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积极公民——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公民定位分析

在共和主义掀起的与自由主义的争论中,围绕公民定位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这样的讨论,将两种政治流派的自由观、国家观等内容串联起来。共和主义站在积极自由的立场上,对积极公民进行了全方位的褒扬,对自由主义的消极自由进行了消极公民的界定并加以严厉批判。两相比较,共和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是建立在并非自由主义主张的立场上的。自由主义从来没有以自己对消极自由的赞赏,将公民安顿在消极公民的位置上。相反,自由主义在公私领域、国家与社会领域分流发展的基础上,明确界定了公民以消极自由维权、以积极参与结社的立场。因此,共和主义对自由主义消极公民的批判是不成立的。倒是共和主义对现代政治弊端的批判,如果缺乏自由主义的规训,就会潜含危险甚至显露危机。这让共和主义只能以自由主义为归宿。     

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理念及其价值

强调自我治理的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理念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的城邦时代.根据这种理念,公民身份的根本目的是自由,这种自由不仅是公民个人的诉求,也是共和国的理想,只有在一个自由共和国中,个人自由才有可能;维持自由不仅需要混合均衡的共和制度,还亟需公民对公共生活的自我治理;而要确保共和制度的有效运作和公民的积极参与,公民美德以及与此相关的美德教育就是不可或缺的.在自由主义话语大行其道的今天,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理念对于克服自由主义公民身份以权利为本位的占有性个人主义倾向以及矫治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市场化和弱化具有重大的价值.     

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理念及其价值

强调自我治理的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理念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的城邦时代。根据这种理念，公民身份的根本目的是自由，这种自由不仅是公民个人的诉求，也是共和国的理想，只有在一个自由共和国中，个人自由才有可能；维持自由不仅需要混合均衡的共和制度，还亟需公民对公共生活的自我治理；而要确保共和制度的有效运作和公民的积极参与，公民美德以及与此相关的美德教育就是不可或缺的。在自由主义话语大行其道的今天，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理念对于克服自由主义公民身份以权利为本位的占有性个人主义倾向以及矫治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市场化和弱化具有重大的价值。     

论西方公民身份的三重维度——兼评自由主义、新共和主义与社群主义的论争

公民身份一直是西方政治哲学的中轴,但主导西方两个多世纪的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理论过分强调法律规定的个体权利是公民身份的核心维度,而忽视了公民身份的道德维度和行动维度,导致西方社会个体主义盛行,公民道德和公共精神缺失及公民参与冷漠等社会现实问题。而积极的公民身份在本质上不能用单一的法律规定、道德价值和行动框架来界定,而必须实现三者的相融。这也是新共和主义和社群主义在批判自由主义消极公民身份的基础上,极力复兴公民责任与义务、培育社群认同基础上的公民美德,倡导公民积极参与公共活动的要旨所在。但西方自由主义、新共和主义和社群主义公民身份理论的相互较量与争论,并无本质区别,最终目的是为解决西方现实问题寻找不同的路径。     

共和主义视角下的公共行政基本理念探析

韦伯的理性官僚制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是我国行政改革中占主导地位两种行政改革理论。在全能主义的社会背景下,它们的效率中心主义特征已经产生了行政特权化及社会不公等消极现象。共和主义作为西方社会的一个古老而有影响力的政治传统,以强调公共利益、制度均衡、对话协商、公平正义及公民美德为主要特征,在今天政治生活中仍然有着很强的生命力。本文认为,共和主义视角下的公共行政理念可以纠正我国行政改中的效率中心主义倾向,有利于进一步推进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     

公民身份与民主陀螺——共和主义的视角及其启示

民主是人类社会的核心价值和基本目标,但如何使之良性运转起来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现在,共和主义的复兴和公民身份议题的回归为化解这一难题提供了有益思路。在共和主义看来,公民身份意味着政治自由、宪政共和国、积极参与、公民美德和公民教育,共和主义关于公民身份的这种融会贯通、深思熟虑的理解,对于克服过分强调消极自由和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弱势民主无疑具有重大的价值,对于改善国人对公民身份的认识,培养新时代合格公民,促进民主强健运转起来,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20世纪后期西方公民身份理论的价值分歧与论争

复兴于20世纪后期的现代西方公民身份理论交织着自由主义、共和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分歧与论争。以批判个体权利至上的自由主义公民身份为起点,新共和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公民身份理论极力挖掘自由正义规则之外的公民德性的现代价值,主张复兴公民责任与义务,倡导公民直接参与公共生活,主张基于社群认同的共同善优先于个体权利,主张培育公民美德,试图构建积极的公民身份理论。三者的争论加大了公民身份理论的内部张力,助推了当下西方的现实问题的解决。     

自由主义、共和主义财产权比较研究

财产权是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共享的价值理念。两者都强调政府对财产权的保护。两者的区别体现在：自由主义以财产权保护为政府的根本目的,视财产权为个人权利的核心;共和主义以公共利益为政府存在的根本目的,对财产权的保护关键在于财产和人们的公民美德具有同一性。美国宪法共和主义发现了公民美德的脆弱性与公共权力的扩张性,主张以更加制度化的财产法确定人们的财产权,同时强调财产的责任,从而走向个人与集体利益的平衡。     

基本义务的共和品性:罗马精神的复兴

共和主义的基本义务体现了罗马精神,强调公民在公共生活中的主人身份,其思想基础是免于支配的自由,并与自由主义义务形成了重大区别。自由主义认为国家是"必要之恶",义务被视为对自由的干涉。共和主义认为国家是共同善,义务是对人权和公民权的保护。共和主义不将自由视为自然和前政治的存在,而是将自由视为社会政治过程的产物,须在商谈的基础上形成正确理性。在吸收义务的对价说、保险说、牺牲说和情感说的基础上,区别了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两种义务,补充了"租税债务说"、"兵役职务说"、"绝对义务说"和"义务权利对等说"的内容,提出了义务职责说,用共和理论对基本义务进行了新的解释。     

当代西方研究:西方政治文化评论

主持人语在西方历史上,共和主义本是一个古老的政治传统。但是,随着自由主义获得现代政治话语的操控权,这个古老传统即使没有灭绝,至少也在相当程度上被屏蔽了。因为这个缘故,从20世纪中叶开始,当一些思想家谈论并着力推动共和主义复兴的时候,自由主义就很自然地成了他们必须正视的主要对手。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当代西方人患上了一种“公民唯私主义综合症”和“政治参与冷漠症”。因此,如何塑造积极公民,以发展一种堪与自由主义抗衡或媲美的政治哲学,便成为当代共和主义所必须回应的一个核心问题。肖滨教授的研究告诉我们,解决这个问题,需…     

“管理学之母”福利特与女性思维方式的新转向

被称为“管理学之母”的福利特与女性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她主张关系思维,批判那种自我与他者对立的思维,这对解决传统女性主义发展中的思维瓶颈有着积极的启示。福利特为女性与男性,人与人,以至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及共存共荣带来了新思维。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女性主义与女性主义文论

弗吉尼亚.伍尔夫是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开山鼻祖。她的女性文论影响并启发了其后各个时代和流派的女性主义者。伍尔夫的女性主义同样具有开创性的价值,与她的女性主义文论的产生和发展密切相关。该文通过对女权主义运动和伍尔夫的女性主义的考察和分析,论述了其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源起和重大意义。     

试析中国女性主义本土化的可能及限度

女性主义在1990年代作为一种先进的西方理论被介绍到中国来。但在实际的应用中出现了问题,即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生搬硬套和简单的“拿来”、“拼贴”。中国的女性主义者试图构建起建立在中国本土经验基础上的中国女性主义理论体系,这实际上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即将西方的女性话语资源与中国的本土经验相结合。中西方的女性主义需要开放式的对话,中国的女性主义要对西方女性主义进行对接、整合和再创造。     

当代女权主义视野中的阿伦特政治哲学思想

在当代女权主义者力图打破男性/女性、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的二元论构架,解构本体论的"妇女"概念,把"多样的差异"、"自我认同"等话语引入女权主义政治的过程中,她们发现阿伦特的思想为女权主义超越传统理论的限制,提供了非常有启发性的角度,从而出现了新一轮的关于"阿伦特的女权主义"的研究热潮.作者从阿伦特关于私人领域/公共领域的区分和自我认同两方面的思想来讨论当代女权主义者对她的重新阐释,表明作为哲学家和女性的自我教育是一场持续的斗争、行动和解释学循环.     

生态女性主义与观世音

生态女性主义一词由法国学者迪邦娜（Franqoised’Eaubonne）在1974年所创,它结合了女性主义与生态运动的反思。生态女性主义虽然在西方已流行了30年,但是在华文世界中仍缺乏专著和较深入的讨论。电子女性主义（cyberfeminism）者哈乐葳（DonnaHaraway）提出以有机机械人（cyborg）作为未来女性主义的象征,女性主义者若需要启发的话,应该向前看,从科技和有机机械人的形象寻找启示,而非回到古老的属灵生态女性主义（SpiritualEcofeminism）。虽然两种女性主义看似大相径庭,但电子女性主义可以帮助生态女性主义走出自然／文化、人类／动物,甚至是男性／女性的二元思想。较哈乐葳的有机机械人和西方神话的女神,中国化的观世音更加适合作为生态女性主义的象征。从观世音出发可以发现,法国哲学家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转化生成与生态伦理具有密切关系。     

社会转型、协商性民主与合法性重建——以合法性理论为视角

政治合法性是关于公共权力正当性和政治秩序如何持久的问题.源于古典共和主义传统的协商性民主理论,强调通过程序主义对话伦理赋予公共政策或立法以合法性基础,从而实现了对于共和主义民主和自由主义民主的超越.协商性民主在政治参与、法律监督、政治博弈、程序正义方面的优越性,为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重建其政治合法性基础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     

当代西方关于“公共”的三种政治哲学的辩难与共识

当代西方活跃着三种关于公共的政治哲学,就是自由主义、共和主义与新左理论的公共的政治哲学。在三者之间,存在着连贯性的相互批评:共和主义批评自由主义的公共理论的自由观、自我观和程序观,新左理论批评自由主义的中立观,而自由主义则辩护性地捍卫自己的自由观、个人论和国家观。三者之间的思想表象是对立的。深入分析可见,它们之间是具有底线共识的:关于公共具有论述主题的一致性,关于公共维护具有共同的制度基准,关于公共主张的辩难具有共同的敌手。因此,三种公共的政治哲学都是维护现代性政治的理论体系。     

共和主义与公民参与--评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中关于共和主义的评述

威尔·金里卡的<当代政治哲学>在学界影响甚大,然而,该书对共和主义的评述存在明显的失当.金里卡把共和主义中的温和倾向评定为与自由主义一致,而把比较强硬主张的共和主义的观念加以极端化处理,从而断定是不合时代要求的,由此,共和主义对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缺陷的批评被忽略.共和主义表达了对当代政治生活中公共领域的衰败以及公共价值的衰落的忧虑,而力图通过理论及实践来复兴集体自治的价值.     

中西女性主义翻译对比下译者主体性探析

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译者主体性问题引起了研究人员的关注。西方女性主义与翻译相结合,女性主义译者从独特的视角体验并指导着翻译实践,彰显出西方女性主义激进的译者主体性。与西方激进的女性主义翻译相比,中国尚缺乏对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本土运用,国内某些具有女性主义意识的女译者在翻译中虽能发挥其主动性和能动性,但均采用了具有中式色彩的、比较温和的翻译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