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礼”会通,承扬道统——朱熹仁学思想探究

朱熹以宋明理学中的理气论、心性论为理论背景,强调"仁"是"心之德,爱之理",并融入了"生生之谓仁"的传统德性论观点,对"仁"这一概念的内涵与性质结合传统礼学进行了再诠释。他以天理为"仁"与礼乐相交通的依据和桥梁,并以"阴阳"、"动静"的辨证思维阐释了"仁"、"义"、"礼"、"智"四端并立又对立统一的关系。朱熹将礼学与理学在其仁说中融会贯通,既回归和张扬了先秦仁学之道统,同时也颇具代表性地体现出了"经学与哲学相结合"这一中国哲学特征。     

《荀子》、《吕氏春秋》教育思想比较

《荀子》、《吕氏春秋》均有集百家学说于一身的特点,两书所包含的教育思想比其他诸子更为丰富.比较起来说,《荀子》的教育思想以性恶论为哲学基础,《吕氏春秋》以天性论为基础.前者认为教育能够改造人性,由恶趋善;后者则认为教育不能改易人性,却可避免人的天性遭受戕害.《荀子》主张教育的目的在于造就圣人,《吕氏春秋》则把教育的目的更多指向培养遵守社会规范和因循自然规律的普通人.两书在教育方法论方面有许多相似的观点,但《吕氏春秋》更加强调基于自然人性的师生关系所带来的教学效果.     

儒家相关六种人性论的内在联系——以《论语》中孔子对人性的论述为问题意识

由于对《论语》中孔子有关人性的论述理解不同,在历代相关学者的阐释与发挥中,主要产生了六种人性论: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朴论",韩非子的"性私论",扬雄的"性善恶混论",王充、韩愈的"性三品论",张载、程颐、朱熹等人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论"。六种人性论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内在联系:孟子的"性善论"可谓"论性不论气,不备";荀子的"性朴论"、韩非子的"性私论"可谓"论气不论性,不明";而扬雄的"性善恶混论"、王充与韩愈的"性三品论"虽然同时从"性"与"气"两个角度来思考人性,但没有将"性"与"气"区分开来,可谓"论后天不论先天,不明";只有张载、程颐、朱熹等人关于"天地之性(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人性论,兼顾到了以上各方面,将前五种人性论的所有内容都去粗取精地包含于其中,乃是以"性善论"为体,以"性朴论"、"性三品论"为用的人性论,"性私论"、"性善恶混论"等内容都已被扬弃于其"用"之中。宋儒这种集大成的人性论最符合《论语》中孔子的人性思想,最能彰显儒家精神。     

《战国策》《韩非子》的对向特征与趋同构建

《战国策》和《韩非子》具有发散思维和逼仄思维的对向特征,但是在较为深入的层面下,两者却都具有自然的人性恶观,并且认为人性可以因循利用,附着其上的是一系列趋同的主张。     

《文心雕龙》之《韩非子》批评辨析

《文心雕龙》在《铭箴》等十余篇中讨论和分析了《韩非子》及其文学特点,广泛涉及了《韩非子》的思想特点、辞采风格、言说方式、寓言运用等.刘勰以“弃孝废仁”评韩非“五蠹”说,以“华实过乎淫侈”论《韩非子》的文体和语言风格,对《韩非子》总体上评价不高.但同时,《文心雕龙》对《韩非子》辨正义理的言说方式,循名责实的判断标准,以及“著博喻之富”的表现手法等多所阐发和肯定,同时又大量引叙和容摄了《韩非子》中的义理范式、逻辑方法、文体文学实践及学术成就等.《文心雕龙》的《韩非子》批评,为后世的韩非研究提供了可资参照的有益文学史料.     

席勒论审美形式的人类学功能

从艺术所运用的审美形式的角度来看席勒关于艺术的人类学功能的观点和思想,可以知道,席勒非常重视审美形式、审美习俗、审美趣味对于人类的人性完整的巨大作用。这些观点和思想集中地表现在他的三篇论文之中,这就是:《关于在艺术中运用庸俗鄙陋事物的想法》,《论运用美的形式的必然界限》,《论审美习俗的道德效用》。     

儒家性善论的现代证成——唐君毅人性论探微

唐君毅的心性论是其思想体系的础石,可谓实现了对儒家传统性善论的现代证成。他认为,人在根本上是精神的,人的一切现实活动都具有"精神实在"之同源性,宇宙演进史就是人类精神的发展史;关于人性善恶问题,他不仅由人生各种现实活动的客观事实给予了人性本善的经验说明,同时从心性本体论揭橥了人性本善的客观形上根据,而且强调信仰人性纯善乃是人类不可或缺的一种主观需要;并坚持合"心"与"生"以言"性"而整合先哲的人性论思想,肯定人性的种种不同面向,以多面化、立体化而精神性的人性观对治各种片面化、平面化、物质化的现代人性论。     

尊生明有 主动率性——王夫之哲学的特质

熊十力曾指出,王夫之哲学的特质有四个方面:尊生,明有,主动,率性。王夫之阐发《周易》经传的思想,把宇宙看作是生机盎然、永远运动的宇宙,强调自然、社会、人生之变动不居,肯定与时俱进的儒家精神。其"天地之化日新"之精神内涵的动静观、矛盾观及"乾坤并建""两端生于一致"的宇宙观及思维模式极有价值。王夫之继承了张载的气论,进一步肯定天人之间只是一气而已。"气"是王夫之哲学的最重要范畴。"气"为"实有",统贯天人,其宇宙观是"太虚即气""太虚一实"的气化宇宙观。其理气观、道器观、能所观、知行观有甚深意蕴。在人性论、性情论及理欲观上,他有真知灼见。他关于人性"日生日成""天理寓于人欲",情、才出于性且彰显性的看法,都可以作创造性转化。三百年来,王夫之的哲学思想成为近代启蒙思潮的重要资源之一,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直躬”的故事——《论语·子路》“叶公语孔子”章人物辨析

《论语·子路》"叶公语孔子"章,体现了孔子"亲亲相隐"的观点。该章涉及了直躬、孔子、叶公三位主要人物。其中,直躬之"直"是心直口快的率直,直躬之"證"是直来直去的告知;而孔子之"直"则是来自内心那种率直的人性之爱,因此对于亲人的过错不宜轻易公诸于众。直躬故事的叙述者叶公既不是"儒学的挑衅者",也不是"孔子的好学生",对于《韩非子》和《吕氏春秋》们的"故事新编"不必确信。     

为政治奠基：论法家的政治形上学

法家政治形上学在先秦时期经历了一个显著的演变过程：由《管子》应然的政治形上学向《韩非子》实然的政治形上学发展,其实质就是由关注政治伦理的视角转向关注人类政治实然形态的视角。法家以道与天地万物的形上秩序为依据,构建一种以君道为核心,以君、臣、民为结构的政治秩序,涉及“一”与“多”、“常”与“变”、“显”与“隐”、“无弃”与“干涉”等人类政治的根本困境。《管子》以道与天道之价值来统摄政治,对恶的或非仁义的手段持否定态度;而《韩非子》则以道理论之存有原理为依据,主张圣人以“缘理”和“取情实”来指导实际的政治生活,黑白、善恶皆蕴涵于其中。人类政治既有存有层面的客观事实及其必然道理,又有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道德原则,是事实与价值的辩证统一。韩非子真正从政治形上学的角度为人类政治奠基并指出了人类政治的实质。     

充满激情的人性——论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弗格森的人性观

人性的问题是贯穿于弗格森整个道德哲学体系中的主线。本文首先介绍了弗格森对人的自然史及人类社会演进的考察。接着,重点分析弗格森人性"多样性"的理论,即人类天生具有区别于动物的社会性,人性主要表现为自我保存、联盟、分歧三个天性。最后,探讨了弗格森的"行动"理论,即积极进取的人性观。     

论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说”与禅的“不可说”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提出"不可说"的命题,这与禅的"不可说"不谋而合。本文从三个方面比较二者的言语观:什么不可说,为何不可说,如何说"不可说",以期探寻中西方哲学思想中"不可说"的本质。     

“遇人便道性善”:孟子“性善说”献疑

孟子人性论的基本观点为"人性善"或"性善",业已成为"国民常识"。在这一常识的背后,隐伏着深度的误读。孟子从个体生命体验和形式逻辑层面反复证明的一个观点为人性有善端,仁义礼智"四端"源自天,存诸人性为"立命",人性之善是与善恶相对之善,善不是绝对之善。但是,孟子从未否定"性"有恶端。研究孟子人性学说,在方法论上应当遵循"以孟释孟"原则,在文本释读与思想诠释上,应当区别"善端"与善、"君子所性"与"性"两对概念。在"君子所性"层面,孟子刻意强调君子与禽兽的"几希"之别,君子在应然意义上当自觉以"四端"为性,而不可以"食色"为性;但在"性"或"人性"层面,孟子并没有完全否定"性"有恶端,"大体"与"小体"同在于人性。尽管君子在工夫论层面不将"味"、"色"、"声"、"臭"称之为性,但芸芸众生之"性"还是蕴含"味"、"色"、"声"、"臭"。秦汉以降,历代学人之所以对孟子人性学说理解不一,大多在于未厘清"善端"与善、"君子所性"与"性"两对概念的区别。     

从论“礼”到论“性”——唐代学者对《大学》《中庸》的意义转换

"四书"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原隶属于《礼记》,属于"五经"体系下的内容。随着学术核心话题转变为心性论,唐代学者们对礼学经典的解读也有了新的学术标准和学术旨趣。他们开始从"德""仁""心""性"等心性论方面对《大学》《中庸》两篇进行解读,学术重心开始由重"礼"转向重"性",并最终使它们脱离了礼学体系,成为儒家的心性资源和经典依据,开启了经典研究的新方向和理论构建的新话题,这些都为理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以治为重心:试析《淮南子》之道

<淮南子>对"道"的使用,并非仅取其抽象、超越义,更注重其具体、实行义,强调"道"之于"治"的功用.正是围绕着"道",以"治"为重心,以"治在道"的观念为起点,全书的君臣论、无为观才得以展开.     

《文心雕龙》势论解析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设《定势》一章以论"势",但对"定势"的理解,自来意见纷争。"定势"即为确定文章谋篇布局之术,势具有方法、技巧的含义。势是一个游荡于气、神、韵与形、象、辞两个层面的概念,刘勰在《定势》篇中谨慎地回避了"气"这一层面,将势纳入术的范畴,而后世论文势则更多地标举作为美学风格的"气势",这正是势论一直争讼不已的一个重要原因。     

荀子的社会语言学思想

荀子作为先秦诸子集大成者,汲取了诸子百家的精辟论说,提出的社会语言观与两千多年后西方语言学家的观点不谋而合。他在《正名篇》中探讨的"名"与"实"的辩证关系,揭示了语言使用中"约之以命"的社会性,强调了社会语言学关注的语言从无到有遵循的任意性原则与言语群体的内在联系。同时,荀子关注到语言有阶层变体,提出"明贵贱"、"辨同异",并藉此来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突显其语言治政的目的。而且,荀子还发现语言不仅有地域变异的"楚语"、"越语",还有专属于社会集团变体的共同语——雅言,语言在"循旧名"、"作新名"中继承和发展,由此,形成了他的共时和历时的社会语言观。     

恒有与无常:佛教运动观探析——以说一切有部为中心

说一切有部作为部派佛教中成立较早的学派,其"三世恒有,法体恒存"的宗义代表了佛教运动观的早期理论形态。有部的宗义发源于对原始佛教经典中法相的相摄、自相、共相等关系的研究,而具有其独特的论证方式和理论内涵。由"无常"而推出"恒有",以"恒有"来论证"无常",是有部对动静辩证关系的独特理解。有部运动观独特的思维方式与理论论证模式被后来的大乘佛教所继承和发展。从原始佛教的"诸行无常",到说一切有部的"法体恒有",再到大乘中观学的非断非常、动静双遣,反映了佛教运动观的辩证发展过程。     

先秦儒家语言论

先秦儒家"仁怎么样"的命题,仍然是本体论命题,知行实践本体论中的<论语>正名说、<荀子>的"解蔽"以正名,孟轲的"言"与"心"与"气"的关系说、"知人、论世"以解诗书说,都是儒家的语言本体观.从出土文物看,孔子评<诗>的语义的标准化、程式化、范畴化,反映了儒家言语评骘的普遍化特征和语言形而上学的地位.儒家有丰富的学理范畴,涉及天地自然,道德情性,知行思虑,言语说物等方面,文章从与言语直接相关的心性,心思、思言、言辞等寻考言语之踪,并指出这是儒家学理中的感性活动和生命过程决定的.     

重访廖平、康有为学术交涉公案——关于“新学伪经”说之偷意与升级版“孔子改制”论之截获的新探

从晚出之《古学考》与《新学伪经考》、晚出之《知圣篇》与《孔子改制考》之间的比较中探讨廖康学术交涉公案,是流行的但却是很有问题的研究思路与习惯。由廖平指控与厘定说法的前后变迁之迹入手,可以发现廖氏最早提出此诉讼公案的文献《经话甲编》(出版于1897年)并没有涉及到对《孔子改制考》的指控,而只是针对《新学伪经考》而发。《四益馆经学四变记》节本(刊发于1913年)始将《孔子改制考》一并列为指控对象,并重新界定廖平自己的著述"两篇"与康有为的著述"两考"之间一一对应的"祖述"关系,此说之得失与影响甚为复杂。通过廖康羊城之会稍早前的文献(《〈知圣篇〉自序》、江瀚《与廖季平论〈今古学考〉书》、刘子雄日记),可以澄清羊城之会廖康学术交涉系围绕稿本《知圣篇》及其"谈论"而展开的基本事实。所谓廖平还有《辟刘篇》交与康有为过目,或没有"两篇"中的任何一篇提供给康氏以及所谓廖平影响康有为全面转向今文经学只限于"谈论"或"谈话"的说法,均非确论。廖平对康有为的影响主要在于:"新学伪经"说之偷意与升级版"孔子改制"论之截获。所谓升级版"孔子改制"论,以主张"六经皆孔子所自造",及主张经典所传"唐虞夏商周一切制度事实",皆非真"制度事实",实为孔子之托古改制,这两点为核心内容,如张之洞所称"此说乃近日《公羊》家新说",创自廖平,而为康有为所承袭;与《教学通义》、《民功篇》等康氏早期文献所述本于常州公羊学派的"孔子改制"论述大为不同。廖平缘于因应康有为隐没自己的启发权而衍生出防卫过当之论,对康有为也有伤害,也是本案迷雾重重的一大要因,但是康有为方面的责任更大、所当反省之处更为严重,他那一切伪托的作风对儒学的破坏性影响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