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都市社会的养老问题:以北京为个案

以北京为个案的调查和研究显示 ,老人家庭的空巢化和高龄化成为中国都市社会养老问题面临的双重挑战。老年照料体系应以老年人自助互助为原则 ,以家庭支助为基础 ,以社区服务为依托 ,以国际和政府的法律、法规、政策为保障     

社区工作视域下的综合性社区服务中心的目标定位探讨——以广州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试点为例

综合性社区服务中心的目标定位是决定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实效性、长效性的关键。通过社区工作视域对广州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试点案例进行分析,分析总结当前综合性服务中心建设目标定位的常见误区,并提出综合性服务中心应以推进社区发展为远景目标,以推动居民参与为过程目标,以满足居民需求为结果目标,以建立运行机制为成果目标;在社区服务供给体系中进行保障式、阶段性、平台式、综合式定位,从而推动社区服务体系的良性发展。     

倾力打造精品社区

我国老年人因受传统赡养习惯影响,基本上以居家养老为主。这对低龄老人、身体状况尚好、生活能够自理的老年人很合适,但是对高龄老人、体衰多病的老年人则问题多多。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出现了“两化一缺少”的状况:家庭照料弱化、原工作单位关怀淡化、社区服务缺少。这一超出单个     

中国城市社区老年人养老模式之反思

“银发浪潮”是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形象描述。日渐弱化的家庭养老功能、政府有限的财力、不断增长的人口老龄化、机构养老的缺陷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社区服务将成为老年人安度幸福晚年的重要方面,一种新的养老模式———社区居家养老应运而生,社区成为城市养老服务的最佳载体。因此,居家养老和规范化的社区服务相结合,以家庭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这将是未来社会养老的主要模式。通过对家庭养老、机构养老和社区居家养老三种模式的分析,提出在目前的境况下社区养老的价值及其优势。     

中国居家养老模式的选择

居家养老是适应人口老龄化和家庭结构变化,在家庭养老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善用社会资源的养老模式,它满足了老年人适度社会化的需求,受到世界各国重视。我国一些大城市在社区服务工作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居家养老实践经验,为确定我国发展居家养老的思路和策略提供了借鉴。     

发展社区服务是实现居家养老的重要保证

就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而言,居家养老是最理想的养老模式.然而,居家养老也面临着一些问题,特别是在高龄老年人和有疾病的老年人的生活照料问题和老年人的精神慰藉问题上,单凭家庭和老年人个人的力量是难以完成的.社区是除家庭之外能满足老年人特殊需要的重要部门.因此,只有大力开展社区服务,才能实现真正意义的居家养老.     

城市再就业工程的突破口——社区就业

最近,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在沈阳、青岛、长沙、成都四个城市进行抽样调查发现,对社区服务有需求的家庭所占比例为34.1%,其中16.7%的家庭已经得到了各种社区服务,17.4%的家庭处于等待状态,但心理比较急切。同样,国内一家的调查研究机构,在北京、上海、     

中老年人对社区居家养老评价的差异化分析——基于杭州市社区调查数据

社区居家养老作为一种以家庭为基础,以社区为依托,家庭自助和社区协助相结合的一种养老模式,既可以减轻家庭负担,又有利于保证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及身心健康,同时还有利于推动社区服务建设,但在实施和推广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通过本次统计调查了解杭州市社区居家养老现状,并进一步分析中老年人对该种养老模式的评价差异.为进一步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模式,提出具体对策建议如必须完善社区居家养老设施及服务建设、提升服务队伍的专业化程度、逐步形成多元化发展机制等.     

社区服务与家政服务

目前在一些大中城市,社区服务和家政服务(也有的叫家庭服务)行业迅速发展。据国家统计局对北京、上海、广州等7个城市的调查,有70％的家庭都需要社会化的服务,有不少家庭的家政服务支出每月不少于100元,深圳平均每个家庭的家政服务支出已经超过500元,而且大部分家庭已具备了这方面支出的实力。 社区服务和家政服务都是新兴行业,是适应了城市居民的生活需要而产生的,而且它们的很多内容也是相同的,因此这两个概念在很多方面都     

社区建设的核心内容是提供社区服务，还是培育社区组织？

长期以来,城市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是社区服务,以此来承接单位制解体后溢出的各种社会保障功能。1991年,民政部在北京首次召开全国社区服务工作研讨会,与会者对社区服务的内涵和外延、地位和作用、组织和管理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明确了社区服务的福利性质及其主要服务内容,即老年人服务、残疾人服务、优抚对象服务以及相关的便民利民服务等。在3年后的“上海会议”中,社区服务则被确认为“特殊的第三产业”,其福利性质逐渐模糊。     

社区服务与家政服务

目前在一些大中城市,社区服务和家政服务(也有的叫家庭服务)行业迅速发展。据国家统计局对北京、上海、广州等7个城市的调查,有70％的家庭都需要社会化的服务,有不少家庭的家政服务支出每月不少于100元,深圳平均每个家庭的家政服务支出已经超过500元,而且大部分家庭已具备了这方面支出的实力。     

大都市老人的生活质量与社区服务需求——基于上海的调查

基于对上海某区800位老年人进行的有关他们生活质量与社区服务需求的问卷调查,从心理功能与社会功能两个维度考察了大都市老人的生活质量及其社区服务需求。不同年龄段、文化程度、居住方式、婚姻的大都市老人在社会功能与心理功能层面上的生活质量有着明显差异。进一步分析表明,大都市老人的社区服务需求与其生活质量状况极其相关。     

南京市社区老年人日常生活照顾调查研究

本文以南京市社区老年人为对象，对他们的日常生活照顾状况进行研究。本次研究显示：家庭依然是老人日常生活照顾的一种主要资源；邻居作为一种照顾资源，正在有效协助老年人日常生活；社区服务对老人日常生活照顾的作用正在逐渐加强；日常照顾的社会性资源开始被老人接受。     

社会工作服务对家庭养老照顾服务的影响:“替代”还是“补充”?

以广州为案例探究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在养老服务体系中的作用,并分析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和以孝观念为基础的家庭照顾服务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目前社会工作服务更多的是发挥"补充"家庭养老照顾服务的作用,而非"替代"传统的家庭照顾服务。为此,社会工作服务供给应充分考虑传统孝观念对老年人接受社区服务的影响,整合社区养老服务资源,增强社区居民的信任度。     

中国农村老年人长期照护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上海、湖北两地的对比分析

通过对上海和湖北两地农村老年人长期照护意愿的抽样调查,得到如下结论:(1)家庭照顾仍是农村老年人养老的主体性方式,但以非亲属为照顾方式的长期照护体系逐渐纳入农村视野。(2)不同型地区老年人长期照护意愿呈现梯次变化,由发达地区向发展中地区逐渐减弱。(3)发达地区更愿意选择直接支付方式获得长期照护服务,发展中地区愿意"以服务换取服务"。(4)农村老年人养老意愿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文化程度越低、从事有收入的劳动、家庭收入越少、已婚且和老伴同居者越愿意接受家庭照顾;而拥有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者愿意接受专人上门照顾,也更愿意进养老院或护理院。     

社区养老网格化管理的法律制度设计

人口老龄化是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经济和社会发展、医疗卫生条件改善等诸多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但我国家庭养老功能急遽弱化,机构养老服务功能尚不健全,因老龄化而产生的纠纷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日益突出。这些问题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诸多领域,如不妥善解决,必将严重破坏我国社会的和谐稳定。结合我国社会发展现状,以社区为核心,以民法、社会法为基础,努力打造全方位网格化的老年人社区服务、管理创新模式,使社区养老更适合我国老龄化社会发展的需要。     

农村留守老人生存现状及社区援助途径探析

采用问卷法等社会学研究方法,以乾县马连镇、薛录镇108位老年人为样本,从经济状况、生活照料状况、生产劳动状况、社会保障状况和精神慰藉状况等方面对农村留守老人的生存现状进行了初步了解。研究结果表明,留守老人缺少了家庭的依托与照料,生活压力倍增,而社区援助却表现出很多不足。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建立留守老人社区家庭、建立长期的留守老人社区服务组织和完善农村社区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等建议。     

老人需要啥样的社区服务

老年人是社区内的一个重要群体，随着老龄化高潮的到来，老年人的比例将会越来越大，社区服务与老年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但是，现阶段的社区服务能满足老人的需求吗？     

我国老年家庭照顾者的价值认同

产出性老龄化内涵丰富,而家庭照顾是其主要内容之一。与国外政府和社会对老年家庭照顾者的价值认可不同,在我国,多数老年人从事着家庭照顾活动,但其价值却被"隐性"化了。家庭照顾的价值"隐性"主要体现在整个社会或者不承认老年人价值,或者即使承认价值存在,也认为这是老年人应该和必须做的。老年家庭照顾者的价值错位,是对老年人无偿劳动付出的不公正对待,也不利于社会敬老养老氛围,不利于代际和谐。社会给予老年家庭照顾者价值认同,需要以产出性老龄化观念认同为前提,以政府相关法律法规出台为保障,以社会尊老敬老氛围营造为基础,以老年群体自我认同感培育为动力。     

整合性溢出：老年人自养秩序的一种解释——基于豫、鄂、湘三省的田野调查

当前,农村老年人自我养老已经成为普遍事实。基于四代家庭结构,构建“整合性溢出”的分析框架,试图分析农村初代老年人自养秩序的形成机制。农村家庭面临的发展压力,是初代老年人与新三代家庭分隔的外在驱力。“新三代家庭”内部进行了资源、伦理和情感的三重整合,强化了其内在整合动力和代际间的下行支持力度;而初代老年人因有基础性收入保障和村庄熟人社会基础,降低了对子代家庭的代际反馈要求。在新三代家庭整合、初代溢出的双重作用下,农村养老反哺模式难以维系,初代老年人从农村家庭中“整合性溢出”,自养秩序得以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