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时空的心灵沟通——B·M·阿列克谢耶夫“聊斋学”成功奥秘探论

俄罗斯汉学大师B·M·阿列克谢耶夫在苏维埃时代出于新的"艺术需要"来翻译和研究《聊斋志异》,即:(1)向俄罗斯和苏联人民介绍他心目中真正的中国语言艺术精品并展示自己翻译才华的需要;(2)适应俄罗斯民族的历史文化与审美心理、满足俄罗斯民众文化需求的需要;(3)顺应19—20世纪之交俄罗斯人文知识分子中普遍流行的社会思潮、引进东方智慧的需要;(4)与在人生遭际、社会理想方面有共通之处的中国古代作家蒲松龄作心灵沟通、抒发内心感悟与共鸣的需要。阿列克谢耶夫与蒲松龄之间心灵的沟通,是他倾毕生精力研究《聊斋志异》的动力,也是他的"聊斋学"取得巨大成功的奥秘所在。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性问题

现代性进入文学研究的视野后,因其概念的中性色彩与包容性,它远远优越于以往革命、启蒙、汉学等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阐释角度,从而给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文学研究注入了新鲜活力。但是现代性又是一个无比混沌的概念,学界目前对文学现代性的定义仍难有结论。现代性进入文学研究视野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文学研究淹没在文化研究中。为重建现代文学学科的学术规范,文学研究应该始终立足于文学,以具有形式审美、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等多个维度的“文学性”为研究对象。     

汉学与汉学研究: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

【主持人语】汉学是外国人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哲学、历史、语言、文学等方面的学问。而汉学研究则主要是指中国学者对汉学本身所进行的研究。汉学是中国文化与异质文化互相碰撞、交流、融合之后诞生、成长与发展起来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其历史可谓悠久。     

早期欧洲汉学线索

早期欧洲汉学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是耶鲜会士汉学阶段。１６世纪以后来华耶殊会士在中国文化方面的研究,是西方人大规模全方位研究中国文化的开端,欧洲汉学也从此拉开了序幕。第二是欧洲汉学的兴起阶段。１７世纪末至１８世纪中叶,汉学在欧洲本土兴起。欧洲汉学的先驱人物提出了早期汉学所面临的语言学习这一基本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带动和影响了大批的学术人才。第三是学院汉学亦即汉学正式形成阶段。在１９世纪最初的十几年中,欧洲出版了广为关注的《汉字西译》,在正规大学里正式设置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学院汉学的出现,标志着欧洲汉学的正式形成,汉学从此在欧洲学界牢牢地占有了一席之地。     

英语世界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格局与批评范式

将中国文学引入西方世界的译介活动早在晚清时期就已开始,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夏志清的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问世,海外汉学界的研究视野才开始从古典文学转向现代文学,致力于作品分析以及文学史、文学选集的编撰。一些文学选集被作为美国高校的教学参考书,成为普及中国文学的有效途径;以夏志清、王德威、李欧梵等为代表的海外汉学研究,在方法论和历史观上为中国内地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某些新的可能性。但不应忽视的是,作为一个复杂的构成体,海外汉学研究的面貌不能仅以代表性学者的论断来框定,将海外汉学研究的理论思维套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时也需要对历史语境与现实状况差异导致的认识偏误进行反思,西方学者在冷战思维影响下的文学批评范式以及英美反知性主义传统对五四以来作家创作心态的误读也需要正确认识。虽然英美主流媒体仍习惯沿用这种批评模式解读中国当代小说,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研究也呈现出一系列理论范式的转向,显示出重建文化研究格局的趋势。     

美国汉学界区域史、地方史研究的兴起——以学术地缘化研究为例

随着世界近代体系的形成,西方学界普遍兴起运用民族国家等概念和地方性经验来分析社会构成和历史发展特色。尤其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汉学界提出了"中国中心观",反对以往的"欧洲中心论",尝试进入中国的细部,从而使区域史、地方史研究开始流行。从比较文化的视角来看,普世性原则与文化相对论一直是纠缠不清的两极,而海外汉学始终不得不在这两极间寻求危险的平衡,毕竟西方的理论框架进入中国研究中既有它可资借鉴之处,又可能会产生隔靴搔痒、挂一漏万的尴尬。"学术地缘化研究"现象在思想文化研究中的利弊得失,清晰地展现了中国研究的复杂性并促使我们对引进海外汉学成果时的态度进行深刻反思。     

“异域之眼”与“同文之心”:文化心理学视野下东亚汉学家的学术生产研究

考察海外汉学的学术生产,中国学术界往往重点关注来自西方异质文化背景中的汉学研究,而轻视同属汉字文化圈的东亚汉学。其实,东亚汉学家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知识群体。与西方汉学家相比,东亚汉学家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异域之眼”和“同文之心”的双重性问题上。由于历史和地理上的原因,东亚汉学家深受中华汉字文化的影响,与研究对象长期处于同一文化圈界域,这种“同文”的知识背景极易使他们丧失西方汉学家那种明确的“异域”眼光和“他者”意识。同时,东亚汉学家又在不断质疑、反思“同文”这一知识背景,意图寻求“独立”“自我”的文化意识。这种“同文”与“异域”之间的悖论,是贯串东亚汉学研究的思想主线。探察东亚汉学“异域之眼”与“同文之心”的独特性并阐明这一独特性的内在原因,对于我们了解东亚汉学和认识东亚汉学家的中国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     

逻辑架构与发展前瞻——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评议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带有鲜明的地缘性特点,它从自己的历史资源与现实需要出发开展研究,逐渐在比较诗学、阐发研究、东方文学比较和比较文化等领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丰富了传统比较文学的内涵,使国际比较文学研究走出了过去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囿于同质的西方文化的地域圈子,成为跨越中西文化的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比较文学,在学科研究范式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当然,正在发展中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能否最终成为一个学派,还需要时间来进一步验证.     

宋代儒家道德诗学的研究路径

宋代新儒家躬身践履圣王留下的文化观念系统,其伦理道德和生命之美相互内化,唤起了文艺活动中的道德意识、忧患意识和历史文化意识,追寻成圣之道,形成了儒家道德诗学观念.为推进儒家道德诗学研究的深入,以历史变迁和中心人物为经纬,以民族融合和文化转型为背景,以文化诗学、价值哲学和伦理美学为主要的理论依据和研究方法,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论观照中国传统的践履精神,以宋学思想的变化特征为观察点,以宋代儒家在文学、政治、道德等方面的实践活动为主要论述对象,以人物的理论和实践之结合程度为评判准则,采用互文法,以中心人物联结起人物群体,从而呈现其内在肌理和整体风貌,并思考其生成的逻辑、理论内核及相关问题.     

我所认识的“海外汉学”

"海外汉学"最终仍是植根于"海外"的汉学,其问题意识与学术理路,必须置身于各自所属的学术与文化环境中去理解;在一个学术全球化的时代里,本国文学研究必须建立自身完足的主体性,才能与"海外汉学"建立真正的"对话"关系.     

德克·卜德与中国文化

德克·卜德是美国汉学摆脱欧洲汉学的影响,谋求独立发展时期的著名汉学家,一生与中国结缘,而他对于中国文化的态度又有别于他所处时代的西方整体。其汉学研究著述多达一百余篇(部),从中可以见出20世纪美国汉学研究领域及其方法的整体变化,其中所表述的不少观点至今仍然是国际汉学界关于中国文化的经典看法。     

黑龙江学人

陈文新,1957年生。哲学博士。现任武汉大学珞珈学者特聘教授、文学院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人文论丛》副主编,兼任中国俗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中国水浒学会常务理事等职务。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明代诗学》、《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等。主编国家重点图书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中华大典·文学典·明清文学分典·明文学部二》和大型图书《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等。     

从“传统”到“现代”:汉学形态的历史演进

汉学是以中国文化为原料,经过异质文化的智慧加工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它既是外国化了的中国文化,又是中国化了的外国文化。在汉学发展史上,传统汉学(Sinology)和现代汉学(Chinesestudies)是两种汉学形态:传统汉学从18世纪起以法国为中心,崇尚于中国古代文献和文化经典研究,侧重于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语言等人文学科的探讨;而现代汉学则兴显于美国,以现实为中心,以实用为原则,侧重于社会科学研究,包括政治、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军事、教育等一切领域,重视正在演进、发展着的信息资源。以上这两种汉学形态既在演进中不断丰富发展着自己,又在日趋融合中创造着能够融通两种模式的汉学形态,这就是21世纪汉学发展的前景。     

为了活泼泼的整体生命——《叶维廉文集》序

叶维廉既是杰出的诗人,又是杰出的理论家。他的诗歌源于五四新文化传统,承接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诗歌余脉,开台湾现代派诗歌一代诗风,贯通西方现代主义与中国诗艺传统。他的比较文学理论研究,以寻求中西共同的文学规律为起点,继而突破文学、哲学、语言和历史的边界,走向跨学科、跨文化的传释研究。他的理论研究中渗透着他作为一个诗人的敏感与灵感,独具特色,他对中国道家美学、古典诗学、比较文学以及比较诗学的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生态诗学的现代价值——从济慈的生态诗学观谈起

生态诗学给诗歌传统研究以新的启示，为诗歌研究注入了活力。约翰·济慈的生态诗学观强调自然是一个活力生态系统，而人是整个自然系统的一部分。人与自然万物一样遵循时间节律繁衍生息。大自然可以给予人类以心灵的呵护与慰藉。济慈的诗歌体现了丰富的生态思想，其中充满了对生态和谐的向往和渴求。济慈生态诗学观的形成有其自身原因，也有时代原因，其生态诗学观对现时代仍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杨义学术访谈录

“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是杨义先生近年提出的一个重要学术命题 ,围绕这一命题 ,杨义先生从自己的学术经历、学术思想的形成谈起 ,具体形象地论述了“重绘”说所包含的丰富思想内容、理论方法 ,以及其在中国现代文化建设中的意义。话题不仅涉及有关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基本认识的一些问题 ,而且也涉及了古今诗学、叙事学、图志学、文学史观、文明史、民族文化等问题的许多方面 ,内容丰富 ,新意迭出     

比较文化视野中的汉学和汉学研究

汉学是国外学者在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门独特的学科 ,而汉学研究则是中国学者对汉学成果进行再研究的反馈行为。二者都是在跨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的 ,因而应具有自觉的比较文化视野。在世界一体化的今天 ,由于多元文化发展的需要 ,汉学、汉学研究、比较文学这三个原来互不相关的学术领域正在不断地靠拢 ,相互借鉴 ,并将为新世纪的人类文明做出新的贡献     

东西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学研究

本文通过对近代西方汉学的发展及国人对汉学的研究,以期说明二者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中国学者对汉学的认识与借鉴,不仅在本土对象的研究上取得了新的斩获,而且也对汉学的发展有所帮助与促进。在这种双重互动往复中,推动了汉学与中国学术的共同发展。     

米勒电传媒介视阈下的文化诗学研究

作为当代最负盛名的文学批评家,米勒的学术思想可谓独树一帜.米勒的文化诗学思想主要包括解构主义批评和修辞阅读、言语行为理论与文学研究、文学的前途和文学终结以及文化批评和文学性坚守等方面,通过把米勒的文化诗学思想放在当今广阔的电传媒介视阈中,可以使得我们对米勒的文化诗学思想有个更加深刻的认识.虽然米勒也曾发出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是否还会存在"的疑问,但他仍对文学研究充满信心,最终得出结论:文学研究依然会存在.     

程文超的文学研究与文化建构

程文超的论著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文本。他把文学批评作为研究对象,立足于当下中国语境,从自己独特的角度去把握文学现象,透视文化挣扎时代的精神历程。程文超以现代性为主要理论框架重新审视20世纪中国文学史,通过对欲望叙述与时代文化精神的分析,思考21世纪中国的文化重构,显示了一种新的文化诗学生成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