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福泽谕吉对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否定

明治维新后,日本为了实现侵略朝鲜的目的,在中朝宗藩关系问题上试图通过与中朝两国签订近代条约的方式,利用国际法与宗藩观念在属国、主权等问题上的分歧,来否定中朝两国之间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传统的宗藩关系。朝鲜壬午兵变时期,福泽谕吉为了支持日本政府的对朝政策,从中朝宗藩关系形成的历史上和实质上以及与近代条约的矛盾上,分两次对中朝宗藩关系进行了否定,其目的就是为日本政府排除中国在朝势力,进而侵略朝鲜寻找借口。     

晚清中国用条约强化中朝宗藩关系的失败(1876-1895)

明治维新后,中日双方围绕中朝宗藩关系的存废问题,展开外交斗争。为了使中朝宗藩关系取得国际合法性,清廷主动让朝鲜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其后,又与朝鲜订立双边条约,从而使宗藩关系被纳入条约体系当中。清廷在很大程度上是模仿近代不平等条约的范式来实行“立约保藩”,导致表面的不平等转化为内在实质上的不平等。由于中国的实力的衰弱,无力反击日本的军事攻击,最终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被迫彻底放弃中朝宗藩关系。     

清政府强化中朝宗藩关系原因探析

从19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清政府力图强化与朝鲜之间的宗藩关系.其原因主要在于朝鲜的重要战略地位与中国的安全息息相关,洋务运动的开展使清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强化中朝宗藩关系的实力,当时远东的国际形势在客观上有利于清政府强化与朝鲜之间的宗藩关系.     

甲午战前清韩宗藩关系的强化及其后果

在甲午战争之前，清朝与朝鲜存有宗藩关系。从19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清政府力图强化对朝鲜的控制，但清政府为了强化对朝鲜的宗主权而采取的措施在很多方面不是舍本求末就是失当的，它力图遏制日本在朝鲜势力膨胀的努力并没有收到多大的成效。因此，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之前对朝鲜所执行的政策基本上是失败的，并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     

论清朝与朝鲜宗藩关系的形成与确立

天聪元年 ,后金与朝鲜结成兄弟之盟后 ,两国关系并不和谐 ,争端不断。皇太极改元称帝 ,而朝鲜竟采取不承认态度。致使皇太极于崇德元年再次征朝鲜 ,朝鲜战败求和 ,与清朝结成“君臣之盟”。至此 ,清朝与朝鲜由先前的兄弟关系变为君臣关系 ,标志着清朝与朝鲜宗藩关系的确立。     

论清代以前中越宗藩关系

清代以前中越关系之演变可概括为关系模糊时期、越南对中国的北属时期和越南对中国的依附时期三个历史时段。清代以前的中越关系有一个较为复杂的演变过程,研究这一演变过程,对认识并正确处理好今天的中越关系非常重要。     

清代调整中朝关系措施初探

朝鲜自成为清朝的藩属国后,长期以来貌合神离。清政府对朝鲜则表现出极大的诚意,积极推行儒家倡导的道德外交,并成功地解决了朝鲜尊明与事清并行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朝鲜的敌对心理,逐渐赢得了朝鲜的尊重和信任。康乾时期,清朝走向强盛的事实,也使朝鲜不得不重新认识清政府,重新定位中朝关系,从而回到传统外交的事大立场上来。     

朝鲜开港前中朝宗藩体制的变化——以《燕行录》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宗藩体制的崩溃是西势东渐和周边国家近代民族主义发展的结果,但是也可以从宗藩体制自身的演变中寻找其轨迹.清韩宗藩关系虽然一直比较稳定,但是受尊周大义论、北伐论的影响,朝鲜对清朝的态度始终在现实需要与理念追求中纠葛.从制度层面来说,朝贡制度的弊端日益明显,甚至连下马宴、上马宴这样的礼仪活动已经变得很不严肃.然而,也正是在这种变化中,朝鲜使行人员与中国文人和官员的交往日益扩大,为近代中朝关系的新变化开辟了有限的途径和可能.     

福康安与乾隆末中安宗藩关系的修复

乾隆末的中安宗藩关系屡经波折,频受考验,至乾隆五十三年至五十四年,更跌人深渊,见诸兵戎,中安宗藩关系中断近两年之久,成为清代中安关系史上的一件憾事.但两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双方友好交往的愿望是真诚的、强烈的.因此中安宗藩关系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于乾隆五十五年解冻回春,全面修复.但中安宗藩关系的修复非一蹴而就.在这一过程中,时任两广总督的福康安力肩重任,秉乾隆之命,实心办事,确立务实的安南问题处理方针,与阮惠进行外交斡旋,打破僵局,在保存清朝颜面的前提下赢得了和解,并促成阮惠进京展觐祝厘,且一路陪同,辛苦万端,在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将中安关系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医患关系的契约性

医疗行业作为社会分工的产物之一,必然涉及因分工带来的交换,从而使医患关系具有契约性的一面。从医学史的视角看,现代医患关系满足契约的主体要件、标的要件、实质要件及形式要件。但无论基于医疗方的职责还是国家或社会对民众的福祉考量,公益性应是现代医患关系的本质属性。强调等价交换的契约性,与强调患者“得到”应大于“付出”的公益性之间,似乎存在冲突,医患关系契约性各要件不同程度存在背离公益性的风险。但契约性是现代医患关系的表现形式,医疗公益性需在该形式中加以实现。公益性是本质,契约性是形式,要警惕形式背离本质;但如果无视形式或者夸大形式的不良作用,也将难以实现本质。     

清代中朝之间的使行贸易及影响

清代,朝鲜使团利用到北京朝贡的机会同中国进行商品贸易,其形式主要有三种,即政府间的贸易、同中国商人的贸易和同普通市民的贸易。使行贸易对两国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使行贸易带动了中国辽东运输业的兴起,促进了商路经济的繁荣;也刺激了朝鲜手工业、畜牧业的发展,满足了朝鲜方面对部分商品的需求。     

论明清时期山东半岛与朝鲜的交往

山东半岛与朝鲜隔海相望。自古以来,山东半岛居民与朝鲜居民就多有交往。明清时期,山东半岛在中朝交往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中朝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援助朝鲜反击倭寇侵略的战略基地,同时山东半岛在西学对朝鲜的传播与中日朝商品贸易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中的马意象解读

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是清代社会、历史、文化大背景下产生的蒙古族运用汉语创作的作品,是蒙古族文学特殊的存在形式,也是清代各民族文化互相影响,互相交融的产物。本文中从三个方面具体解析了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中马意象的体现方式,从而肯定了马意象在蒙古族汉文创作中的文学功能,比较分析了汉族和蒙古族文学中马意象的不同文化精神,论证了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中亦存在民族文化心理。     

清代东北地区城市发展与变迁

清代是东北地区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清朝建立以来,东北地区纳入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中,中国内地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制度被引入,城市功能从单一化向功能多样化转变.东北地区城市的兴起和发展,与国家统一、经济发展、人口聚集紧密相联,同时各级城市一旦形成后,对国家的安全和统一、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和人口聚集又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晚清中国朝野对《中俄密约》的反应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实施联俄拒日外交,派李鸿章出访俄国,以出让主权利益为代价,与俄国政府签订了《中俄密约》。清政府高层对缔约工作采取高度的保密措施,但地方官员和民间社会仍从种种途径获知密约的局部内容,并就密约的可能结果表达了质疑和担忧。由于清政府对俄国仍然持有期待,因此这些不同意见未能起到促使清政府有效应对俄国毁约的作用。     

清“三藩之乱”期间朝鲜对清朝情报的搜集

朝鲜在清朝"三藩之乱"期间对清朝进行了广泛的情报搜集工作,其主要的搜集渠道有三条,即:"燕行使"的情报搜集、义州方面的情报搜集以及自日本对马藩获取清朝情报等。由于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干扰,朝鲜所获取的部分情报有"失真"的现象,但这些情报依然有着不容低估的价值,因为它们是朝鲜此时制定对清政策的重要依据。     

高丽入元太子与丽元文化交流

元朝和高丽的关系在历史上比较特殊,不但是因为元朝始终维持武力高压政策,并派达鲁花赤进行行政管理,而且高丽太子还入元为人质,并娶蒙古王室的公主而结成联姻关系.这些在元朝生活过的太子回到高丽都继承了王位.太子入元和回国继位,使大批的官员、学者、医生以及各种人才来往于元丽之间,并直接促进了高丽儒学的发展,也对高丽的风俗文化,如婚俗、服装、发式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