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民间宗教文化的现代化变迁——对三家台蒙古族村的田野考察

在回顾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部氏族人宗教信仰变迁的基础上,研究指出民间宗教文化的现代化变迁与社会发展步调一致,其信体系内涵发生了嬗变。国家的在场为民间宗教信仰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且在这一体系中底层精英的作用日渐凸显,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发现信仰群体出现两极化趋势。     

青藏高原藏族游牧区教育的现代性变迁与适应

本文运用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的理念,分析和研究了青藏高原游牧区教育的现代性变迁与适应,认为从事藏族教育的工作者,他们的文化自觉对于明确自身的文化处境以及发展现状、发展过程与发展目标,反思自身的文化责任与文化选择起着重要的影响,是文化紧迫感与使命感的来源和发展动力。只有当人处于文化自觉状态才能真正的、有意识的推动藏族教育的发展与变革。文化自觉使人明确自身的文化使命与教育职责,在跨文化语境下做出明智的文化选择,从而实现教育自觉,实质性的推进藏族教育的发展与变革。     

蒙古包的演变与蒙古族游牧文化的变迁

一说到“蒙古包”,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蒙古族人和内蒙古,毕竟“蒙古包”是蒙古族人最为典型的建筑标志,也是蒙古族游牧人传统的住房.在古代的时候被称为“穹庐”,也有叫“毡帐”的,最初的名字是“格日”.其是蒙古族人民世世代代居住的非常习惯的移动房屋,更是牧民们在草原上的家,能给他们提供非常温暖的归宿,对他们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文化变迁的个例分析——清代“改土归流”对黔中苗族文化的影响

清代“改土归流”对西南各民族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仅以“改土归流”对黔中苗族文化影响为例 ,从生产工具、生产技术操作、生产组织、生产资料结构、生活习俗等的变迁进行分析 ,认为文化变迁是一个逐渐的过程 ,在变迁中 ,不断吸收、消化外来文化 ,丰富发展本民族文化。而本民族固有的文化因子 ,有的因功能的丧失而被淘汰 ,有的功能发生了转向。因此 ,要认识了解一个民族文化的变迁历程 ,要从多层次、多视角加以分析。     

试论现代化进程中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变迁与保护

现代化进程中,蒙古民族传统文化的变迁是一种必然现象。这是其顺应时代发展的结果;是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带来的结果;是蒙古族聚居区人口大量流动的结果。具体表现传统服饰、传统饮食、传统生产方式、宗教信仰等方面。随之衍生出的一系列消极影响,比如,使用蒙古族语言文字的人数在大量减少;蒙古民族的民族特征开始弱化;蒙古民族的一些优良风俗在淡化等等要认真对待。为此,必须要对蒙古族传统文化变迁怎样与现代化顺应的问题进行思考,在增强保护蒙古族传统文化的意识使其发扬光大的基础上,变革蒙古族传统文化使其顺应现代化要求。     

藏族传统装饰图案的文化构建解读——对汉文化的吸收与借鉴

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文化背景,以及历史上藏族与周边地区频繁的政治接触与文化交流,使来自不同地域的艺术传统和文化元素在西藏高原激荡碰撞、互动交融。尤其自元代对西藏主权控制的完成,使大量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的中原文明源源不断的渗入藏区,融入藏民族博大的精神世界,形成独具特色的藏族装饰图案艺术。藏族装饰图案在吸收内地文化艺术元素的同时,又保持、发展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充分体现出藏族装饰图案在多元文化互动下的交流融汇和本土化的发展创造。     

时空制度与文化变迁——对云南坎村彝族的考察

本文从年度周期的安排、日常活动的安排、人生历程的安排以及村庄和居民的空间安排几方面讨论了云南坎村彝族时空制度的变迁.     

文化自觉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代康区汉藏文化交融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启示

文章以近代康区汉藏民族大规模交往交流交融为典型个案,对文化自觉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讨论。文章指出,在近代康区汉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存在两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其一,是文化无意识,主要表现为汉藏民族双方完全出于实用、方便和喜欢,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层面的习俗相互渗透与吸收。这主要着眼于生活的实际需要和方便,双方并无明确的文化意识。其二,是在意识到彼此存在差异的情况下,汉藏民族双方为拉近距离、消弭隔阂和增加亲近感,主动建构或创造了一系列双方共有、共享的文化,同时也存在为增加彼此的共同性而主动隐匿、削弱和淡化自身文化特征的情况。这些均是出于文化自觉的行为。文章认为,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文化自觉的作用和功效远远大于文化无意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文化自觉正是在不同民族接触交往中形成或创造共同文化与共同体意识的有效途径,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发挥重要作用。     

旅游开发中民族文化变迁的三个层次及其反思——基于贵州省黎平县肇兴侗寨的田野调查

民族地区旅游开发在给当地民族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对民族文化的变迁产生了不利影响。调查显示,民族文化在三个方面发生了变迁:外层表现为民族文化的个性特征弱化;中层表现为民族文化出现"空壳化";内层表现为民族认同感和民族价值观正在发生蜕变,民族精神家园正在不断迷失。反思当前旅游开发的价值观并进行科学定位,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和民族地区的可持续性发展显得非常紧迫。     

蒙藏关系下的文化变迁和民族认同——以青海省河南蒙古族为例

青海省河南蒙古族与藏族交错而居,两个民族长期相互接触,由于族体规模上的差异和自然条件的原因,在文化传播中主要表现为蒙古族对藏族文化的采借和适应,以致从外部特征似难将当地蒙古族从藏族中分辨出来。但细加考察,蒙古族的客观认同和主观心理归属感仍然清晰可见。在融洽的民族关系中,蒙藏之间仍然保持着融而未合、和而未同的特点。     

应变与思变:元代至今独龙族文化变迁的历史人类学解读——基于查尔斯·泰勒文化的现代性理论视角

独龙族世居独龙河谷两岸,自元代有最早记载开始,以其特殊的地理、生态、人文吸引了众多学者的视线,作为我国“直过”、跨境和人口较少民族,近年来受到党和各级政府的高度关注.在对学术史深入梳理的基础上,本文结合历史考证、民族学研究成果和团队田野调查,将独龙族由元至今七百余年分为四个时段,进行了文化变迁的历史人类学解读,基于文化的现代性理论探讨了不同变迁阶段的文化特征.认为,这个长期受高山峡谷阻隔、隐世而居的民族,在从漫长历史长河走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经历了由应变到思变、由被动到主动的观念嬗变.     

产业集聚与文化变迁:旅游场域中的民族手工技艺传承——以“靖西绣球”与“新华银器”为例

本文对比分析“一带一路”和“珠江——西江经济带”区域发展背景下具有历史性、地方性手工技艺人们的社会群体活动,通过旅游场域中文化的资本化、产业化现象来研究民族手工技艺的传承与保护问题.广西靖西绣球产业规模较小,其传统手工艺还保持着相对原生态的状态,处于文化集聚的初级阶段,仅仅实现了“文化的资本化”,动摇了工匠对技艺价值的认识,影响着靖西绣球传承的生境,需要进一步扩大发展空间与发展平台.云南鹤庆新华村由于银饰本身的财富象征和在旅游产业影响下银匠们的外扩经营,其运营规模也在发生着急骤变化,正在大踏步地实现“文化的产业化”;由于过度追求商品利益最大化,工业化、标准化、机械化的规模化复制,使民族手工技艺简单化和程式化,淡化了核心技艺的手工性,对新华村白族银铜手工技艺可持续发展带来不可忽视的隐患.     

试论藏族农民工流动与传统宗教信仰变迁——来自白龙江流域一个藏族聚居社区的田野调查

藏族农民工是藏族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和文化事像，他们在城乡之间的流动打破了流出地社会的封闭性，加速了流出地社会的变迁，也引发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本文以白龙江流域一个藏族聚居社区新坪社区为视角，依靠翔实的田野调查资料，充分用运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     

成都市藏族经商流动人口对多元文化城市的贡献——对“民族用品一条街”的调查与思考

对成都市“民族用品一条街”的调查显示,经商流动人口活跃于大都市的价值已远远超出商贸本身,它不仅促进了西部大都市及周边地区的商业繁荣与多元文化交融,增强了内地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辐射与联动,弘扬了少数民族本源文化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对大都市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形成,对增进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认同,对中华多元一体格局不断得到巩固与拓展有着深远意义。     

“藏族”,“康族”,还是“博族”?——民国时期康区族群的话语政治

在民国时代的康区,存在三种称谓当地土著族群的名称:"藏族"、"康族"和"博族"。这三种名称来自三种不同的政治力量,分别是民国中央政府、刘文辉领导的西康省政府和以格桑泽仁为代表的土著族群精英。本文将这三种称谓理解为三种话语,其间的分歧反映了三种具有不同的背景、立场与政治诉求的力量间的竞争。通过对这样一种"话语竞争"的分析,本文试图探寻一条理解民国时代康区的政治与族群进程的线索,展示在中国由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中,在国家政权建设与地方权力博弈的复杂互动中,"族群性"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如何逐渐凸显出来,具有了新的政治意涵。     

国家在场与湘西苗族文化的变迁——民国政府的文化同化策略在湘西苗族地区的实践

民国政府为了建立民族一国家,以汉族文化为标准对湘西苗族进行了文化同化策略.其内容包括:对湘西苗族进行风俗调查和开展新生活运动,改变苗族称呼,兴办国民教育等.但是文化同化的初衷却以失败而告终,其主要原因在于:西方民族-国家模式不适合中国国情;社会局势动荡不安;文化同化策略缺乏持终性且实施不力;国家政权力量较弱等.     

文化与自然:对广西新罗村变迁历史考察的思考

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与自然的冲突问题日益受到人们关注.本文以广西境内的一个汉族村落--新罗村为例,考察村子的形成、发展的历史变迁,关注变迁过程中的文化与自然的关系.新罗村的过去与现在告诉我们原生态的自然并不能自动满足农耕文化的要求,人们必然要改造自然,为文化的植入培养温床,从而才能有生存空间;现代文明的冲击对传统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冲破了原有的文化与自然的平衡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政府行为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传统文化中客观上维持了文化与自然平衡的神秘主义的内容必不可免地随之淡化.在当前发展趋势下,文化对自然的这种不自觉关系还将加深.     

为小民族的繁荣发展助一臂之力——读《环境与小民族生存——鄂伦春文化的变迁》

对《环境与小民族生存——鄂伦春文化的变迁》一书进行了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