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凤翔时期的写景记游诗

苏轼在任职凤翔期间创作了138首诗歌,其中写景记游诗比重较大。这些诗歌描绘了关中西部的锦绣河山,表达了苏轼对关中西府自然山水与历史文化的热爱之情;同时也表现出,了苏轼反对暴政、关心民瘼的仁政思想以及苏轼淡薄名利、超然物外的人生追求,具有极为丰富深刻的思想文化意蕴。在艺术上突破了此前诗歌的局限,采用了以文为诗的创作手法,呈现出豪放清雄的风格特征,形成了苏轼写景记游诗特有的结构模式,表现出了更为成熟的艺术技巧,奠定了此后苏轼写景记游类诗歌创作的基本风貌。     

论晚唐时局中诗人李群玉的心态

李群玉是晚唐诗坛上一位有创作实绩同时又有创作特色的诗人,其诗作鲜明的湘楚地方特色和个性精神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将诗人放回晚唐江河日下的特殊时局中,就会发现其愁怨堆积而又执著仕途、沉郁苦闷而又闲适超逸的多重矛盾中形成的复杂心态,正清晰地反映了在那个动乱不堪的时代,怀瑾握瑜的知识分子苦闷彷徨、辗转坎坷、竭思尽虑而毫无出路的社会现实,在晚唐诗坛上颇具典型性。     

形胜·风土·情绪——论杜牧山水记游诗多彩的内容

杜牧２６ 岁及第入仕至５０ 岁去世,其间三为幕府吏、四为刺史,所到任所有七处州郡;四为朝官,从外郡赴阙,三次由扬州经汴、宋入京,一次溯长江、汉江,经南阳武关、商山抵京。诗人在任所及途中创作８０ 多首山水记游诗,占其诗歌总数１／５ 强。他的山水记游诗描绘了山川形胜、风土人情,流露出积极仕进、怀才不遇、消极隐退、仕隐两难、思念家乡等多种思想情绪,富有时代气息     

太谷学派的苏州记游诗和赠友诗

本文通过分析太谷学派两代学人留下的苏州记游诗和赠友诗,联系时代背景和学派背景,讨论了与这些诗歌相联系的学派活动,以及从诗歌中反映出的各个学人的思想特点。     

游览山水情犹在，千秋笔铸爱国心──丘逢甲内渡后所写记游诗的特色

清末的爱国主义者丘逢甲１８９５年从台湾内渡回祖国大陆后，写下了大显的关心国家、民族安危，决心要收复台湾的爱国主义诗篇。记游诗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通过这些记游诗，不但可以进一步了解一向写诗善学古人，井主张“诗界革命”的丘逢甲的诗歌理论和实践，而且可以更深刻地认识诗人本身。丘强调写诗要“诗中有我”，诗中有人；主张诗要“留心风化”、“以经世为心”，以热爱祖国、探求其理、要求改革、力挽危难为宗旨去开辟诗境，注意诗的“开阖变化”，“不拘一格”，并始终跟随社会生活前进的脚步去不断发出爱国主义的声音。从这些侧面，可以使人感到丘逢甲的确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著名诗人。     

论晚唐李群玉诗歌的典型意义

李群玉作为晚唐诗坛上一位有创作实绩同时又有创作特色的诗人,其诗作的典型意义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他的山水诗别开生面,给晚唐山水诗融进了新机,另一方面,他的部分诗歌,在审美方向和表现内容上,对晚唐诗体向词体的演进具有一定的促进意义。     

论李群玉山水诗风的二重意趣

李群玉是晚唐诗坛上一位有创作实绩同时又有创作特色的诗人,其诗作鲜明的湘楚地方特色和个性精神近年来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基于诗人愁心苦志而又闲适超逸的矛盾中形成的复杂心态,其融合湘楚文化情感和末世文化情感的诗歌,在艺术风格上表现出孤冷素艳、幽美深婉与清旷明丽、恬淡自然并呈的二重意趣。     

论李群玉诗歌的艺术风格

论李群玉诗歌的艺术风格陈松青诗至晚唐，温李一脉，绮丽绵貌，相沿浸袭。此派之中，湖湘诗人李群玉以其消邃低徊，孤冷素艳的风格而偏军独出，辉耀诗坛。李群玉生活在衰弊的晚唐时代，跟其他许多士子一样有着抱远志高才而沉沦下蹭，蹭蹬仕途的命运。李群工除“投诗换得校...     

论晚唐诗人唐求

唐求,晚唐活跃于诗坛的蜀中诗人.求成诗纳之于圆瓢,投于江际,任其飘流而存传于世.其诗中最为突出的是他与山人往来,和处士交往的隐逸之乐和自由孤寂之趣.唐求是有理想重节操性耿介的诗人,他虽然隐居山野,四海流寓,穷苦困乏,却始终不向权贵折腰,拒绝王建的政治拉拢和名利诱惑.由于种种原因,历来的唐诗研究者对其关注不够,论者寥寥,然唐求其诗其人确有许多值得研究之处.     

“湖湘四记”简论

晋陶渊明《桃花源记》、唐柳宗元《永州八记》、宋范仲淹《岳阳楼记》以及现代沈从文《湘行散记》合称“湖湘四记”。它们植根于湖湘文化,丰富了湖湘文化的内涵和底蕴,是体现湖湘文化和中国意境美学的绝胜华章。     

晚唐咏物诗题材特征论

咏物诗是诗歌创作中的一大门类,晚唐咏物诗创作尤为可观。仅就题材而论,晚唐咏物诗呈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第一,自然界之物居多,社会人事之物较少;自然界之物中又以弱小者居多,表现出异于传统的鲜明个性。第二,呈此消彼长之势。第三,所咏之物多为带有悲剧性色彩之物。晚唐咏物诗在题材上表现出来的对琐细之物与具悲剧色彩之物的偏好的特征,是社会时代心理与创作主体审美情趣的反映。     

唐代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诗人和诗作

本文就唐代时期的东北、西北、西南和华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诗人诗作作了综合性评述。     

李白诗歌的旅游审美境界初探

李白诗歌所体现出来的旅游审美境界,是由悦耳悦目的体游之境至悦心悦意的神游之境达悦志悦神的醉游之境,渐次递进,逐步深入的.悦耳悦目为第一重境界体游之境的特征,属有我之境;悦心悦意为第二重境界神游之境的特征,恰处于有我之境至无我之境间的跨越;最后的悦志悦神则是第三重境界醉游之境的特征,达于无我之境.把李白诗歌旅游审美境界归纳为此三重境界,对于挖掘李白诗歌中的美学思想有一定意义.     

唐代“三李”诗歌的精神流变

盛唐李白、中唐李贺、晚唐李商隐是唐代诗歌不同时期的杰出代表。李白盛世长歌的昂扬之气,李贺孤寂苦吟的萧瑟之意,李商隐风流晚唱的凄凉之态,构成了唐代诗歌精神的流变过程。唐诗由盛唐的昂扬首变为中唐的萧瑟,再变为晚唐的凄凉,这实际上也正是唐代士子由奋发蹈历乐观进取,转而为消沉冷漠枯寂渊默,直至暮气沉沉的心路历程。     

李白与盛唐山水诗--《蜀道难》再解读

以<蜀道难>为代表的李白山水诗的主旨是表现崇高,并由此与主要表现优美的王、孟诗相区别,形成盛唐山水诗中的两种不同艺术范型.<蜀道难>是在以边塞诗和王、孟山水诗为代表的盛唐两种主导审美类型下产生的一个特殊变体.它所代表的崇高审美经验与另一种‘销魂'审美经验,同样指向一种个体与社会环境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指向社会生活和人生的否定方面.     

李白与盛唐山水诗——《蜀道难》再解读

以《蜀道难》为代表的李白山水诗的主旨是表现崇高,并由此与主要表现优美的王、孟诗相区别,形成盛唐山水诗中的两种不同艺术范型。《蜀道难》是在以边塞诗和王、孟山水诗为代表的盛唐两种主导审美类型下产生的一个特殊变体。它所代表的崇高审美经验与另一种‘销魂’审美经验,同样指向一种个体与社会环境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指向社会生活和人生的否定方面。     

王昌龄与李益的闺怨诗比较

王昌龄与李益同为唐朝的著名诗人,他们都有题材丰富的大量诗歌创作,从两人的闺怨诗入手,从他们的思想内容、表现手法等方面来比较他们在以闺怨为题材的诗歌创作方面的异同,从而展现出两位诗人不同的风格与特色。     

历代李白诗歌接受述论

自有唐至清,李白诗歌均有着广泛的接受者,他们中既有文坛名流,如唐宋之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元明之杨维桢、萨都剌、高启、王世贞,清之屈大均、黄景仁、龚自珍等,也有众多普通文人和下层民众。唐宋人重其奇思壮采,元明人学其傲岸个性,清人更注意其风雅传统、经世思想。历代对李白诗歌接受的普泛性,除杜甫之外,无人可与之比肩。     

李鸿章安徽明光诗笺传

世人于李鸿章,多知其戎马,少知其为诗,以为李公特以勋业显,于艺事无所措意。详析李公写于安徽明光诗,解其用语,究其旨意,于李公史事及为人处世多有解说。特于李公"屡败屡战"之精神,于李公以儒教为雷池,于李公为诗自成家法,多有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