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阐”与“诠”之间——从儒学阐释学到文学阐释学

近年来张江提出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的主张,这是极有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的。中国古代有无比丰富的阐释学思想与实践,在思维方式、话语方式上都有着自己的独特性,因此我们应该而且有能力建构起适应于中国文化语境的阐释学理论。儒学阐释学无疑是中国古代阐释学思想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原始儒学开出"阐"与"诠"两种阐释学路径,后世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汉学与宋学沿着这两条路径踵事增华,为我们今天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梳理和研究这些思想资源是今日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在训诂学与阐释学之间——对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的一点思考

建构“中国阐释学”的倡议已经提出20多年了,但究竟如何使我们谈论的阐释学获得不同于西方阐释学的独特性却始终是个未能真正解决的问题。大家说来说去似乎还是超不出施莱尔马赫、狄尔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贝蒂、赫施等人开出的论域。在这种情况下,张江教授提出的“训诂阐释学”之说就格外值得重视。因为这是将中国阐释传统的思想和实践引进当代中国阐释学建构工程的积极尝试,具有重要启发意义。那么,如何才能真正使中国传统训诂学的精神和方法获得阐释学意义呢?换言之,如何才能使我们建构中的阐释学成功吸纳传统训诂学的资源呢?这显然是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将训诂学和阐释学简单相加肯定是不行的,二者之间需要一个转换的“中介”,如此才可以展开双向改造,从而建构一种作为阐释学的训诂学或作为训诂学的阐释学。这或许是“训诂阐释学”的真义所在。     

强制阐释的理论缺席与在场

强制阐释成为阐释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与讨论焦点在于阐释对象界定的模糊，阐释者与文本之间的距离造成阐释方式的偏离，这种偏离在某些方面既超出了阐释学基本理论的规范，同时更背离了阐释理论的应用方式和实现途径。张江《再论强制阐释》对强制阐释问题的深入的理论研究与批判，既剖析了强制阐释背离阐释学传统中的理论表征是为强制阐释在理论上的“缺席”，更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了强制阐释的理论“在场”的一面。强制阐释的理论“缺席”与“在场”说明了其研究的必要性与价值，这种必要性与价值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或是和阐释学基本问题直接对应上的，而且是阐释什么、如何阐释等具体阐释学基本问题研究上的。     

“阐释”与“训释”——中国古典阐释学的语文学形式

当代西方哲学阐释学存在本体论与方法论两种建构路线。建构当代中国阐释学应主要借鉴保罗·利科与方法论结合的路径。汉字不是象形文字。汉字的表意性质使其天然地与意义阐释交融在一起。训诂学与阐释学都围绕意义运动。训释亦为阐释,阐释必赖训释。“象”与“形”同时具有文字学与阐释学的双重属性。词义与观念交互训释,既是训诂学的特点,也是古典阐释学的特点。语义学指称关系是汉字系统的第一关系。以字词义为对象的训诂学是古典语文学形式的阐释学。《春秋》学所定释经宗旨、原则与方法,具有为古典阐释学立法之意义。     

先秦易学阐释“共同体”对中国阐释学建构的范式意义

近年来,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成了学术热点,其中,阐释"公共性"的研究是这一建构的起点,而公共阐释又以阐释的"共同体"为前提和基础。经典文本的阐释研究尤其是经典阐释范式的研究十分有必要,也十分迫切。《周易》经传阐释因其阐释文献的富赡、阐释研究方向的全面、《周易》经传文本的特殊性,使其成为中国阐释学研究最典范的阐释现象。在"历时"的维度上,《周易》经传的阐释形成了前后相继的"易筮的共同体""‘士’易学共同体"和"儒家易学共同体",反映了易学阐释的时代特征,共同体的梳理更有助于经传文本的研究和当代阐释学的反思。     

训诂阐释学建构的学科基础与价值

训诂学与阐释学均将理解与解释作为它们研究的对象,这一共同点使两个学科的交叉具有了学术基础与可能。古代训诂形成了大量经典解释的材料与解释的方式,形成了多个不同的训释流派与训释目标,这些训诂历史及其积淀是训诂阐释学建构的质料库藏。训诂学理论的形成是训诂阐释学建构的前学科基础。训诂学的阐释化转向形成训诂阐释学建构的新契机。训诂阐释学建构的理论思考与准备,一方面来自中国阐释学者对古代训诂学的高度重视与深入研究,另一方面与当代训诂学者不断接受阐释学理论并尝试对训诂学进行新拓展的自主选择相关。建构训诂阐释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学科价值,是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现中国气派学科体系的重要方面。     

“经义”的生成——关于经学阐释学的目标与方法问题

就其意义的建构而言,经学就是关于儒家经典的阐释学。经学阐释学的根本目的在于“经世致用”,因而其具体目标不是指向与人无涉的客观存在,而是指向“义”或“义理”,又称“经义”或“大义”。“经义”即阐释的结果。经学阐释对“经义”的把握主要不是发现的过程而是建构的过程,不同历史语境赋予“经义”以不同的内涵。从“微言大义”到“依经立义”再到“衍义”,随着阐释目标的变化,经学阐释学在方法上也出现了从“曲折成义”到体认、涵泳的转变。对经学阐释学之阐释目的、阐释目标、阐释方法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深入探讨,可以为中国当代阐释学的建设提供某种借鉴和启示。     

训诂与阐释——阐释学体系建构讨论

训诂诠释与义理阐释是中国传统阐释学两条脉络清晰的路线。训诂或诠释，以历史文献为对象，寻找和证明文献所生所含之“本义”,以求经典原始认知，意在开显和证明对象本来面目和方法，为传承所用；义理或阐释以历史文献为中介，衍生和发挥文献少有甚至所无之“意义”,以言经典当世认知，意在创制和传播新的思想和价值。此二者于阐释的目的观、语言观和认知方式上存在巨大差异，并因其不同而对立共存，辩证统一。中国当代阐释学之建构，二者缺一不可，且要以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为理论基础和要害。从为建构中国阐释学完备性体系的目标出发，结合当下以西方本体论阐释学为主流的阐释学实际，文章主张，建构当代形态的中国阐释学必须以汉语语言学为基本出发点，从当代训诂学汲取契合汉语阐释的方法，坚持两点论的重点论，在强调阐释的认知与真理性意义的同时，将训诂语义学摆到前沿位置，推动语义训诂与义理阐释、本土阐释学与西方阐释学的优长互补与共存共进。     

先秦易学的“公共阐释”——兼论从春秋“士易学”到“儒门易”的演变

当下的阐释学大讨论,已经从概念的探讨进入理论建构阶段,实现了由“破”到“立”的转化。在此背景下,以典范的阐释现象为研究范本,将当下热议的一系列阐释学范畴融汇到中国阐释学实践中很有必要。先秦易学便是这样的鲜活范本。对《周易》经传关系的梳理,可以探讨传统易学中那些暌违了历史事实的所谓“非历史阐释”的表现形式和衡量尺度;对春秋“士易学共同体”的描绘,可以寻绎公共阐释的“有效性”等问题,更创造性地启发了先秦易学阐释的“士易学”阶段,为易学阐释史的分期断代提供新角度、新思路;而考察“士易学”到“儒门易”阐释范式的转变,正可印证“公共理性”的历史性及其“隐”与“显”等议题。总的说来,注重阐释效应的“公共阐释”研究,为先秦易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论,这种“自下而上”的阐释研究可以成为中国文学阐释学的鲜活样例。     

当代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话语体系建设:关于“强制阐释的主观预设问题”的通信

[编者按]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当代西方文论被大量引进中国,对中国文艺理论和批评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充分肯定当代西方文论对中国文艺理论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有必要对当代西方文论本身进行辨析,考察其应用于中国文艺实践的有效性,并最终思考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话语体系建设的问题。近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江教授提出的当代西方文论中强制阐释的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本刊特发表张江、王宁、朱立     

根据中国的理想图景--自序《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中国为什么会缺失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对这个理论论题尝试给出了个人的回答.本文再从"中国法律哲学的初步纲领"'共谋'与强制性支配"从'主权的中国'迈向'主体性的中国'"等方面做了进一步阐释.提出中国法学或中国学术,在当下世界结构中的首要任务,或者说中国学术的当代使命是根据我们对中国现实情势所做的"问题化"理论处理而去建构中国自己的一种有关中国未来之命运的"理想图景".     

在新时代语境下参与全球理论对话的别现代理论探析

王建疆提出的"别现代"理论展现了一种摆脱"思想欠发达时代"窘境并在全球争取理论话语权的别致思路。中国学界有必要从战略性的布局思维着手,以参与全球学术对话的高度来思考中国当代美学发展问题,从张扬自己的"主义"到整个理论体系的系统化和精致化,稳步推进自身的理论建构工作。构建更具阐释力的理论体系是中国参与全球学术对话的前提,而在现在和将来为中国和世界创造更多"峰值贡献"是当代中国理论研究者最核心的任务。     

构建中国自己的当代发展哲学

我们正处在一个发展的时代.发展的时代需要发展的哲学.建构中国自己的当代发展哲学,既是"二战"以来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又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需要.中国自己的当代发展哲学必须具有当代中国自我特色.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探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根本问题,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本质关系,阐释当代中国人在其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价值和意义的当代发展哲学.建构中国自己的当代发展哲学,离不开当代中国的发展理论和发展观念.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新时期发展观历史演变的基本趋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外宣传阐释的必要与可能

客观公正地向世界介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准确地对外宣传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党领导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历史上看,主动宣传、全面阐释自己的核心政治理念,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传统;从理论上看,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人核心政治理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需要在国际社会中得到全面准确的解释。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应当确立"送去主义"的文化观,坚持自主性的思想文化标准,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增强核心政治理念传播的责任意识和理论自觉,对外宣传阐释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性”意义生成问题

"当代性"是传统文论的资源价值意义与当代文论话语建构的理论资源诉求相适应的一种理论视域,是传统文论参与当代文论话语建设的切入点,也是传统文论与当代文论互相融通的内在结合点."当代性"实际上体现、渗透在现代阐释之中.从本质上看,经过系统的整理与阐释,回到古代文论的原生形态,寻找其新的理论视野和理论生长点,既能超越百年来学界谈论古代文论的"合法性"危机问题,又可以克服当前文艺学研究繁荣景象背后所显露的文化无根性困境,其意义和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后理论”转向与当代文学理论研究

西方文论的"后理论"转向,既表现为"反理论",即对此前盛行的后现代文化理论的批判反思,同时也是一种"新理论",指向对前人遗留问题及新的现实问题的重新探讨。在"后理论"转向的启示下,我国当代文论研究,一方面有必要加强理论反思,包括解构性反思和建构性反思,这不仅需要怀疑和批判精神,同时也需要建构性的理论精神;另一方面,还有必要在理论反思的基础上重建当代文论的理论自觉。这种理论自觉所关涉的主要问题,一是当代文论建构的现实基点问题,二是当代文论建构的文学观念和价值理念问题,三是当代文论对文学实践和社会现实的"介入"功能问题,四是当代文论的开放与坚守辩证统一的问题。     

“三大体系”建设:筑牢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坚实基础

认识和理解“三大体系”建设,加快建构中国当代艺术学研究体系,关键是治学的精准定位,重在发挥理论研究的实效。关于艺术学“三大体系”建设问题的讨论,借助对体系构成目标的认识和对体系思维能力的提升,阐明中国特色艺术学“三大体系”建设的价值与效用。应该说,“三大体系”建设为中国当代艺术学研究提出了新目标和新要求,建构中国特色艺术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形成自己的理论主张和优势,是增强学科自信、学术自信、话语自信极为重要的理论创新之所在。同时,还要认识到“三大体系”建设的确为艺术学研究提出了新要求,指明了新方向,进一步凸显理论自身的主体性、原创性和时效性,不断彰显艺术学研究的引导力、说服力和感召力,这将大大促进中国当代艺术学研究的融合发展,更是让文史哲艺“向未来”发展的底蕴和自信。     

“新格义”阐释：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土化问题

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土化不是哲学普遍的具体化,而是具体哲学的有差别的展开。由于西方哲学阐释学本土化的理想性本质设定至今尚处于发展过程之中,故而需要运用“新格义”阐释法加以推进。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土化,是将西方哲学阐释学与中国传统哲学阐释学各自具有的“创造的诠释学”内涵作“共现”“分梳”“比堪”“融通”的“对位阐释”,从而形成一种以文本与阐释者意义建构为双焦点,以文本的言内之义与言外之义为双向阐释路径,以文本的真理性意义生发与阐释者生存意义的获得为双向阐释目标,通过文本诸要素与阐释者诸要素的相互感发,最终实现文本阐释共同体建构的过程。在此文本阐释共同体建构过程中,“新格义”阐释将使每一个文本都可以滋生无限意涵,每一次阐释都是文本意义的新发现,每一次阐释活动都是阐释者创新自我并理解自我的新方式。这样的阐释将最终成为一种行动事件,文本的意义也最终呈现为一种开放形态。     

巫者、歌者与辩者：中国阐释学的早期空间及历史嬗变

现代形态的中国阐释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但与一般性的“以西格中”不同,它在当代的本土化过程直接促成了中国学者的理论原创。近十年来“强制阐释”“公共阐释”等命题的提出就是证明。单就公共阐释所标举的公共性看,它与中国传统国家空间观念的建构高度匹配。以此为视角介入中国阐释史研究可以看出,中国早期以“河洛—中原”为中心的天下观,是中国人理解和阐释世界的基本场域,也构成了中国阐释学史的前识性框架。在这一框架下,从巫者、歌者到辩者的嬗变,大致可以勾勒出中国先秦阐释主题迁移的过程。据此,公共阐释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论原则,展现出鲜明的历史品格;一种基于公共阐释的中国阐释史写作,也在它的源头处清晰起来。     

《中国社会科学》《天津社会科学》成功举办“阐释的澄明”学术研讨会

<正>"阐释"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文本、历史和时代精神的真理性表达。对阐释的起源、历史、概念进行澄明和深入剖析,提出具有时代特征、推动社会进步的标识性概念和命题,对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阐释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2017年10月2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天津社会科学》共同主办的"阐释的澄明"学术研讨会在天津社会科学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