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救亡与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

启蒙与救亡是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建构的重要驱动力。启蒙意识的确立是近代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独立社会力量登上中国社会及文化变革舞台,并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它带来了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觉醒,引导他们走向了争取新的人生价值与人格独立的道路。救亡意识在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过程中既起到了推进的作用,又成为建构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独特性的重要因素。它促成了知识分子精神内涵与文化心理结构的变化。启蒙与救亡的双向运动,共同培育了近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     

辛亥革命时期回族知识分子的舆论爱国实践

辛亥革命时期三类回族进步知识分子展开了各具特色的以报刊为平台的爱国舆论宣传.此时期他们的舆论爱国实践不仅对本民族意义深远,而且对当时的主流社会也产生了莫大影响,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爱国救亡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海鲁迅:形象建构与透视

<正>鲁迅在上海的十年,是20世纪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革命再生波澜的危机时刻,如何通过改造国民性的方式实现民族救亡,进而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宏伟目标,是鲁迅同时代知识分子们念兹在兹的重大问题。上海时期鲁迅思想发生了显著变化,走过了从"启蒙鲁迅"到"左翼鲁迅"的心路历程。革命过程中的矛盾关系以及俄苏文论的大量译介等多重因素,有效催生了鲁迅的思想跨越和身份转型。如何在左翼与右翼、激进和保守、传统和现代之间     

“南渡”忧思与家国怀想——抗战时期校园知识分子的精神言说

抗战时期,大批知识分子迁移西南大后方,辗转流徙中,他们叩问学术,弦歌不辍,表达"南渡"忧思,言说家国怀想。一方面他们谨守文化救国使命,以古圣先贤建构民族想象的共同体,抒发刚毅坚卓的学者情怀;另一方面他们又要实现从象牙塔走向十字街头的身份转换,为救亡呼号。这段"南渡"生活境遇和精神风范让无数学子追怀不已,也为当下的文化重建工作提供镜鉴路径。     

论现代文学叙事中的女性历史人物

在中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程中,女性历史人物在时代话语的召唤下走进现代文学的叙事领域,成为知识分子谱写国家民族以及个人想象的符码。在20年代,她们是西方科学民主、个性解放话语的派生物,承载着知识分子学习西方,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宏大目标;30、40年代,她们则是民族品格与民族气节的象征,担负着对抗西方,民族救亡的重任。此时,女性历史的重构主要由男性来完成,但是,少数女作家的参与,使女性历史获得了来自女性自我的表达,显示了性别差异对历史叙事的影响。     

民族国家的想象与中华民族的认同——论五四文学与杭战文学中的乡土叙事

在近代中国由"乡土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中,文学特别是乡土文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干历史语境和时代精神的变化,从五四到抗日战争,乡土文学的叙事主题经历了一个由"启蒙"到"救亡"的变化.五四时期的乡土叙事,不仅是对农民自身的启蒙,也是对在"乡土中国"之上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召唤.而抗战文学正是通过对"救亡"的叙述,最终完成对于现代民族国家形象的重构和确认.     

论三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抉择

三十年代,国难日亟.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言:“三十年代是一个令人痛苦的时代,是一个民族自我谴责的无情的时代.”“对西方人来说,很难理解三十年代初期中国人所感到的绝望和耻辱.”天生具有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感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难的时刻,为了拯救民族和国家,一场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华夏大地展开,并成为三十年代中国政治的主题和主流.抗日救亡运动是以抵抗日本侵略、解救民族危亡为目的和主线,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等诸多方面,给中国社会带来全方位进步的民族自救运动.它既是民族救亡,也是思想启蒙.它使近代以来进步的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民族解放运动达到了最高潮.这场运动,牵动了每一位知识分子,使其必须在种类繁杂的救国方案中作出抉择,这种抉择,最终导致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分野,并影响至今.本文试对这一特殊年代的独特历史现象作一分析研究,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提供阶段性的佐证.     

梁漱溟乡村建设的人才思想及其借鉴意义

立足于中国社会的实际,在对民族自救运动进行冷静反省、对西方文化进行认真研究,并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梁漱溟形成了其乡村建设人才思想.重视知识分子人才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知识分子人才要与农民相结合、注重培养人才的团体精神等是其人才思想的深刻内涵.其发展农村教育、全面培养农村人才等思路和措施,对于推进"科教兴农"、"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实现社会和谐,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试析“五四”前后的民族主义情绪

民族主义是个人对民族国家怀有高度忠诚的一种心理状态.在世界近代史上,各国都发生过民族主义运动.民族主义也是近代中国爱国救亡运动的主旋律.李泽厚先生自提出启蒙和救亡是近代中国的两大主题以后,得到了不少人的赞同.不过,启蒙与救亡之间的关系仍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有人认为,从历史发展的全过程看,救亡与启蒙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的.说互相联系当然是不错的,但说二者是"互相促进"似乎就有疑问了.甲午以还,爱国救亡运动可说是一浪高过一浪,一直发展到抗日     

青海省回教促进会评述

<正> 二十世纪初中国少数民族中的一些知识分子,以社团的形式组织起来,提倡发展教育事业,掀起了一场民族文化运动。历经清代数次起义失败而屡遭残杀和镇压的回回民族,在这一运动中表现得更为积极。他们中的先进知识分子首先觉醒,设学校、创团体、办报刊和派留学生,大力提倡发展回族文化教育,以提高民族自强意识,振兴回族。以王浩然为代表的一些有识之士,于1912年率先在北京成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回族组织——中国回教俱进会。该会以“兴教育,固团体,回汉亲睦”     

1931—1945年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主要方式

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的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取得这次伟大战争的胜利离不开广大海外华侨的热心援助。海外华侨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全力投入全民族抗战的洪流中,他们以宣传抗日救亡、组织救亡团体、捐款捐物、寄回侨汇、回国投资、购买公债、抵制日货、回国参军参战、维护国共合作、争取国际援助等多种多样的方式支援了祖国的抗战,为祖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老舍短篇小说《一块猪肝》新解

短篇小说《一块猪肝》是老舍从济南流亡到武汉后的第一篇小说作品,其素材取自作家参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筹备工作及在冯玉祥将军主持的救亡团体工作时的见闻。小说描写了左翼文学青年在全民抗战历史大潮来临时的分化,歌颂了"抗战第一"、"国家至上"的时代精神,抒发了现代国民的爱国主义情愫及济世救民的宗教热情。这是一篇没有"故事"的政治小说,人物形象虽具有"政治符号"的类型化特征,却不完全是1930年代初政治记忆的复活。     

李济深与中共的长期合作

李济深是国民党民主派人士."九·一八"事变后,他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在抗日救国斗争中结成革命组织和救亡团体,高举联共抗日旗帜,积极呼吁国共合作,对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抗日战争爆发后,李济深坚持与中共的全面合作,共同抗战,反对国民党妥协分裂,进一步为维护国共合作做出重要贡献.1948年1月1日,李济深联合国民党民主派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与国民党决裂.解放战争后,李济深积极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当中.     

近代救亡意识下的无产阶级革命观与民族主义

面对近代中国面临的民族危亡,梁启超、孙中山和李大钊各自提出了救亡之策。梁启超排斥无产阶级革命,孙中山溶化无产阶级革命,二者都把无产阶级革命当作民族独立之后的国内事务来处理,但只有把民族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融为一体的李大钊的救亡之路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任道&#183;救亡&#183;修己——陈三立政治诗主题思想研究

义宁陈氏三代(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行事与文章多与国运相关,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国身通一、文化托命的品格.在陈三立政治诗中,他以儒家传统的"内圣外王"的经世观念,贯穿"任道"、"救亡"、"修己"的主题思想,凸显近代诗人政治关怀、危机意识和政治责任伦理精神.     

近代救亡意识下的无产阶级革命观与民族主义——以梁启超、孙中山和李大钊为例

面对近代中国面临的民族危亡,梁启超、孙中山和李大钊各自提出了救亡之策.梁启超排斥无产阶级革命,孙中山溶化无产阶级革命.二者都把无产阶级革命当作民族独立之后的国内事务来处理,但只有把民族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融为一体的李大钊的救亡之路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海外华侨与中国抗战

<正> 海外华侨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他们素以爱国爱乡而著称于世。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侨居海外各地的华侨有1140余万人,他们在其居留国政府统治下,深切体验到被压迫民族所受的歧视,深感祖国的兴衰存亡与侨胞利益休戚相关,他们关心祖国命运,热心抗战救国。抗战爆发后,海外华侨继承和发扬前人的光荣传统,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一、组织救亡团体,宣传抗日救国组织救亡团体是发动侨胞起来抗战的主要形式。芦沟桥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的波涛席卷了华侨聚居的所有区域,各种抗日救亡团体迅速建立。事变的当晚,纽约全市侨团在著名侨领司徒美堂的联络下,立即召开特别会议,决定成立华侨“救济总委员会”,以便对整个华侨社会进行总动员。同年10月,“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宣告成立。此后类似的抗日救亡团体在美洲及欧洲各地纷纷成立。在南洋,“八·一三”事变的第二天,新加坡华侨召开侨民大会,成立了“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委员会”,领导华侨进行爱国斗争。南洋各地的华侨也纷纷效行,成立了诸如“慈善会”、“救灾会”、“后援会”等各式救亡团体。为了统一领导南洋各地华侨的抗日救亡斗争,1938年夏,在印尼侨领庄西言、菲律宾侨领李清     

两个百年中国和中国共产党

第一个百年中国,指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诞生的中国民族救亡百年史;第二个百年中国,指自新中国诞生至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中国民族复兴的百年伟大征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中国民族救亡伟大胜利提供了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国民族复兴全面胜利提供了根本保证。     

“他者”观照中民国新疆“民族”诸观念之衍变——以民国国人赴疆游记为考察视角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与知识学界之民族观一直在不断调整中摸索前进,国内知识分子赴疆之初所秉持的民族观念与新疆复杂百态之民族生存现状、动荡新疆政局应于一时权宜之地方民族政策之间发生着冲突与碰撞。20世纪20年代知识分子的民族观从传统的夷夏之辨逐渐向同胞观转变,30年代内忧外患中内地知识分子多视西北为中华民族之发源地,这与盛世才政府在新疆实施的民族识别政策构成外/内的话语空隙和情势对比,知识分子初到新疆之"人种博览会"的感性印象又与中华民族一体化的理性诉求构成同一主体民族观念之两面,40年代国民政府的民族政策更是在"宗族""民族""国族"之间摇摆不定。从国人游记视角考察民国时期新疆民族观念之衍变,有助于我们更好展现其问题的复杂性和开放性。     

论五四运动与中外文化的交融

五四运动从宏观上考察,可以说是集爱国救亡、思想启蒙、文化革新于一体的伟大的民族觉醒运动。它高举起反帝反封建的旗帜和民主与科学的火炬,在中国人民革命史和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上,谱写了划时代的篇章。五四时期,在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一个空前活跃、壮观的中外文化交融的高潮。外来文化如滚滚浪潮.汹涌而入.中国的知识分子如饥似渴地吸收新思想.如痴如醉地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