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领与建构：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刑法意蕴解读

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国刑法理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立法引领与司法构建两个层面。在立法引领层面,中国废止了劳动教养制度,以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完善了刑法的内容,推进了刑法再法典化的进步,同时促进了民权刑法观、安全刑法观、系统刑法观立法理念的生成。在司法建构层面,中国刑事法治领域建立了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以及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监督的司法机制,另外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也开创性地形成了注重人权保障、注重犯罪预防、注重刑法教义学构建的司法理念。深入梳理习近平法治思想影响下中国刑法理念的重大变化,对探索与发现中国刑事法治建设发展的历史规律具有重要意义,对中国日后的刑事法治建设亦大有裨益。     

“恢复性司法”视角下“中国特色”的刑事调解

"恢复性司法"强调维护与重建被犯罪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其在减轻诉讼压力、节约司法资源、维护社会和谐上的巨大功用得到西方各国的广泛认可,"恢复性司法计划"已在西方各国普遍实施.与西方先进的"恢复性司法"相比,我国刑事调解制度目前存在调解适用范围狭窄、忽视被害人个性化需要、片面追求"报应正义"等缺陷,已不符合国际刑事司法改革的潮流.鉴于我国刑事调解制度存在的缺陷及"恢复性司法"与我国传统调解文化的相通之处,将"恢复性司法"与中国传统调解文化相结合,构建"中国特色"刑事调解制度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但由于我国目前"恢复性司法"适用的配套措施尚不健全,因此,一定时期内我国刑事调解制度应着重对"恢复性司法"理念层面的引入,与此同时逐步健全、完善相关制度,以期最终实现构建"中国特色"的刑事调解制度之目的.     

"顺天则时"——中国传统法律的自然观

中国自古以农为本,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存.因此人们对"天"既崇敬又畏惧,认为顺之者昌而逆之者亡,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产生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人类与自然界和谐共存的必然反映,是不可逾越的自然之道和社会之道.而以此为理论依据,中国古代产生了顺应自然、效法自然的法律思想,主要体现为法律制定时遵循的"则天立法"原则,法律实施时实行的"司法时令"等制度.因此,立法与司法中"顺天则时"的观念反映出中国传统社会自然规律与人间法度相类相通.浑然一体的格局."天之法"因此具有了实用价值,而"人之法"也因此具有了合理性和神秘性.这一切都说明中国传统法律的自然观有其独特的内涵和特征,与西方自然法思想存在诸多异同之处.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要制定本朝法典原因探析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要制定自己的成文法典,其原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理论方面潜在的原因在于法随时变的立法理论和变易进化历史观的影响;形式上的表层原因在于法典体例等编纂技术上的变革要求;内容上的中层原因在于贯彻刑罚世轻世重的刑事政策原则;深层的原因在于政治文化心理层面,即制定成文法典还有其重要的象征意义,象征着皇朝政权的正统性和合法性。正是这些原因的存在和促动,才使得中国古代形成了悠久的成文法传统,进而令中国古代立法文化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     

检察机关审查逮捕阶段适用刑事和解的思考

刑事和解制度作为我国刑事法律领域的一种全新理念,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及整个刑事法领域一体化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体现了我国目前所实行的＂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而在检察机关审查逮捕阶段,检察机关直接参与刑事案件的审查办理,刑事和解制度在这一阶段也应有适用的空间,但须完善相关机制。     

和谐社会视野下刑事立法之出罪与入罪问题研究

出罪与入罪是刑事立法定罪问题的一体两面。在刑法的历史发展中,社会危害性始终是决定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最基本的标准,社会危害性具有出罪和入罪的功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我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确立的基本刑事政策。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下,立法者运用刑事立法权确定犯罪圈的活动应当是双向的,既包括入罪,即犯罪化,刑罚化;也包括出罪,即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刑事立法之出罪与入罪的理论依据在于：刑法的谦抑原则、刑法的人权保障原则和相对罪刑法定主义。     

传统慎刑思想探源——以《周易》为例

慎刑契合国际轻刑化趋势,符合我国司法改革方向。追溯我国传统法文化源头,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慎刑思想。《周易》蕴涵着丰富的慎刑思想,如明慎用刑、赦过宥罪、不留狱、议狱缓死等理念,以及对童蒙之人用说桎梏的赦宥教化,都体现了朴素的慎刑思想。《周易》的慎刑思想集中表现在:犯罪惩治方面,提出要通过行中罚,实现刑罚清的宗旨;在犯罪矫正方面,提出要通过规训教化,达到改过迁善的目的;在犯罪预防方面,提出要通过明罚敕法,收到禁民为非、知止不犯的效果。     

浅议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障

由于法律制度存在缺陷,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难以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利,应完善法制,以促进司法公正和社会的和谐建设.     

论“赔钱减刑”在中国的适用

"赔钱减刑"体现刑法的谦抑性,符合刑罚轻缓化趋势,有助于刑事和解的达成,更好地保护被告人与被害人双方的权利。中国适用"赔钱减刑",应当纠正传统错误观念,通过立法明确适用对象、适用范围和条件、适用程序,规范相关配套制度,真正实现"赔钱减刑"的作用。     

传统文化中"法治"与"德治"思想的梳理及启示

法治和德治是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两种根本手段,也是引导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德与法伦理辩论的主线."德治"是儒家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儒家的德治论并非简单地主张"德主刑辅",而是倡导据德而治以反对当时法家威慑主义的刑治.引道德入律法最终也起到了扼制任意立法和专擅杀戮的社会效果.汉代的引经决狱、隋唐宋明清的法律道德化都是儒家德治论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扬,符合中国传统和谐文化的大原则.战国时期法家法治思想不乏变法、务实的伦理价值,但其"法""刑"演变成为酷吏严刑的时候严重相悖于法治的固定性要求.梳理"法治"与"德治"的伦理纠结启示我们,道治和法治博弈有度,合理发挥各自作用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轻罪的处理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刑事政策,其基本依据仍然是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并以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为考量因素.对于轻罪来说,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原则上以宽为主;但是如果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较大,则应考虑以严济宽.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视野下,对轻罪定罪标准的指导主要在于灵活运用"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一规定,坚持化解矛盾,走非犯罪化的道路;对轻罪量刑标准的指导,则主要表现在根据犯罪人的量刑情节,大胆适用非刑罚化的处理方法以及大胆适用非监禁刑.宽严相济并非一律从宽,而必须是在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的综合评价下,依据特定的社会治安形势,该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严互济.坚持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贪污罪和受贿罪法定刑并轨制的 法治逻辑悖论 ——基于2017年公布的2097份刑事判决书的法律表达

刑事立法通过刑罚尺度将犯罪配置为轻重不等的级别,既是人类公平理性的刑罚体现,也是实现刑法罪刑均衡原则的题中应有之义。"贪污与受贿并重惩罚"的刑事反腐策略面临理论上的正当性质疑和法治逻辑悖论,在刑事立法中法定刑的配置应逐步实现由政策模式到法理模式的转型,更多地从司法实践经验中汲取规律并与既有理论相互检验,致力于应然与实然之间的调和。通过2017年中国司法实践中2097份贪污罪和受贿罪刑事判决书的回归分析发现,相对于受贿罪而言,法官在刑罚的裁量中倾向于对贪污罪判处更重的刑罚,具体量刑上"有索贿情节的受贿罪>贪污罪>受贿罪"。并轨制立法下并发的"同罚异害"罪刑不均衡难题,法益侵害、不法内涵、犯罪生成模式、责任程度等实质差异,决定了贪污罪和受贿罪在立法上应采分离制。     

SPECIAL ISSUE： ANTI-CORRUPTION STRATEGIES IN TRANSITIONAL CHINA-- China＇s Anti-corruption Strategies from the Viewpoint of Criminal Justice

腐败案件的高发案率是中国当前所处的社会转型期的突出特点。为了适应治理腐败犯罪的需要,中国刑事司法形成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侦查体制、办案原则,并且注重依靠群众查办腐败案件,注重打击重点的随时调整。中国刑事司法注重提高腐败案件的侦查能力和加强反腐败刑事司法的规范化建设等,这是中国反腐败策略在刑事司法领域的具体体现。同时,中国在反腐败刑事程序如何与国际公约对接等方面面临着一些挑战,这也指引着中国刑事司法改进的方向。     

"大调解"中的司法:表达与实践的悖论

司法谋求在"大调解"中的主导地位,是为履行政治职能、 提升司法"治权"及保障部门自身利益的需要.在权力的单边治理中,由于与行政机关在资源掌控与分配上的体制性不平衡,司法主导性停留在诉求层面,司法的实践形态与其官方表达相背离.诉诸"能动司法",亦无法解决表达与实践相分离的矛盾状态.这种矛盾的结合是当下中国司法参与社会运动式治理的根本特色.     

网络暴力的刑法规制困境及应对

网络暴力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而呈现出频发的态势,所造成的影响也突破网络空间的限制,产生危害被害人名誉、隐私、生命健康等权利的实质结果。网络暴力属于刑法规制范畴,但由于追责主体难以确定,网络暴力入罪标准界定分歧及现有刑法规定难以涵盖网络暴力行为等问题,导致网络暴力现象不降反增。对此,有必要以积极刑法观、宽严相济为价值基础,在刑事司法层面明确网络暴力行为入罪认定标准;在刑事立法层面考虑修增损害他人名誉罪,从而进一步完善网络暴力的刑法规制。     

试论中国"无讼"法律文化的成因及其消极影响

中国"无讼"法律文化产生的历史根源在于古人"天人合一"自然和谐观、"法即刑"的法律观及古代刑罚的残酷性和强调"教化为先"的"德治"传统,而其存在的物质基础便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和与此相连的宗法家族制度."无讼"思想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根深蒂固,并且由于历史惯性力的作用,这种思想对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仍存在着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     

SPECIAL ISSUE： FOCUSING ON THE REVISION OF CHINA＇S CRIMINAL PROCEDURE LAW IN 2012 Re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riminal Reconciliation System in China

随着和谐社会治国方针的提出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深化，中国刑事和解制度呈现出不断拓展的态势。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以“特别程序”编的形式，专章规定了“刑事和解”，第一次在《刑事诉讼法》中全面确立了中国式的刑事和解制度。但就目前立法来看，刑事和解程序设置还相对粗放，也存在诸多争议。刑事和解未来发展方向应当强化规则性完善与制度性建设。     

试论我国确立前科消灭制度

我国确立前科消灭制度具有必要性,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尊重和保障人权、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刑法走向现代化和回应司法实践呼唤的需要.与此同时,因前科消灭的意旨与我国传统文化观念存在相容性,以及我国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并且确立前科消灭制度的条件已趋成熟,使得我国刑事立法中确立前科消灭制度也具有了现实可行性.前科消灭制度在我国的确立会面临规范冲突、制度配合和观念改变等三个方面的主要难题,可以从法律规范的调适、人道和宽容文化理念的培育、相关制度的配合以发挥整体联动的合力等方面寻求解决对策.     

南宁"绿城"的文化传统及其彰显路径

南宁"绿城"城市特色形象不仅要靠表面观感和森林覆盖率来支撑,还需要挖掘和传承"绿城"的文化传统以彰显."绿城"的文化传统可以从民族文化传统、诗文文化传统、政府治理文化传统三个大的方面去梳理.虽然物质层面的"绿城"建设成绩斐然,但是精神层面的"绿城"建设亟待加强.南宁"绿城"建设今后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彰显和传播"绿城"的文化传统,从精神层面建设中国"绿城",建设有民族文化仪式感的"绿城",建设诗意弥漫的"绿城",建设政府与市民和谐共建的"绿城",增添"绿城"生活的情趣、诗意,提升城市品位,让"绿城"绿得更深沉.     

南宁"绿城"的文化传统及其彰显路径

南宁"绿城"城市特色形象不仅要靠表面观感和森林覆盖率来支撑,还需要挖掘和传承"绿城"的文化传统以彰显."绿城"的文化传统可以从民族文化传统、诗文文化传统、政府治理文化传统三个大的方面去梳理.虽然物质层面的"绿城"建设成绩斐然,但是精神层面的"绿城"建设亟待加强.南宁"绿城"建设今后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彰显和传播"绿城"的文化传统,从精神层面建设中国"绿城",建设有民族文化仪式感的"绿城",建设诗意弥漫的"绿城",建设政府与市民和谐共建的"绿城",增添"绿城"生活的情趣、诗意,提升城市品位,让"绿城"绿得更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