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玄之争的学术回响——胡适、梁启超墨学阐释的异同离合

在清代学术理路和西潮冲击之下,墨子及墨学在清末民初引起知识分子的广泛关注。作为现代学术史上的典范性人物,胡适和梁启超对于墨学的偏爱和阐释可以说具有典范意义,其学术主张存在共同性,同时也存在着差异性。二人都比较重视墨子的《墨辩》部分,以此来发明中国传统学术的"科学精神",但二人对于墨学的理解和阐释也存在根本性差异:一主"智",一重"爱"。以话语分析的视角看,现代性的科学话语和反省现代性的玄学话语构成了胡适和梁启超墨学知识生产的核心要素。可以说,"五四"之后中国思想界对于文化现代化的思索呈现出多岐性,正是对于文化现代性的不同方案导致了胡适和梁启超以及不同学术群体对于传统阐释产生差异。因此,胡适和梁启超关于墨学研究的异同离合可视为近代中国一典型的学术史事件。     

关于"科学主义"思潮的辨析 --从"科学与玄学论战"说起

本文从"科玄论战"说起,分析了科学主义与科学派、唯物史观派的关系,认为不能把科学派等同于科学主义,也不能笼统地说唯物史观派支持了科学主义.在科学发展趋向整体化,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日益互相渗透的今天,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胡适何时投靠国民党政府?——与耿云志先生商榷

胡适何时投靠国民党政府?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耿云志先生在其《胡适研究论稿》中认为“九·一八”事变后到1933年胡适投靠了国民党政府,这个观点很值得商榷。我认为,胡适是在1946年伪“国民大会”后,才投靠国民党政府的.     

卢梭对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兼论20世纪20年代梁实秋和鲁迅的论战

在中国现代思想发展史上,“浪漫主义运动之父”卢梭的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史一定程度上也是西学东渐之后浪漫主义在中国的接受史、发展史。在近代中国的救亡背景下,浪漫主义思潮被赋予了浓烈的政治实用主义的功能指向,被改造为颠覆主义和理想主义;审美领域的浪漫主义缺少自足性和独立性,浪漫主义文艺只是途径,政治变革才是真正的旨归。对于20世纪20年代梁实秋和鲁迅关于卢梭的论争,也应从这一文化视角进行重新审视。     

被误解的浪漫主义——卢梭的非浪漫主义与康德的反浪漫主义

因为提出"回归自然"、"天才"等观点,卢梭与康德长期被奉为浪漫主义的鼻祖.但实际上,这是对他们望文生义、断章取义式的误读.与浪漫主义相对,卢梭的非浪漫主义和康德的反浪漫主义本质上都属于启蒙主义.尽管卢梭与康德的思想被误解为浪漫主义,却从反向推动了浪漫主义的发展.     

汉语的语素就是词吗?——与李德鹏先生商榷

李德鹏提出的"汉语的语素就是词"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实际上,汉语的语素和词在概念上没有矛盾,汉语中所有的合成词都是多语素词,同时要注意区分古今语法标准的差异,虽然成词语素和不成词语素没有明确的界限,但依然能够加以区分。现阶段对于语素和词的区分没有大的问题,因而"语素就是词"的提法是没有必要的。     

美德与责任心是二分的吗?——与安靖如先生商榷

<正>拜读了美国著名学者安靖如(Stephen C.Angle)先生的大作《责任心是美德吗?——美德伦理学视域下重思孔孟荀的主张》(以下简称安文),深受启发。安文处理问题很细腻,可谓是细致入微。这种微观分析的精神和工夫值得肯定并借鉴。当然,其所论也并非没有可商量的余地。限于篇幅,这里只谈一点,向安先生请教。     

汉代租佃制度是个别的例外吗?——与金兆梓先生商榷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六日“人民日报”第七版,刊載了郭沫若先生的“汉代政权严重打击奴隶主——古代史分期爭論中的又一关鍵性問題”一文。郭先生在这篇文章里試图說明的是:“秦汉兩代的土地是封建所有制,有地主阶級和貧苦雇农的对立,地主阶級的土地已有大量的集中。秦汉的政权就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的。”在“学术月刊”一九五七年第五期上,又刊有金兆梓先生“試答郭沫若先生”的“汉代政权果曾严重打击奴隶主吗?”一文,对郭先生的文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金先生的意見是:“汉代租佃制的封建剝削还只有个别的例外,而一般的却还只使用奴隶于农业生产”,并認为汉代“正是奴隶制社会”。他的这种論断,我認为是不合乎历史的客观事实的,因此,似乎有把它提出来討論一下的必要。     

金代的“驱”不是奴婢吗?——与张博泉先生商榷

张博泉先生在《金代奴婢问题的研究》(见《史学月刊》1965年第9期)一文中提出:"驱不是奴婢,而是奴婢放免后才能成为驱."驱的地位虽低于一般良民,但却高于奴婢."在其以后发表的论著《金代经济史略》(1981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和《辽金"二税户"研究》(《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中,张先生仍然保持同样观点.我们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写出来向张先生求教与商榷.首先是驱的来源问题.张文认为金代契丹族的驱奴,可能即由辽时的部曲和一部     

《老子》是道、物二元论吗?——与张松辉先生商榷

张松辉先生在其力作<老子研究>中,把作为宇宙万有之本体的"道"界定为"规律",进而将"道"、"物"同举为天地万物之本原,并据此判定"老子是道、物(气)二元论者",这是值得商榷的.<老子>对"道"作了如下描述:"道"无名、无色(夷)、无声(希)、无形(微)、先天地生."道"显然具备无限性和无规定性的本体特征,其他任何范畴均不可与之相提并论,而"物"不过是形下之器."道"超越一切二元对立的特征一经确立,<老子>是道一元论也就是题中之义了.     

城乡二元结构值得留恋吗——与贺雪峰先生商榷

贺雪峰教授在多篇论文中论述了城乡二元结构合理性的观点,认为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是让“中国制造”长期处在优势位置的制度安排,应长期坚持.然而,这种论证不仅在逻辑上存在诸多漏洞,也与社会现实背道而驰.城乡二元结构对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的危害已远远超过其通过抑制农村劳动力价格而带给中国经济竞争力的好处.把中国现代化的希望建立在公正的社会制度、平等的公民权利和公平的市场竞争的基础之上,远比建立在歧视性的城乡二元结构之上更为可靠.     

物化劳动果真创造价值吗——兼与钱伯海先生商榷

钱伯海先生在《学术月刊》上提出了一个“物化劳动二重性”的命题,他以为这样就可以消除理论上和现实中的种种矛盾和误解,就可以填平横卧在传统的劳动价值论与萨伊“三位一体”公式之间的鸿沟,从而使科学的更加科学,使庸俗的不再庸俗,因而也就发展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这种在常人看来有点虚幻的主张,在钱先生看来却都是真理,他反复地说:“物化劳动具有二重属性,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只看其一面,而疏看其另     

董仲舒真的具有进化论的历史观吗?--与王永祥先生商榷

关于董仲舒的社会历史观问题,学术界比较一致地认为是属于循环论,但是王永祥先生在他的<董仲舒评传>中却认为是属于"进化历史观".这种提法,显然是在拔高古人,笔者想就此问题与王永祥先生进行商榷.     

新星版《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勘误——兼论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

胡颂平编著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是公认的研究晚年胡适的必备参考书。该书现有台北联经、北京友谊和新星三个版本。各版本均有不同程度的舛误,新星版的“技术处理”问题尤多。联系是书中胡适关于学术训练和学术规范的种种论述．给人以深思和启迪。     

燕昭王到底是谁?——与杨宽先生商榷

战国时期的燕昭王,在我国历史上是很有名的。他尊贤礼士,发奋图强,经过二十余年的时间,使残破的燕国改变面貌,并且一举击败强大的齐国,实现复仇雪耻的宿愿,因而赢得人们的赞扬和历史的好评。唐代李白在《行路难》一诗中有“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的诗句,就是赞许他的。可是他究竟是谁,现在却还没有弄清。《史记》的《燕召公世家》说:“燕人共立太子平,是为燕昭王。”太     

"世界4"论可以成立吗?--与孙慕天先生商榷

孙慕天从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出发,提出了"世界4"理论.本文认为,符码世界虽然是实存的,但所谓符码世界的理论却是伪命题.将虚拟现实的网络主体视为"虚拟主体",并与自然主体、身份主体和契约主体并称也是缺乏内在逻辑性的.对网络世界的主体认识应运用复杂性思维.     

早期基督教是革命性质的战斗组织吗?——与朱光潜、史亚明先生商榷

早期基督教的性质究竟怎样?朱光潜先生在《北大学报》1958年第一期上发表的《基督教与西方文化》和史亚明先生1980年发表在《东北师大》第三期上的《基督教的产生及其早期的发展和演变》,都认为早期基督教是犹太人民“对罗马帝国残酷统治的反抗”,是“革命性质”的,有“战斗气息”的组织。但我认为从历史事实来看,基督教一开始就是阶级斗争的消极产物。并不存在着斗争性、更谈不上有革命性。下面提出我的刍议,以就教于老前辈。     

祛"魅"之后超越了吗——与王绍光先生商榷

"民主"一词的含义在公众眼中并不明确统一.王先生绍光先生的力作<祛魅与超越>力图帮助人们看到民主的实质,但其祛魅之旅却极大地减少了民主的丰富内涵.同样地,国家能力建设和民主建设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二者之间也不是先后问题,而是如何做到平衡的问题.但王先生却对二者关系予以简单处理.简单地理解民主和民主建设与国家能力建设之间的关系,定会带来消极的后果.     

“后现代主义无助于解决中国问题”吗——与张旭鹏先生商榷

后现代主义思潮既给人文社会各个学科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也在全球范围内散播、生根、发芽与结果.而《后现代主义无助于解决中国问题》一文对这一思想资源的理解陷入了流行的窠臼之中:过度夸大其解构维度,严重忽视其建构维度.以此为基础,该文张冠李戴式地批评中国的后现代主义保守.虽然后现代主义不能包治百病,但它确实可以为解决中国问题提供借鉴.     

姜夔是只身过垂虹吗？——与金文明先生商榷

本文对金文明先生关于绍熙二年(1191)姜夔只身过垂虹的论断进行驳证,指出其持论和理由如对“寻”字、“曲终”、“一舸归”的诠释及《砚北杂志》文句的改动,多为主观臆测之见,而无确证。作者考定,姜夔并非只身孤舟过垂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