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隐诗文中的历史叙事

罗隐诗文中有很多可视为独特的历史文本,这些历史文本虽然是简化的,但它颠覆了人们的历史常识,呈现出了一幅幅独特而奇异的历史图景。它们与经典的历史叙事大为不同,这是因为它们叙事的角度变化了,对历史的阐释改变了。同时,罗隐的历史叙事有着鲜明的批判性、讽刺性和浓烈的抒情性。     

论文学叙事对影像叙事的影响

叙事对于影像,是其艺术性表现的一个根本。影像叙事是当代叙事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重要领域,其中,影像叙事视点的确定、叙事时序的处理,圆形叙事结构的设置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文学叙事的影响。     

叙事语法的历史前提

结构叙事学家关于叙事“普遍语法”的预设是无法经受理论和事实检验的命题 ,但解构主义者彻底否认叙事规则的共同性也是不合适的。叙事语法得以产生的前提存在于特定的文化和历史土壤中。特定的历史逻辑和由此产生的文化逻辑在根本上决定了叙事文本的叙事逻辑 ,因此 ,某种叙事规则的效度只有放到特定历史情境和文化情境中考察才是合适的。叙事语法也不是历史生活逻辑和文化逻辑在叙事领域中简单而直接的搬移 ,而是通过作家文化心理的建构和积淀而在叙事活动中无意识投射的结果。     

多民族文化背景下广西彩调民俗叙事建构

广西彩调是在南疆多民族文化土壤中孕育发展起来的,融合了壮、汉、侗、苗、瑶、仫佬等12个民族的文化和民族情感的戏曲艺术,其独特的审美文化内涵来自边疆民族叙事题材及其蕴涵着的多民族审美文化意蕴。这些民族题材剧目生动展现了南疆民族倚歌择偶的婚恋习俗、风情各异的节日民俗、富于壮民族特色的丧葬习俗以及富于少数民族特色的信仰习俗等。     

后革命氛围中的革命历史叙事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国告别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浪潮,但这并不意味着革命的彻底终结。革命仍以叙事等方式积极参与到当代生活之中,再生产,再播撒。在新的语境中,革命理念既强大有力。又似是而非,显示出适应时代变化的模棱两可的含混性。正是这种含混性,才把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革命历史叙事塑造成后革命行为和文化。这主要反映在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新历史小说创作以及受消费主义影响的革命叙事。前者以反本质主义的叙事解构了革命,后者则以游戏、大话的方式对革命进行消费性书写。     

冷峻现实主义下的叙事风格与影像表达

在经历了故乡三步曲之后,贾樟柯在延续其一贯个人风格的基础上,突破叙事主题的局限,成就了《三峡好人》在威尼斯电影节上的熠熠生辉。从内容与形式两个层面进行剖析,首先从影片的主题出发,探究了该片所体现的现实主义,接着对影片《三峡好人》的叙事特色做了具体的分析和解读。最后通过《三峡好人》的影像表达进行了揭示和剖析,阐释出该片莆式与内容的统一。     

向何处寻求权力运作的正当性——兼评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

杜赞奇对分叉历史叙事和复线历史观的认可, 或者说对分层生活历史的叙事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经由正当性概念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这一概念将不同的分层生活整合进一个文化网络,从而使得这些生活在理论自洽与实践逻辑的基础上呈现出秩序.换言之,一旦权力运作得不到文化网络的支援,整个乡村社会则会失去往日的秩序.权力的文化网络对于利益的组织在静态的意义上是比较成功的,也即是在横向的利益传输方面是可能的.但对于纵向的利益传输以及动态性的利益组织,文化网络却缺乏说明的张力与解释力.     

唯物史观指导下的新疆历史叙事构建

新疆历史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自汉代起,我国历朝正史续有记载,并构筑了一套独有的历史叙事体系。新时代新疆历史叙事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正本清源,守正创新。本文论述了新疆历史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中的重要地位,通过对新疆历史演进轨迹特点的系统梳理,阐明了新疆历史的基本史实和研究的主要观点,对唯物史观指导下的新疆历史研究叙事构建进行了深入探讨。     

历史记忆与历史叙事——兼对《大宅门》的女性主义文化批评

没有历史记忆就没有历史叙事,电视剧所再现的家族记忆和个人故事,通过将个人记忆转化为集体记忆,从而达到重建社会记忆的目的。问题是电视剧的叙事者是如何利用个人想像记忆对社会集体记忆进行编码的,在编码的过程中是否受到男权意识形态的操纵,电视剧《大宅门》的叙事即投射出叙事者对于历史的记忆与编码,女性在历史中位置的缺失或变异,包含了丰富的文化信息,值得人们深思。     

新闻视域中的湖湘文化

本文以2004年湖南几大新闻事件为视角,并扼要分析湖湘文化的传统特质,从而研究新时期湖湘文化在秉承故往、与时俱进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新气象。     

论现代文学叙事中的女性历史人物

在中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程中,女性历史人物在时代话语的召唤下走进现代文学的叙事领域,成为知识分子谱写国家民族以及个人想象的符码。在20年代,她们是西方科学民主、个性解放话语的派生物,承载着知识分子学习西方,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宏大目标;30、40年代,她们则是民族品格与民族气节的象征,担负着对抗西方,民族救亡的重任。此时,女性历史的重构主要由男性来完成,但是,少数女作家的参与,使女性历史获得了来自女性自我的表达,显示了性别差异对历史叙事的影响。     

简论历史理性与历史叙事

18世纪末以来,康德为历史理性的发展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人们关注到对于历史的认识乃是基于各种前提假设,历史理性作为一种对于历史的反思性力量,首先表现为对前提假设的自觉意识。历史学作为一门使用日常语言的学科,日常生活中的理性思维已经成为历史理性的合法性来源之一。自觉、常识和效率分别对应于认识中的主体、经验和表现,它们构成了历史理性的基本要素。具有历史理性的史学家,在其历史叙事中,对于各类前提假设有着充分的自觉,并且擅长于运用现实经验中获得的常识和历史经验形成类比,也藉此将自我对于人事的普遍性认知有效地传递给读者。     

论《青春之歌》的个人叙事与历史叙事

运用当代叙事学聚焦理论分析<青春之歌>在个人叙事与历史叙事间相互纠缠的现象,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作者创作动机上的两重性.     

论《青春之歌》的个人叙事与历史叙事

运用当代叙事学“聚焦”理论分析《青春之歌》在个人叙事与历史叙事间相互纠缠的现象,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作者创作动机上的两重性。     

舜文化与湖湘文化建构

起源于黄河流域的舜文化,到了湖湘地区产生了多元性文化意义,即包括政统、道统、文统、神统的多重文化意义.多重意义的舜文化一直参与着湖湘文化的建构过程,对湖湘地区的各个层面的文化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空间中的权力——《保罗事件》的空间叙事

在空间的各种形式和秩序中,蕴含着各种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和权力机制,人们按照社会分配的角色在各自的空间里演绎着人生百态。空间不仅仅具有其物理性质,还被人们赋予了权力、荣耀、地位等人化的社会特征,满足或限制了人们对空间的欲望与追求。美国作家薇拉·凯瑟的作品《保罗事件》中的保罗厌恶自己所处平民街道空间的平庸与阴暗,觊觎上层人物所处空间的奢华与富裕。欲望与现实巨大的情感落差使他逾越了物理空间中自己应处的位置和享受范围,在幻想空间和镜中空间勾勒自己的欲望王国,违背了社会空间秩序应有的规律,最终只能自取灭亡,走上不归路。     

近十年湖湘文化研究述评

近十年来,湖湘文化的研究广泛而深入,主要涉及到湖湘文化的界定、起源、及其本质特征的研究;湖湘文化与湖湘人物、特别是湖湘文化与近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关系的研究;湖湘文化对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包括湖湘文化现代转型问题的研究。应当指出的是,上述研究还有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空间。     

湖湘陈鹏年经世致用精神论

湘潭陈鹏年是康熙年间的一代循吏和学者,其为人耿介,为官清廉。他出生于湖湘学派发源地的一个书香世家,自幼深得湖湘文化经世致用思想的熏陶,且将这种知行合一和济世之道的实干作风,运用在其为人为学为官之中,并深刻影响着后来陶澍等湖湘名士。     

魏晋文论的宏大叙事和权力运作

魏晋文论是在汉代文论的断裂中产生的.魏晋文论家经过道家思想的洗礼,力图建构文论的宏大叙事.他们相信有一个无限的理想叙事主体、叙事模式和叙事内容.然而这形成了叙事的可能性与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他们通过赋予和剥夺两种方式在文论家与批评家、作家和描写对象之间进行了权力争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