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中的道言悖论与语言游戏

《齐物论》凸显了“孟浪之言”与“妙道之行”间的紧张关系：整全之“道”拒绝以言呈现自身,不当之“言”不能完成达道的终极指归。《庄子》关注语言限度的同时寻求一种好或正当的言说方式破局,即区分“言”“所言”和“言者”三个向度,以语言为中介使“所言”与“言者”相互理解和建构。从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角度出发,使“道—言”与“对话—真理”互发,使一种《庄子》意义上的语言活动或语言游戏得以可能,解道言之悖并完成一次视域融合。     

文本理解中的对话——伽达默尔的“读者-文本”对话思想探微

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提出读者和他所理解的文本之间进行着对话与交流。这种对话实际上是在读者的前理解和文本之间发生的,其本质是问答,它是驱动解释学循环的动力。伽氏认为,语言作品中所蕴含的人文真理只有经由对话才能显现,使理解达成;在对话中,读者要始终保持"善良意志"并积极参与问答,这样才能分享意义,实现成长。伽氏关注传统和对话之间的关系,传统既是对话的平台,也由对话得以传承和创新。     

效果历史与辩证法

本文旨在阐述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真理观,并从结构视角解读历史在《真理与方法》构成过程中的作用,尤其是蕴涵于效果历史原则中的辩证法要素。     

试论伽达默尔实践哲学的逻辑建构

继《真理与方法》一书之后 ,伽达默尔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其致思的重点由哲学解释学转向了实践哲学。伽达默尔建构实践哲学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 ,其中与哈贝马斯等人的论战是最重要的契机 ;在与古希腊思想家的对话过程中 ,逐步厘清了实践、实践哲学等概念 ,这是其建构实践哲学的逻辑前提 ;致力于消解科学和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则是其实践哲学的中心话语 ,实践哲学的理想内含于这种消解过程当中     

《真理与方法》,还是《真理或方法》?

《真理与方法》(Truth and Method)是德国学者伽达默尔积十年之功著成的一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哲学解释学巨著。中文全译本至今尚无。单看这书题,颇易使人望文生义,生出歧解。因此,该书出版后,英国哲学家科科尔就著文认为,此书应名为《真理或方法》,意即在真理与方法之间必须加以抉择。无独有偶,美籍     

概念史的分析:伽达默尔解释学的方法与实践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贯穿着三大方法,除了现象学和辩证法以外,就是概念史的分析。将概念史的分析与论题的研究相结合是伽达默尔思想的一大特点,也是他的一种表达风格,这最典型地体现在他的代表作《真理与方法》中。伽达默尔对这一方法的解说在某些方面虽然同英美分析哲学有相似之处,但从根本上讲他的立场和角度是大陆哲学的,具体来讲,也就是本体论解释学的。     

方法引借: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一项反思

本文借用伽达默尔解释学的两个标志性词语——“方法”与“真理,”尝试解读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方法引借”是近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必然选择,它作为研究工具,一方面奠定了“中国哲学”学科的现代基础,一方面导致了“中国哲学”研究的“真理缺失”。把握“方法”与“真理”的内在玄机,是解决“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关键,是当今学者建构“中国哲学”亟须解决的方法论问题。     

简论方法与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美学

对方法的关注是伽达默尔解释学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伽达默尔反对近代以来自然科学方法在美学中的运用,强调美学真理的独特性,宏扬美学的人文性;他同样对西方传统解释学作了深入检讨,反对把解释学当作一种方法,而注重解释学在彰显存在的真理方面的意义.伽达默尔在探讨方法与美学研究关系方面成就卓著,但其缺陷与不足也显而易见.     

伽达默尔为何批评接受美学?

西方接受美学的理论资源十分丰富,可以追溯到很远,但它主要还是在现代大陆哲学的方向上和背景中发展起来的。接受美学的理论渊源主要来自于哲学解释学。伽达默尔的接受美学思想,主要体现于其代表作《真理与方法》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但接受美学对哲学解释学的偏离,使伽达默尔不能接受,由此引起了伽达默尔对接受美学的批评。其批评的主要理据是:"破"康德以来的主观论美学,"立"艺术作品的本体论,最终要回答的基本问题是艺术的真理何以可能。     

伽达默尔阐释学的批判性建构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创建了哲学阐释学,他的阐释学是在前辈哲学家的思想和观点上的批判性继承,他吸收了施莱尔马赫的普遍阐释学、狄尔泰的浪漫主义阐释学、海德格尔的实际解释学的观点和方法,又对康德美学逐条解读和批判,使阐释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单独的学科,并从方法论发展成为本体论。伽达默尔的阐释学奠基之作《真理与方法》出版以后,经受同时代哲学家的质疑和批判。晚年,他延续了康德关于想象的艺术或者诗化哲学的学术理想,提出“阐释学是一种想象力或想象艺术”。伽达默尔从传统文化中获得思想资源和理论资源的研究方法,也给中国阐释学的建构带来启发,其中包括可资借鉴的思路和方法。     

“理解的历史性”与相对主义--论伽达默尔“历史性的解释学”对相对主义的超越

贝蒂与赫施立足于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模式,认为伽达默尔因强调理解的历史性而陷入了相对主义困境。伽达默尔则立足于生存论存在论的解释学模式,描述了作为人类生存方式的理解现象得以可能的条件。解释学意义上的“事情本身”制约着理解与解释的限度,使“不同的理解”不等于任意的理解;解释学真理超出了科学方法论的控制范围,使解释者在视域融合中,倾听文本所传达的内容和真理。正是这两方面确保了伽达默尔“历史性的解释学”非但没有陷入相对主义,而且一直走在克服乃至超越相对主义和客观主义的路上。     

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美学述评

解释学美学是一个重要的西方美学流派,本世纪六十年代在联邦德国发展起来。它的创始人联邦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 1900—)问世于1960年的《真理与方法》,不仅是伽达默尔的现代解释学哲学的代表作,而且也确立了解释学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成为解释学美学的经典文献。解释学美学对现代西方美学发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并且直接启发了接受美学。本文对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美学作一扼要评述。     

辩证法对话维度的当代复兴——从伽达默尔解释学与辩证法的深层结合看

“对话”本来是辩证法的原初含义,但在辩证法的演化过程中,这一重要维度在形而上学的阴影下被深深地遮蔽了。在当代哲学中,辩证法的对话维度又重新获得了重视,这集中地体现在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中。通过“对话逻辑”,把辩证法与解释学在深层次上结合起来,使得辩证法摆脱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纠缠,并返回到了现实生活实践和生活世界。由此,“对话辩证法”成为生活世界的理性。     

文学创作与对话

２０世纪是一个标举对话的时代，巴赫金、伽达默尔、马丁·布伯、哈贝马斯等人都建立了自己的对话学体系。他们从人文主义的角度出发，提倡人与人之间公正而平等的交流和对话。其中，巴赫金与伽达默尔又分析了文学活动中的对话，巴赫金分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人物的对话，伽达默尔分析了文学解释中读者与文本的对话，都把握了文学对话中的一个侧面。本文认为，文学是一种对话活动，文学对话问题贯彻文学活动的始终，要建立科学的文学对话学体系，就应该从作者──文本──读者三者关系的角度来全面看待对话问题，它应包含文学创作中的对…     

试论伽达默尔游戏概念的意义

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引入了游戏概念 ,他是从艺术作品本体论的意义上来论述游戏概念的 :游戏既不依赖于客观对象 ,也不依赖于主体意识 ,它是一种往返重复的运动 ,他充分肯定了观者在游戏中的作用。伽氏的游戏观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强调了艺术作品的自我表现的本质 ,发现了艺术作品的真理参与特性 ,对我们关于方法的探讨也不无启发意义     

伽达默尔对“共通感”概念的诠释学改造及其意义

＂共通感＂与＂教化＂、＂判断力＂、＂趣味＂等一起被伽达默尔视为欧洲近代人文主义传统的主导性概念。在《真理与方法》中,伽达默尔着力对维科的＂共通感＂概念进行了梳理、阐发和诠释学改造,不仅强化了这一概念的实践哲学意蕴,而且彰显了＂共通感＂在人类文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伽达默尔对＂共通感＂概念的诠释学改造,为其作为理解本体论的哲学诠释学的提出——特别是理解的前提问题和理解的多元性问题的解决——做了必要的理论铺垫。     

作为想象艺术的诠释学(下)--伽达默尔思想晚年定论

作为理解和解释的学问以及作为实践哲学的诠释学的理论定位,曾被认为是伽达默尔诠释学的基本观点与重要理论贡献。而根据伽氏后期的有关著作和对话,作为想象力或想象艺术的诠释学应是伽达默尔思想又一继续发展的晚年定论。当然．这一发展仍然是基于他对非科学方法论控制的真理经验之一贯主张及其探索之上的。     

"真理"与"方法"——伽达默尔难题读解

伽达默尔通过对狄尔泰所代表的传统解释学的"方法"的批判,揭示了理解的"真理",而他用"真理"反对"方法"又导致了相对主义的任意理解。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在于区分"真理"与"方法"各自的适用范围,"真理"是"方法"的基础,而"方法"是通达"真理"的必由途径。理解是相对的同时又是绝对的,是相对性与绝对性的辩证统一。     

作为想象艺术的诠释学(上)--伽达默尔思想晚年定论

作为理解和解释的学问以及作为实践哲学的诠释学的理论定位,曾被认为是伽达默尔诠释学的基本观点与重要理论贡献。而根据伽氏后期的有关著作和对话,作为想象力或想象艺术的诠释学应是伽达默尔思想又一继续发展的晚年定论。当然,这一发展仍然是基于他对非科学方法论控制的真理经验之一贯主张及其探索之上的。     

西方诠释学的东渐及其效应——洪汉鼎先生访谈(下)

黄小洲:据您的了解,您认为西方诠释学在中国的传播最早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请问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洪汉鼎:我们最早接触诠释学的就是中国科学院哲学所编的《哲学泽丛》,早在1960和1970年代,它就发表了一些从苏联翻译的哲学论文,其中讲到了诠释学.广州大学有一位青年学者作了考证:在《哲学译丛》 1963年第9期刊登了由水羊木先生翻译的德国学者O.贝克尔所写的《艺术审美尺度的超验问题质疑:H.-G.卡达穆尔〈真实性和方法·哲学诠释学纲要〉》一文(卡达穆尔即伽达默尔),这应该是中国当代最早介绍伽达默尔解释学的文章.注意啊,这是在1963年,也就是在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出版后才三年,我们就有介绍了.此后,在1970年代,《哲学译丛》陆续发表了一些翻译过来的苏联学者的文章,其中提到了解释学和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所以说,引入解释学的年代可以上溯到196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