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叙事与新移民作家的叙述视角

"文革"作为我们民族历史中不可忽略的段落,包孕着太多的政治和文化内涵,理应是中国文学表现的重要主题,因为文学始终都承担着对民族历史叙述的使命。在近年日益引起评论界重视的新移民作家群体中,"文革"也是一个重要的书写点。新移民作家的"文革"叙事与内地的同类文本,当然有其相似之处,因为面对的精神资源是同一的。但新移民作家的"文革"叙事又绝不是内地同类文本的简单重复,它显然呈现着自己的独特立场和美学风格。应该说,新移民作家的"文革"叙事与内地的"文革"叙事构成了一种互补,共同构筑着中国文学中对于"文革"历史的记录。     

近代文学中的民族主义话语及其文化构建一以“五四”文学与抗战文学为中心

在近代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中,由于历史语境的变化,中国的民族主义话语始终充满矛盾和张力,并且以文学叙事的方式典型地表现出来.就“五四”文学与抗战文学而言,它们在自身历史语境中的民族主义书写在近代中国的民族文化构建和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论文化内转背景下的孙犁抗战小说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化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型:新文化运动为代表的外转和抗战背景下的内转.孙犁的抗战小说便是典型的文化内转背景下的产物.民族解放运动的召唤,文化回归思潮的影响,使孙犁自觉地作出了向内转的选择:在主体意识上,在创作题材上,在关照对象上,在艺术手法上透过现实向传统汲取营养,在其抗战小说中深刻地揭示了我们这个古老民族面对强敌入侵展现出来的精神品格,展示了一幅幅生动、形象的民族风俗画.     

与抗战无关的两篇故事——端木蕻良的《初吻》与《雕鹗堡》

端木蕻良一般被认为一位抗战文学家或者东北作家,但是1940年代初端木蕻良开始从现实、时代的主题意识离开,把自己的视角转移到个人的内面世界,而用细腻精致的叙事方式来转换了自己的创作风格。在此事实的背后存在着很现实、个人的理由,那就是妻子萧红的死亡。端木蕻良通过那种很痛苦的经历转换了以前的叙事方式。可以说抗战正在很激烈时端木蕻良就写了与抗战无关的小说。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初吻》和《雕鹗堡》两篇小说。     

论新时期中国小说的孤独母题

作为世界文学共同母题的孤独,由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相遇在新时期中国小说中得以再度彰显和书写.新时期中国小说的孤独母题是在人的存在的孤独与民族自我孤独意识的书写两个层面上展开的.其中,新时期中国小说对孤独意识的自我书写集中指向了对民族文化封闭、内向性发展的批判与拷问以及对背负道德重担的孤独者的塑造,这些孤独意识不仅是此期中国作家对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反思的结果,在深广的层面上都包含着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独特的问题.     

个性与人性并存的另类抗战叙事——解读《姥爷的抗战》

鲍光满的长篇小说《姥爷的抗战》,承继了传统英雄主义小说的主题,讲述了抗日战争期间＂我＂姥爷如何从一介不问世事的文弱书生成长为天津抗日英雄＂老枪＂的传奇故事,形成了时空交织调查模式下个人言说的独特叙事模式。小说文本设定了＂我＂姥爷知识分子、慈父、多情者等多重角色,在彰显人物个性的同时,也对丰富的人性内涵进行了重新解读,是作家在新时期对历史、战争与人性的思考与重构。     

论革命叙事视野下抗战小说的史观构建

抗战爆发后引发的新的政治结构变化,影响到了文史观念的塑造。发轫于抗战期间的抗战小说,自然也受到史学观念变化的影响。从抗战结束到"文革"之前,在唯物史观的逐步影响与支配下,革命叙事的写作理念成为主流,抗战小说呈现出革命至上的创作理念与英雄主义的人物塑造原则,至今还在影响着抗战题材小说的史观构建和审美风貌。     

宗教与死亡的文学对话———论石舒清小说创作中的死亡书写

回族作家石舒清继承了书写死亡的文学传统。在其小说创作中,死亡书写对象丰富,表现手法多样。风格特色鲜明。其小说创作以鲜明的民族个性表现了回族特有的生活风貌、独有的精神世界和心理素质,以及在传统文化熏染下与众不同的审美眼光和生活趣味,突出弘扬了宗教正面的精神与教义。     

抗战剧艺术创作的新变与异途

近年来抗战剧创作数量急增,精品辈出的同时,也不乏艺术审美水平低下、粗制滥造之作充斥荧屏,这不仅满足不了观众的审美需求,走入违背艺术创作规律的异途,而且会误导观众对抗战历史的正确认知。为使抗战剧艺术创作把握正确审美方向,避免艺术形象简单化、粗鄙化,一要遵循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相结合的艺术表现方法,二要符合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和谐统一的审美要求,三要挖掘并弘扬全民抗战中表现出的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彰显草根英雄在抗战中的贡献。从而不断深化抗战剧表现民族斗争的广阔艺术内涵,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抗战精神,教育并激励后人不忘历史、牢记教训、革新图强。     

略论抗战后期重庆长篇小说的史诗性

抗战后期重庆长篇小说大量涌现,揭示出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日战争中,千千万万中国人的灵魂蜕变,尤其是精神成长的心路历程。在显示着抗战时期重庆小说从纪实性的文本叙事向着史诗性的文本叙事进行转向的同时,更是代表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时代高度。     

“民族本位”与抗战文学的文化构想

抗战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转折点,新文学作家在无家可归的"流亡"生涯中,深刻地理解了"个人"与"民族""、小家"与"国家"之间的辩证关系。"漂泊"使他们的民族意识彻底觉醒,并深刻反思了五四启蒙的历史局限性;"流亡"既激发起了他们奋起反抗的复仇意识,也强化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认同。因此呼唤民族精神、渴望民族复兴,几乎就是抗战文学的时代主旋律:它以爱国主义为主导思想,以民族本位为核心价值观,以文学叙事为表达方式,为新文学的后续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台湾新乡土小说的历史想象与反讽——以甘耀明《杀鬼》为中心

乡土作为自古有之的文学母题,从不曾自外于20世纪中国的现代性语境。但台湾1990年代以来的新乡土小说的评价标准却有待翻新和重建。本文通过对新乡土小说代表作家甘耀明的《杀鬼》之评析,看取两方面的新质:从叙事方面以想象历史反映当前台湾社会政治文化迷思;从艺术方面通过魔幻写实手法丰富乡土书写的审美价值。     

文学抗战的艺术呈现——论西南联大抗战文学

在抗日战争中,西南联大作家从寻找抗战力量开始,到描写抗日战斗,直至亲身上战场感受战争,最后对战争进行了人本思考,其作品具有与一般抗战文学不同的特点。尤其引人瞩目的是作品的艺术色彩,西南联大文学调动各种艺术手段抒写抗战内容,创作出一些前所未有的作品,达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水平,取得了描写抗战的最高成就。认识西南联大文学的成就,或许能够充实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中关于抗战文学的贫乏内容。     

抗战时期中国文学的妇女节和儿童节影像

在抗日战争语境下,妇女节与儿童节受到各方人士的广泛关注,妇女节和儿童节影像是抗战文学中的重要元素。战时中国历史语境中的妇女节和儿童节反映到文学之中,呈现为热烈的抗战动员景象。由此,战时中国文学的妇女节和儿童节书写,成为颂赞和制造为民族国家献身的“新妇女”和“新儿童”形象的重要一环,这时期的文学对妇女、儿童响应民族国家抗战的呼唤,是以忽略妇女儿童自身的主体性为代价的。因此,不少战时作家的妇女节和儿童节书写发出了“谁的妇女节”和“谁的儿童节”的疑问,一些作家由号召妇女、儿童参与抗战的“附和者”角色转向了“质疑者”立场,他们的创作从民族国家话语的笼罩中顽强地庇护着妇女和儿童的主体性价值。战时中国文学所呈现出来的妇女节和儿童节影像,一方面深刻勾连了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脉络,另一方面又传达出作家文人对于妇女和儿童这两类人群的独特思考,为战时中国历史语境中妇女节和儿童节纪念留下了重要一笔。     

论凌叔华小说叙事的绘画视角

无论是从叙事的技术层面看,还是从叙事的精神层面看,凌叔华的小说始终贯穿着绘画视角.这一视角是作者巧妙化用传统文人画中蕴含的艺术精神和某些艺术手法的结果.它不仅使凌权华小说拥有浓重的绘画底蕴,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呆地望其小说的品格和风貌,而作者也由此建构起现代作家少有的充满浓郁画境画趣的艺术世界.     

“真实”的“改写”与“新中国”想象——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的叙事意识

在现当代文学叙事发展进程中考察,《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两部小说所呈现的乡村社会图景的差异并不仅仅是“真实”程度的问题,实则内含着在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转型时刻,从叙事方式的选择、叙事结构的设计、作家叙事意识的自觉等方面递嬗演进的生动信息,体现了这一时期关于“新中国”想象的急剧进展。     

从建构到解构:当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叙事策略的演变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当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叙事策略发生了从建构到解构的骤变。"十七年"至1980年代初期,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以宏大叙事、理想化形象塑造和集体记忆的书写为主要内容,建立个体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之间的同构关系,获取政治认同;1980年代中期以后,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在叙事策略上呈现出明显的拆解意图,作家以对重大主题的规避、"反英雄"形象塑造和个人叙事立场确立了解构的叙事策略,体现了当代作家对知识分子身份认知的深化和个体意识的觉醒。1990年代以来,作家对知识分子精神价值过度消解,漠视理想和意义的存在,非但无法获得反思的深刻,也使小说陷入了祛魅的歧途。     

论中国抗战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同日本法西斯之间的一场生死存亡的大搏斗,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场是开辟最早、结束最晚、中间从未停止过的反法西斯战场。长时间内,中国人民在亚洲大陆承担了反对日本法西斯的主要责任,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但是,由于我们对中国抗日战争的研究和宣传不够,国外一些历史学家或由于对中国抗战的情况不够了解,或囿于某种偏见,对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持否定态度。或日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单纯的民族自卫战争,是孤立的局部的小战争;或曰中国军队几乎没参加过什么大的     

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

杨义从东亚学的角度阐发了战争的历史记忆,认为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历史记忆,就是从文学与战争的关系中,正视和剖析那场沉重的东亚地图的撕裂和反撕裂的战争,及其至今尚未得到平复的严重的后遗症,从中寻求人类的正义感、责任感民族以及民族和国家之间正常、健康、和好、互惠发展的历史可能性。严家炎探讨了抗战时期启蒙与救亡的关系,认为在抗日战争这个"救亡"的高潮时期,文学中的"启蒙"仍与"抗日"结伴而行,并没有停止。"启蒙"任务后来被取消,真正的原因在革命队伍内部,是封建思想侵袭革命队伍的结果。王富仁一方面分析了战争记忆与战争文学之间的区别,认为战争文学应当是作家从战争记忆中做出的一种人性的反思;另一方面分析了中外战争文学的差异,认为理想的战争文学应当充盈可贵的人类意识和人性意识。黄修己对战争文学做了深刻的反思,认为我们在政治层面上歌颂正义战争的同时,还应该从人性层面上批判战争。战争文学最主要的不是战争中的宣传鼓动作用,而是通过影响人的感情来提升人性。吴福辉提出了"大抗战文学"的概念,并深入分析了五种类型的"战争体验"小说,认为这些作品将战时特殊的体验延伸到对民族性的自省,凝结为战争文学的最好的结晶。刘增杰深入论述了抗战反思文学思潮,认为在这种反思文学中,一类偏重于对现实政治层面弊端进行揭露与鞭挞;另一类则站在人类的立场,从精神层面对民族惰性进行剖析。指出:反思文学是抗战文学结出的最成熟的果实,抗战反思文学中保留着永具活力民族记忆。秦弓将眼光投向了已经淡出人们历史记忆的反映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认为表现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留下了关于抗战的珍贵的民族记忆。应该珍惜这笔宝贵的文学财富,全面启动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的研究,借以填补现代文学史不应有的空白。     

新民的塑形与作为修辞的父子冲突叙事

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现代性书写的一个显著标志,新民的塑形通过作为修辞的父子冲突叙事,先后经历了召唤新青年、想像革命者、再造新农民的话语转换与历史变迁.由于“新民”概念命题深受晚清以降不断革命的时代语境的影响规约,现代中国文学对于新民的意识形态表达,一方面明显表现出五四知识精英与左翼政治精英文化心理与艺术旨趣的巨大差异,另一方面也有力地坐实了左翼小说革命叙事模式的客观存在与后世影响.这种将父子冲突叙事当作思想或政治启蒙话语的表现形式,从而参与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对于现代民族国家和现代个人主体的双重想像,深刻反映了现代中国文学重内容轻形式、重教化轻审美的典型特征与叙事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