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五四”启蒙的困境——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

"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是20世纪90年代研究"五四"的新视角,它的内在理念是以"新体用论"和崇尚社会改良为基础的,是当代社会生活的结果,是当代社会存在的结果,也是当代文化转向多元化和学术发展转向个性化的必然反映.它对历史的反思,具有相当合理的性质,当然,也存在现实政治观念、学术概念和学术分析方面越位的缺陷.坚持"五四"所揭示的民主方向,建设现代科学法治的社会优良传统,仍然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庄严使命.     

百年“五四”：是“文艺复兴”还是“启蒙运动”？——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性质的对话

张光芒(苏州大学文学博士,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我们的思想界有时候显得很无力,表现在对历史现象的解读上,往往是阐释得越多,争论的越热闹,对象反而显得越模糊,既找不出恰当的有力度的概念来评价,也难以形成富有针对性的理论框架加以衡估。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定性就是这样。从上个世纪20年代起就不断有种种的“定论”来概括它,但总是因为阐释者的立场偏于主观、现实性目的过分明显,一直未在学界达成共识。在80年代“思想热”的时候,人们再次对“五四”产生了浓厚的“回归”与研究的兴趣,但似乎仍然未脱离为当下服务的心态。当时众所趋之的…     

误解科学与错失法治:“五四”运动的两大缺陷

尽管"五四"运动功不可没,但也存在严重缺陷。"五四"运动没有认识到科学首先是一种知识生产方式,其次才是具体的知识;科学与技术不同;科学不仅是一种精神和态度,更是一种技术和能力。更为严重的是,"五四"运动几乎完全无视法治的重要价值。"五四"人物没有认识到可控性这一因素,重实质正义、轻程序正义,仍陷于古代的重人治、轻法治的窠臼。我们今天既要继承"五四",也要反思"五四",批判其不足,才能超越"五四",也才能实现"五四"的初心。     

“五四”:新文化、新文学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

"五四"是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共同起点,它们之间互为联系、影响、呼应。"五四"观念上的变革、理论上的倡导和现代传媒的推动共同促使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历史出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与近代知识体系、文学体系的建构间也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与深入的交互。"五四"儿童文学从理论、创作到编辑出版,逐步地完成了它在发生期的成长历程,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诞生也与主流的文学话语、机制密不可分。     

何谓“五四”——兼论“五四”的启蒙经验与政治误读

“五四”代表着一个启蒙的时代。它的最大贡献和精神本原在于启蒙,尤其是精神层面的彻底革新以及对传统价值的重新估定。当然,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启蒙本身也存在种种不足和缺误。长期以来,对“五四”精神存在着政治误读和简单化的抽取,这使得“五四”启蒙精神长期湮没不彰,但这并不表明“五四”的启蒙精神没有了现实的意义,甚或更强。     

中华民族“全面觉醒”的开启——五四启蒙运动中的“觉悟”话语

五四启蒙开启了中华民族全面觉醒的新阶段:从技术到政治、再到伦理问题层层递进,达到了"吾人最后之觉悟";从鸦片战争时期少数先驱者个体觉醒,到甲午战败后士大夫阶层"具有群体意义的觉醒",再发展到五四时期实现"全面觉醒";从近代初期少数先驱者的被动惊醒,发展到五四时期对民族命运的自觉反省与对唤醒民众使命的自觉承担。时人对"觉悟"的定义包括:启蒙者的主动"自觉""自己觉悟"与启蒙者唤起工农的"觉人""人人觉悟",科学(学术)觉悟、"政治的觉悟"与"伦理的觉悟"(傅斯年等人还提到了"社会的觉悟"),对外不许列强侵害主权的民族主义觉悟与对内不许军阀把持政权的民主主义觉悟,个体意识的觉悟与群体意识的觉悟,从一般倡导"国民觉悟"到重点启发"阶级觉悟"。通过创办报刊进行启蒙宣传是五四思想家非常重视的传播渠道、觉悟途径,《民国日报·觉悟》《觉悟》等报刊在实现"第一次全面觉醒"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五四:文化论战,为何而战?——以陈独秀与杜亚泉为例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中,陈独秀与杜亚泉发生了一场关于东西方文明的论战。对这场论战的评价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往往失之于简单化,但1990年代之后从保守主义立场上对这场论战进行的再估价也非常可疑。因此,这页旧账很有重新清理的必要。他们究竟在争什么?新文化阵营为何而战?论战开始之前,双方都在进行文明比较,但一方志在文化革新,一方意在文化保守,冲突可谓不可避免。论战中的分歧主要在于:一、陈独秀致力于批判专制主义和呼唤思想自由,杜亚泉却习惯于大一统的思想文化秩序,不喜欢思想的自由状态,因而主张“统整”。二、陈独秀致力于批判中国固有文明和引进西方现代文明,杜亚泉却留恋中国固有文明而不满于西方文明的输入。三、杜亚泉致力于维护固有文明之“国基”,陈独秀则为这“国基”阻碍民主共和的健康成长而痛苦。作为共和国的卫士,陈独秀在当时的努力与蔡锷的护国壮举有同样的意义。任何再评价都需要首先尊重这一历史事实。     

启蒙的现代意义及其偏差——论寻根文学的启蒙意义兼与“五四”启蒙运动之比较

寻根文学与“五四”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两个显著的启蒙运动时期,但这两个表面相似而实质不同的文学启蒙运动,在其现实的指涉意义、表现形态和结果等方面,都有着种种的不同。本文主要探讨了寻根文学的启蒙意义及其偏差,并将之与“五四”启蒙运动进行比较,从而对于启蒙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和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命运有一个整体的了解,这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与文化建设也起着现实的针对意义和启迪作用。     

凸现启蒙主义与弱化人文主义──关于“五四”新青年接受俄国文化的研究

“五四”新文化特别地受到俄国文化的影响，今天应该对这个事实及其效应进行反思并做出评估。本文通过研究“五四”接受俄国文化的出发点“情感上认同”和现实主义目的，透视“五四”接受启蒙主义俄国文化所带来的双重效应；分析同时期俄国文化背景，剖析“五四”如何对待俄国人文主义文化及其对“五四”自由主义影响。     

“五四”:被解说的思想元典——五四研究史断想

"五四"被认为是20世纪现代中国的思想元典,是对后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关键时刻".由于历史书写的权力运作,对"五四"的阐释和评价显得岐见丛生.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五四"这个现代中国的本源性事件不得不遭受不断被"当代人"根据自己的"意愿"重新叙述的命运.大致而言,存在"文艺复兴说"、"破坏传统说"、"资产阶级启蒙说"和"新民主主义说"四种关于"五四"的主要话语表述方式.     

新伦理的尴尬与局限——“五四”伦理启蒙的内在矛盾分析

围绕"如何建设现代性社会伦理"的问题,"五四"伦理思潮提出了很多伦理主张,但也存在诸多局限和缺陷。只注重道德行为模式的提供,却缺乏行为背后的人性机制的关怀;只唤醒了人的"个体愿望",却未能培养支持这愿望的"个体理性"。这些局限和缺陷都导致了"五四"伦理启蒙的挫败,对于当下的道德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五四知识分子”与知识共同体——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的考察

五四知识分子是中国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世代,其独特性在于,代际认同与分化都是建立在报刊基础上的。与清代知识分子的典籍文人不同,这一代知识分子是报章文人,其活动围绕报刊展开。以《新青年》等新刊物为中心,五四知识分子通过阅读报刊、报刊撰文、创办刊物的形式,彼此联络交际,构建了一个有着共同取向和志趣的社会文化空间,取得了文化身份和文化精神上的认同,进而形成共同体。但是,五四知识分子在取得认同的同时也在不断分化。分化的根本原因与思想和人生取向的分野分不开。追求趋时性、议论性的社会介入与追求基础性、恒久性的学术建设的矛盾,最终导致了五四知识分子的分化。     

近代文学中的民族主义话语及其文化构建一以“五四”文学与抗战文学为中心

在近代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中,由于历史语境的变化,中国的民族主义话语始终充满矛盾和张力,并且以文学叙事的方式典型地表现出来.就“五四”文学与抗战文学而言,它们在自身历史语境中的民族主义书写在近代中国的民族文化构建和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寻找鲁迅研究与新世纪的契合点——“鲁迅与五四新文化精神”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广东省文联、广东鲁迅研究学会、茂名市鲁迅研究学会联合主办的“鲁迅与五四新文化精神”学术研讨会,于１９９９年６月１８、１９日在茂名市召开。广东省委宣传部、省文联、茂名市委及茂名市文联的有关领导同志参加了开幕式并到会祝贺。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联主席刘斯奋在书面讲话中指出,五四运动树立了一座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丰碑,孕育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伟大精神。五四运动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在同封建主义展开斗…     

“双重嵌入”:国家汲取能力的新建构——以“广东省扶贫济困日”为例

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力量的增长和公共需求的日益多元使得党和政府在公共治理领域必须面对“不断增长的责任”与“有限的资源和能力”之间的矛盾。提升国家汲取能力,实现对社会资源的有效汲取是应对责能困境的有效方案。透过对广东省扶贫济困日中政府汲取社会资源典型案例的实证分析,我们发现“双重嵌入”模式是提升国家汲取社会资源能力的有效途径。“双重嵌入”模式将政府汲取资源的过程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政府实现对掌控资源主体的广泛动员。第二阶段政府实现对资源流向及使用方式的精准调控。在上述两个阶段中,政府灵活运用结构性嵌入和价值性嵌入手段,先后两次嵌入社会实现资源汲取目标。政府“双重嵌入”汲取社会资源的过程,也是政府与社会利益共赢的过程。     

感性的觉醒与理性的匮乏——从冰心小说看“五四”启蒙主义文学的局限性

冰心的小说对"五四"文学的"觉醒"主题及其启蒙主义文化精神做了重要诠释。通过冰心小说,可以看到"五四"启蒙主义文学的特点及局限性。"五四"启蒙主义文学带有明显的青春文化特点,集中表现为感性生命的觉醒和理性精神的匮乏。二者之间的矛盾,形成了"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人的觉醒"的困惑,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迷惘、感伤情绪。     

五四时期先进知识阶层的“中国梦”——以《新青年》杂志为视角

五四时期中国梦的双内核是富强和文明,这是摒弃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结果。五四时期实现中国梦的依靠力量是新青年。五四时期追寻中国梦的偏差有:以文化改造文化,文化为政治买单;对待传统文化武断粗暴;对现实问题的解决过于理想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