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之前乐府职能考

汉武帝之前有无“乐府”官署的存在?这个问题,自颜师古注《汉书·礼乐志》“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文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一段话,释“乃立”为“始立”以来,人们极少异议,“乐府”为汉武帝首创,成了传统的定论。一九七七年,陕西秦始皇陵附近出土一枚秦代编     

从出土材料看汉代更赋的征收机构及其征收时间问题

根据出土材料考证,汉代更赋的具体征收机构在“里”,而非乡啬夫。征收的时间为武帝时期,而非文帝十三年。     

汉武帝扩建乐府与西汉俗乐的兴盛

一、武帝扩建乐府的初衷及其特点在汉代的文化建设中,武帝的大肆扩建乐府机构无疑是一件大事。对于武帝为何如此大规模地扩建乐府这一机构,传统的看法主要强调两个方面,一是统治者借这些与传统古乐不同的新乐来满足自己对声色娱乐的要求;二是因为乐府机构的一项职能是采集民间诗歌,故而统治者又可由此“观风俗,知厚薄”,借此了解所施政治的好坏。这两种看法当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关于武帝如此大规模地扩建乐府机构的初衷及其过程,文献记载中有明确说明的。《史记·孝武本纪》记载：其年（指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１１６年）,既…     

句鑃与乐府

句鑃(音勾掉),是我国古代东南沿海地区越族人民制造的青铜乐器。其形似钲,口向上,有柄可执,用槌击之而发声。过去在江苏、浙江、湖北等地都有出土。1983年秋,广州市象岗发现一座西汉前期的大型石室古墓,墓主是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眜(音末)。墓中保存一套(八件)完好的编乐句鑃。这套句鑃由大至小依次排列,并刻有“第一”至“第八”的编码。最大的“第一”通高64厘米,重40公斤,最小的“第八”通高36.8厘米、重10.75公斤,八件共重191公斤。这套精美的句鑃的出土,除了从一个侧面形象地展示了西汉时期岭南地区的文化风貌之外。它还为我们研究古代“乐府”官署的设置和职能,提供了极为有力的物证。     

广州象岗大墓“赵眛”印释

广州象岗大墓出土“赵眜”印,同时出土有“帝印”及“文帝行玺”等印。从“文帝行玺”可知,墓主是《史记·南越列传》所载赵佗之孙赵胡。因为《史记》明说:“胡薨,谥为文王。”这是汉廷的赐谥。可是尽管汉廷赐谥称王,南越还是自管自地称帝,这也可说明当时汉廷与南越的关系。《史记》所载文王是赵胡,墓中出土却只有赵眜的姓名印,这矛盾如何解释呢?我个人意见,眜即是《左传》昭公元年所载的昧。眜,《说文》释作“目不明。”昧,《说文》解释为“昧爽,旦明也,一曰暗也。”昧的本义应该是暗,昧爽即旦明,即今所谓黎明前的黑暗,是引申义。天色未明的     

北凉缘禾年号考

缘禾年号,史笈无载。迄至目前为止,这个年号以被公诸于世的有刻石遗迹一处,出土文书四件。即是:一、酒泉文殊山经塔残石刻铭,有“凉故大沮渠缘禾三年岁次甲戌七月上旬”题记一处;二、沙俄在新疆劫走昙无谶译《大方等无想大云经》,有“缘禾三年岁次甲戌九月五日于田地城北刘居祠写”题记一件;三、1963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 TAM2号古墓,出土“缘禾六年正月翟万衣物疏”一件;     

唐人所说“乐府”涵义考

在研究唐诗时 ,人们经常使用“乐府”一词 ,那么唐人所说“乐府”涵义为何 ,却不甚了了。经过考察发现 ,唐人所说的“乐府”或是指代朝廷的音乐机构 ,或是指在朝廷演唱的歌诗 ,总是与朝廷有关。这一发现 ,使唐诗研究中的许多问题值得重新思考     

论蒙元时代"乐府文学"的流衍及元人"乐府文学"观的建构

金亡至南宋灭亡(1234-1279)前的蒙元时代,就词曲嬗递过程的文学生态而言,“乐府文学”流衍的含义系指存在着一个“亦词亦曲”的阶段;其次则指在曲体体式形成、确立后,仍复有一个词曲并行而同被目为“乐府文学”的时期。词曲的合流为“乐府”而并行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又因其所属音乐体系并非同一个,这种“并行”、“合流”也必然是阶段性的。元人广义的“乐府”观中是包含着那部分在蒙元特定时期仍然可歌的词体文学的,元人明确区分词曲的自觉意识乃萌生、形成于元代中后期。元人“乐府文学”观的建构的一个基本导向就是严雅俗之辨及其下的尊体意识,元人“乐府观”中的尊体意识最终结出的是“大元乐府”与唐诗、宋词有同等文学史地位的“鼎足论”。     

关于“李柏文书”

关于“李柏文书”余太山“李柏文书”出土以来，研究者络绎不绝，相关问题均已有人涉及，只是若干处看法未能趋于一致。①在此拟兼采诸家，就文书的性质、年代及出土地点略陈己见。（一）所谓“李柏文书”，乃指１９０９年３或４月间，第二次大谷探险队的橘瑞超在新疆罗布...     

“不曾辛苦学妃豨”

草堂乐府擅惊奇,杜老哀时托兴微。元白张王皆古意,不曾辛苦学妃豨。文研所《唐诗选》下册,王建部分的小序引了此诗,编者在注释中说:“‘妃稀’这里代指乐府”,同时引证了古乐府《有所思》:“妃呼豨,秋风飒飒晨风飔。东方须叟高知之”。和徐祯卿《谈艺录》:“乐府中有‘妃呼豨’、‘伊何那’诸语,本自无义,但补乐中之音”。在原诗下面,编者有一段诠释曰:“张、王、元、白的乐府能象杜甫那样,真正继承了古乐府的传统,而不是刻板地仿袭古乐府的内容和形式。“新乐府能得‘古’意,……因为它把古乐府的传统看作一种可以发展和丰富的活东西,而不是一些只许照样复制的僵硬模型”。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历代论诗绝句选》选录此诗,亦作了类似的说明。其实王士祯作此诗是别有一段原委的。与王同时的顾嗣立在《寒厅诗话》二六条载:“阮亭先生(即王士祯)曰:‘余尝见一江南土人拟古乐府,有“妃来呼豨豨知之”之句。盖乐府“妃呼豨”皆声而无字,     

也谈“商山四皓”和“悠然见南山”——沈从文先生的一个疏误

沈从文先生在《“商山四皓”和“悠然见南山”》(《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沈从文文物与艺术研究文集》,外文出版社1994年版)一文中说:“史传上的‘商山四皓’,汉代和六朝人通说是‘南山四皓’。”其根据是两件多年以前出土的考古资料,一件是日本人在朝鲜境内一座大约是西汉末东汉初年的古墓中发现的,在一个竹篾编成的长方形筐子的四周,用彩漆绘有西汉以来流行的孝子故事,其中一角绘有四位高士,旁边却用隶书题识“南山四皓”,其中南字的写法和西域木简字的南字一样。另一件是在河南省邓县出土的南朝画相砖中发现的,在一块尺来大长方砖上浮雕…     

重论汉武帝“立乐府”的文学艺术史意义

一、对乐府是否“立”于汉武帝时期有关争论的简单回顾　　汉武帝“立乐府”之说 ,最早源于班固。他在《汉书·礼乐志》中说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 ,祠太一于甘泉 ,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 ,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 ,采诗夜诵 ,有赵、代、秦、楚之讴。”在《汉书·艺文志》和《两都赋序》中也有相似的说法。其后刘勰在《文心雕龙·乐府》中也说 :“暨武帝崇礼 ,始立乐府。”郭茂倩在《乐府诗集·新乐府辞》中亦曰 :“乐府之名 ,起于汉魏 ,自孝惠帝时 ,夏侯宽为乐府令 ,始以名官。至武帝 ,乃立乐府。”直至 2 0世纪七十年代之前 ,学者们多取此说…     

略说尼雅发现的“苍颉篇”汉简

在《梦幻尼雅》一书中，发表过两件十分值得重视的汉文木简。编者只冠以“斯坦因之后首次发现的汉文木简”①。由于图版文字不甚清晰，出土情况也未说明，所以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笔者曾有机缘在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目睹原简。在放大镜下检视简文，一简文字十分清晰，完全可以辨读，文为“骆谷饭险丘陵故旧长缓肆延涣……”。对本世纪内甘肃地区多次发现的汉简稍加关注，即可知，这是早已佚失的汉代小学字书“苍颌篇”中的文字。“苍颔篇”简文，在我国西北地区已多次出土，不是新鲜事，但这类汉文小学字书木简在新疆出土，还是第一次。它们…     

新疆尼雅出土“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彩锦织文初析

新疆尼雅出土“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彩锦织文初析于志勇在被选列入１９９５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的尼雅遗址考古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在一座汉晋时期的墓葬中清理出土了一件＂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锦织物，①织文罕见珍奇，引人瞩目，文物考古研究、历史研究价值极大。今藉部...     

新见郳公戈与小邾国世系补议

山东省滕州市官桥镇大韩村墓地盗掘出土有一件郳公戈，可以证明大韩墓地当是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的小邾(郳)国贵族墓地，而且此墓地很可能包含有小邾(郳)国国君的墓葬。根据传世文献记载与考古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材料，学者们尝试复原小邾(郳)国的世系，但由于材料不足征，复原的世系仍然留有不少缺憾。由于出土信息相对明确，这件新出郳公戈铭文中所见的人名“郳公克父”,对于复原小邾(郳)国世系具有一定的补充价值。     

论汉代刑罚制度改革的历史背景

汉文帝十三年（公元１６７年）下诏废除肉刑,着手改革刑制。对汉初文帝“除肉刑”之举,后世评说不一,大多认为是由于“缇萦上书”,引起文帝“悲怜”,体现了文帝的“德政”。本文认为,从封建制度确立到汉初,已历经三百多年,其间立法指导思想从“重刑治民”发展为“无为而治”,为刑罚制度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封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政局的稳定,则为刑罚制度改革奠定了社会基础。     

燕王铜戈研究

燕国之燕,史籍皆作“燕”。西周金文作“匽”,或作“匽”。战国时期,“匽”字加邑旁,书作“郾”,这已由出土的燕国青铜器铭文得到确证。 燕国自燕易王十年(公元前323年)称王后,燕国的青铜兵器上,绝大部分都铸有燕王的名字,这对考证《史记·燕召公世家》所记燕之世系中失去王名者,提供了宝贵资料。 燕国自燕易王称王后,经历了燕王哙、燕昭王、燕惠王、燕武成王、燕孝王和燕王喜六代。过去出土的燕国青铜兵器上铸有王名的有:郾王职、郾王戎人、郾王(吅言)和郾王喜四代。这四王的青铜兵器出土不少,都散见于过去的著录中,如:刘体智的《小校经阁金文拓本》、《善斋吉金录》,罗振玉的《三代吉金文存》,邹安的《周金文存》,陈介祺的《(?)斋吉金录》,端方的《陶斋吉金续录》,方濬益的《缀遗斋彝器考释》,于省吾的《商周金文录遗》及《易水金石志》等。 解放后,燕下都遗址又出土了郾侯载戈、郾王职戈和郾王喜戈。1973年4月,燕下都第23号遗址南部又出土铜戈108件,其中铭文清晰的计有:郾王职戈24件,郾王戎人戈37件,郾王(吅言)戈16件,郾王喜戈8件,总计85件。 本文根据这批铜戈的资料和已发表的或见于著录的资料,对燕国的铜戈形制、名称做一初步研究,并对这四王的世系做一初步考证。     

汉文帝置经博士考

汉文帝置经博士考曹金华《后汉书·翟传》：初，之为大匠，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经博士”。章怀太子李贤注曰：“武帝建元五年始置《五经》博士，文帝之时未遑序之事，之此言，不知何据。”此后对文帝曾置几经博士，遂为千载难解之谜。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经说》：...     

浅析前掌大墓地出土扁足鼎兼谈“史”族

“鼎”是所有青铜器物中延续使用时间最长的器类,其器型演化多样,形制随时代推移而多变。滕州前掌大墓地出土的两件扁足鼎形制特殊,为现存商周青铜鼎所仅见。两件扁足鼎上铸有“史”字铭文,结合前掌大墓地出土大量带有“史”铭的器物,探讨“史”族迁徙分布情况及大量出现于泗水流域的原因。     

谈祝融八姓

近年来,由于“楚文化”研究的开展,楚人的起源问题重新受到学术界的注意。楚帛书中“祝融”一名的发现,为探讨这个问题提出了重要线索。这里说的楚帛书,指解放前从湖南长沙子弹库一座战国晚期木椁墓出土的帛书,过去多称之为“缯书”。这件帛书现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一九四四年,蔡季襄在《晚周缯书考证》中最早刊出了帛书的摹本,此后又有几种摹本发表,但这些本子凭目力临写,不免有出入参差之处。一九七三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出版了巴纳的《楚帛书研究》第二部,书中有用新技术拍摄的帛书照片,比较清晰,可以多认出许多字。“祝融”就是这样被发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