主义”的主要内容.这种与时俱进的自由思想一方面呈现出梁启超现实的与理想的社会价值取向;另一方面成为中国近代哲学在中西文明碰撞和交汇中转型的主要内容之一.     

从家国结构论孝的公共性

在现代社会结构中,因为父子关系属于私人领域,所以孝也被理解为私人道德。但是,在传统思想之中,家国结构、人伦关系、道德紧密结合在一起。近代以来,出于建立现代国家的需要,杨度、梁启超开始提倡以建立现代国家为目标的"国家主义"与国家道德,并将其称为公德,相应地,孝也成为私德。在五四时期,吴虞等发起的"反孝运动",实质上是对中国文明的整体批判。但是,要重新认识传统,必须重新理解传统的家国结构,并理解这一家国结构中孝不仅是一种现代人所说的私人道德,其公共性表现在这一德性是构建中国文明秩序的基础。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文明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