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德论与中国哲学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基本理路

孔子的“德”直接来源于“道”。如果说在孔子哲学中“道”是宇宙人生的外在之理,那么,“德”就是人把握了外在之理以后所形成的内在之性,“行”则是把人的内在之性实现出来的路径。从外在之理(“道”),到内在之性(“德”、“仁”),再到内在之性的对象化(“行”),是中国哲学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基本理路。     

论毛泽东邓小平对中国民族文化的继承与运用

中国的民族精神基本上凝结于《周易大传》的两句名言之中 ,这就是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 ,君子以厚德载物”。它可以展开为一天人、同真善、合知行、道中庸四层互相联系的规定性。毛泽东、邓小平成功地继承和运用了这些优秀思想。比如 ,一天人与把握机遇 ;同真善与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合知行”与实践和理论的统一、“道中庸”与防“左”反右     

汉代知行观的逻辑发展

汉代哲学，特别是汉代中国哲学的知行观，至今仍然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20世纪40年代初，赵纪彬先生著《中国知行学说简史》，于汉代叙述了古文经学派的“知之匪艰，行之推艰”说及扬雄、王充的知行学说。80年代初，方克立先生著《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规》，考证出“知之匪艰，行之推艰”说乃是先秦哲人就有的见解，于汉代仪叙述了董仲舒与王充的对立。上述两位著名学者的研究，虽然各有创获，但都未能使人看出汉代知行观的逻辑发展的轨迹。其实，汉代中国哲学知行观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汉代的许多哲人都继承了先秦诸子“以其道…     

先秦知行范畴三论

中国哲学史上争论不休的知行问题可追溯到先秦。老子、庄子和孟子确立了在主观世界中和谐统一的唯心主义知行观 ,为先验论前提下多种知行学说的萌发播散了充满活力的种子。墨子和荀子系统论述了行先知后的经验论知行观 ,并以此为方法对社会政治现象进行分析研究 ,孕育了唯物主义知行观的多重萌芽。孔子及其弟子则用中庸的方法 ,多维度论述了知行统一思想 ,其中包涵着无法克服的内蕴矛盾。正是先秦知行范畴的丰富性和不成熟性 ,得以孕育出中国知行观的一切胚芽 ,成为知行范畴发展的逻辑起点     

浅析王船山的思维模式

目前国内对王船山哲学思想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然而很少有人论及船山哲学思维模式,这确是一种缺憾。笔者不顾学识浅陋,试图摸索船山思维逻辑的基本模式,挖掘并分析它的哲学意义,借此门径探究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方法的一些特点。一我国传统哲学的许多成对范畴,例如“体用”,“道器”、“知行”、“能所”等等,是客     

从《原道》篇看刘勰的文学起源理论

刘勰认为文学起源于“道”。而学术界对“道”的含义多失其解。本文认为 ,刘勰所说的“道”含义先后不同 ,首段指自然之道 ,二段和三段前半指神道 ,三段后半指社会政治之道。刘勰的文学起源理论是 :文学起源于圣人上秉天意、下合自然创作的《六经》 ,而《六经》同时又阐发了封建社会政治体制、人伦道德的合理性。     

忠恕之道的现代价值

孔子儒家学说的核心是仁学 ,仁学体系“一以贯之”的精髓是“忠恕之道”。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宗法家族社会中 ,“忠恕之道”是家族与家族之间寻求共同价值源泉的根本方法。在今天的市场经济社会中 ,“忠恕之道”也可以成为人与人之间建构共同价值规范的基础。同时 ,儒家的“忠恕之道”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宗教道德也是相通的 ,可以成为三大文明体系交往的共同原则     

老子“道”的形而上学新解及其思想价值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不仅注重道德伦理实践,而且具有表现为理性思维的形上之学。以“道”为理论核心的《老子》哲学就是中国形上学思维的最早表现形式。“道”是《老子》哲学确定的宇宙本体。《老子》哲学中的“道”是一种可以称为“无”的客观实在,是有与无的内在统一,是万物发展的宏观场合。“道”的观念的确立奠定了中华民族理性思维的基石。     

从“道言之悖”管窥道家言说方式及其哲思

“道不可道”乃道家哲思的第一悖论。“道的超验本性”“语言的局限”和“言说者的‘成心’”乃“道不可道”的三个主因。作为一种哲学史上的事实,道家以其“强为之容”的诗意言说方式,以古言今、以虚言实、以事言理、以象言意、以身言境,较有效地克服了“言尽悖”的宿命式“道意”遮蔽,填平了“道言之悖”的理论鸿沟。道家诗意言说的背后隐藏着“向道而思”的思维密码,包括基于体悟的直觉思维、基于“对反”的辩证思维和基于模拟的意象思维。     

探索“双引导”导激教学方式培养创新人才

通过对“双引导”导激教学方式的研究,探索有利于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教学方式.“双引导”导激教学方式中,“导”是主体,解决学习方法问题,让学生会学;“激”是核心,解决学习动力问题,让学生爱学.“导”“激”结合,从学生的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两个方面加以引导,对“导”与“激”的内容与形式进行例证分析,演化出无限丰富多样的具体教学形式.这种教学方式重学习方法、重学生内因、重非智力因素,不囿于具体教学模式,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可操作性,可大大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与效果,科学高效地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萧天石道教养生学的终极境界

道教养生的特征是超越性,是得道成真;而得道成真的最显著特征是长生不死,因此,一般习惯于把道教养生学归结为《老子》的“长生久视”之道。道教养生学首推内丹学,内丹学肯定“长生久视”;但认为其最高境界不能仅限于“长生久视”。而是与道合一的“真人境界”,萧天石称之为“道世界”。与道合一的过程是追求“合真”的过程,道教称为“全真”,正是在此意义上,萧天石称道教养生学是“全真之道”。将道教养生学的最高境界从“长生久视”提高到“道”的境界,进一步拓展了道教养生学的终极境界。     

立心通道——《荀子》关于心与道关系的学说

本文就道作为以“礼义法度”为实质的“治道”来展开荀子以“心”通“道”之关节的研究.依《荀子》,“心与道”的关系,由“认知”,而有进一步的“认可”、“践履”关系.其中不但有“认知心”作为“知道”的保障,更需要“心之所可”的自由抉择、肯认能力,为整个求道活动提供前提,为道的实践认知提供方向,并为道的肯认和贞守提供意志力量.荀子在心、道关系上的基本精神意旨,就是挺立“心”的自由肯认能力以通达于“道”的权衡、认可和持守.     

“知行矛盾”论——当前德育难题的一种教育学沉思

本文运用矛盾分析法,在对当前道德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知行”矛盾的现实表现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知行矛盾”等当前德育难题,既有深刻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根源,又是道德教育中存在的诸多矛盾和问题的集中反映。文章从教育学的角度对“知行矛盾”等德育难题的一般成因、实质进行了反思,并进而提出了正确处理“知行矛盾”等德育难题的合理思路     

论庄子之“道”的二重性及理论效应

本体是哲学的核心范畴，确立本体观念曾是哲学的最高目标。“道”是庄子哲学所确立起来的本体观念，具有本体与境界两层含义。“道”之意义的二重性不仅反映了哲学的超越意识与寻根意识、明证性要求与确定性要求的内在统一，而且引发了哲学内部诸多的理论效应。     

道家哲学和海德格尔哲学思想中的“有”、“无”之辨

在终极境域中．老子、庄子对“道”的深刻体验引发了对“有”、“无”问题的思考,并以“无”为出发点从负面对“道”做否定性的说明以认识“道”．“无”的智慧同时也融入到了生活世界而展现出了道家哲学的一种非凡睿智。无独有偶,海德格尔在对“存在”的研究中也对“无”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其哲学思想中蕴含在“有”、“无”之辨中的思维方式,“无”与“此在”生存状态的关联都显现出与道家哲学思想的一些共通性,这就是本研究得以进行的哲学基础。     

德福之道——关于儒学宗教性问题的一项考察

德福之道的问题是哲学的根本问题之一。在古代中国思想史上,这一问题发生甚早,早在汉代《尚书》诠释学中,就已发现《尚书·洪范》“五福六极”所讨论的便是这一“德福之道”的问题。本文通过对此问题的历史考察,旨在揭示五点：一、“德福”问题构成了商周宗教文化的一个核心关怀;二、在“德福之道”这一问题领域中,“天”的存在不可或缺;三、“人感天应”的天人感应以及善恶报应说是理解德福之道的关键;四、德福之道在宗教上又表现为“转祸为福之道”;五、宋明尤其是晚明以降,儒家在行善实践领域呈现出与宗教互动的面相。     

湛若水“体用浑一”修养工夫的思想理路

湛若水批判佛学、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支离的弊端,统一了宇宙演化论和本体论,阐发“万物一气”、“道器一体”、“心合内外”的思想,构建起“随处体认天理”修养工夫论。其思想理路彰显出“体用混一”的思维模式,以及动静合一、知行相即、以心贯之的特色。     

缘何“不可说”--庄子论语言表达困境及其根源

庄子以语言为维度 ,通过将现存世界划分为“可说”与“不可说”两个世界的方式提出了“道不可言”这一语言表达困境问题 ,并指出“成心”之存在、“道”之本性和“言”之对象化是产生语言表达困境的主客观原因。     

论庄子哲学的知与行

关于庄子哲学中的“知”与“行”,历来学者大都认为庄子的知行观是与其混世游世的人生哲学相对应的“毋知毋行”通观《庄子》全篇,特别是作为庄子真实思想的内篇,笔者认为,如果把知行观放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来看,虽然庄子并未把“知”与“行”作为一对范畴明确地提出来,但他那种以独特方式表达出来的知行思想,应在学术界中予以新的重视、新的考察。 一 中国知行学说史上,《尚书·说命中》载“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一语,被认为是最早提出的知行概念,先秦儒墨都继承了这一“知易行难’思想,十分强调“行”的重要性,“知”的前提性,并成为一种普遍看法,为当时及后来多数思想家所接受。     

王阳明"知行合一"说之特质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基于自我生命体验提出的命题。在这个命题中,“知行合一”被定义为“知行关系”的“本体”,试图确立解决“知行关系”的基本范式,并表现出形上性;“行”之为“知行合一”基础的确认,提出了把握“知行轻重”的参考答案,并体现了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知行合一”中的价值诉求,反映了阳明对“知行合一”应用意义的期待,体现了超越性和理想性;“知行合一”的多重性表明“知”“行”不是静止的合一、抽象的合一,而是动态的合一、具体的合一,凸显“知行合一”的最佳模式是“知行相适”。不过,“知行合一”之所以为“知行本体”,之所以“以行为本”,之所以蕴含“价值诉求”,之所以表现为“多重合一”,乃是“心体”使然。因此,王阳明“知行合一”是由“心体”主宰、孕育的“知”“行”运行系统,是“心体”这一道德智慧的深切投射。质言之,王阳明“知行合一”是以“心体如此”为核心,以“知行本体”“以行为本”“价值诉求”“多重合一”为基本元素构成的有机理论体系,因而成为中国哲学史上处理“知”“行”关系的典范,并在理论和实践上表现出丰富且积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