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鲍照诗的评价——与张志岳同志商榷

鲍照是我国南朝时期有成就并对后世有影响的诗人。对于他的家世和作品,古代文学研究者早有所探讨和评价。《文学评论》一九七九年第一期发表的张志岳同志的《鲍照及其诗新探》(以下简称张文)一文,提出了新的看法,有些颇有见地,有些笔者还不能苟同。现就对鲍照诗作思想内容的理解和评价问题提出我们的意见与张同志商榷。张文把鲍照的诗按内容分为“有关怀才不遇的”、“有关边塞的”和“有关人民疾苦     

《文心雕龙·辨骚》臆说——兼与张志岳先生商榷

研究《文心雕龙》的人一般都认为自《原道》至《辨骚》五篇是全书的理论基础,是总纲。但也有一部分持不同意见的论者认为《辨骚》一篇不属于总论部分,而是专论楚辞的,应当属于“文体论”,与《明诗》以下二十篇同列。到底哪一种意见正确呢?当然是前一种正确。有什么根据?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早就作了回答: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刘勰把《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等五篇作为“文之枢纽”,并没有     

关于顾况生平的几个问题——与傅璇琮先生商榷

傅璇琮先生《唐代诗人丛考·顾况考》一文,对顾况的生平考论甚详,但有一些论点似尚可疑。故作此文,以就正于傅先生及关心、研究顾况的同志们。一、顾况的生卒年傅文否定了闻一多先生《唐诗大系》定顾况生卒年为727—815年的论断。因为“遍查有关史籍可以确定闻说之所本的……一是所传镇江焦山的《瘗鹤铭》,一是唐皇甫湜《顾况诗集序》”。这两条史     

关于姚合的籍贯问题——兼与吴企明先生商榷

中唐晚期的重要诗人之一姚合,据两《唐书》记载,他是河南陕州(今三门峡市)人。他的传在两《唐书》中都附在《姚崇传》后,说他是姚崇的玄孙。姚崇史书定为河南陕州人、姚合为其后代,当然也应系籍于陕州。吴企明先生在他的《〈全唐诗·姚合传〉订补》中说他实是吴兴人。不只郡望属吴兴,籍贯也当属吴兴。这样,姚合的籍贯也就成了问题。     

关于龔自珍的经济思想及其评价问题——与李时岳等先生商榷

龚自珍(1792——1841)生活在中国古代向近代过渡之际,其思想明显地反映了新旧交替的特点,即在旧的思想形式中蕴含着新的内容。如果我们不仔细地研究与分析,就会看不到其中新的思想的闪光,从而对其缺乏中肯的评价。作为一个有志于改革的知识子分,龚自珍一生“贯穿百家,究心经世之务”,“思所以掸简经术,通古近,定民生”,所以,反映其“更法”“改图”主张的经济思想和方案应是龚自珍整个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人说,“龚自珍主要特点和贡献在对旧社会的揭露和批判”。其实,对旧社会的揭露和批判只是龚自珍提出改革方案前的一个必要步骤     

文学与审美意识形态——兼与童庆炳先生商榷

人们的审美意识(对于"美"、"丑"、"悲"、"喜"等等的意识)本身是一种意识形态,即审美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与政治意识形态、道德意识形态、哲学意识形态、宗教意识形态等其它具体的意识形态在社会结构中处于并列位置.文学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全方位"性的意识形态,是各种意识形态的集中表现形式,是政治、道德、哲学、宗教、审美等意识形态的交汇、出入之所,同时,文学还是非意识形态性的社会意识--科学意识的一种表现形式,文学是意识形态与非意识形态场.从以上观点来衡量,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论"既具有非科学性,又具有非合理性.     

关于科学结构等问题——与金观涛先生商榷

<正>在20世纪,自然科学知识的迅速扩展使科学分科加快,以至无人能追随科学整体的发展,科学家只得关注于树木而忽视森林,哲学与科学的分离局面逐渐形成。现今大多数自然科学家不加思索地接受科学关于自然因果律的已有知识,不关心形而上学。不过,仍有不少科学家在关注科学哲学的讨论,他们不主动参加讨论,主要是因为遵从科学界严谨的要求,尽量不对外专业的议题发表不成熟看法吧。     

关于《东门行》的校刊问题——与王季思先生商榷

《光明日报·文学》第165期,发表了王季思先生《不要以误传误》一文。文中强调指出:“必须认真考查第一手的资料”,并指出应当正确地运用校刊、考证和句读等整理古书的方法。这些都是正确的,尤其是对于当前清除“四人帮”反马克思主义学风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影响来说,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对文中所谈汉代乐府《东门行》的校刊问题,笔者却持有不同看法,拟略叙管见,以就教于王先生和广大读者。     

关于信息问题之我见——与肖峰、邬焜两位先生商榷

信息的客观根基是现实世界中物质和能量的存在和运动的形式,后者被自控主体反映形成感知信息,再经过控制中枢结合主体行为目的进行加工变为操作信息,并经过实施转化为主体的质能活动返回现实.信息贯串现实、知、行三个层次的存在,使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成为可能     

关于马端临《文献通考》人民性的问题——与白寿彝先生商榷

白寿彝先生著《马端临的史学思想》一文(《学步集》),分《杜佑、郑樵史学传统的发展》、《马端临史论的科学因素》、《马端临史论的人民性》三大节阐述。因为《通考》是一部巨大的著作,不便在这一篇文章里进行全面性的讨论,兹且就《通考》人民性的一个问题,提出一些极不成熟的看法来和白先生商榷。白先生说:“马端临的史论”,“表达出一定的人民性”,“有高贵的民族正义感”,“在没人敢大声儿咳嗽的元代”,“敢于作对现实的抗议”。这种说法,我尚不便同意。     

关于汉语和汉字的几个根本性问题——与徐通锵先生商榷

徐通锵先生在《语言文字应用》2 0 0 1年第 1期和 1 999年第 1期发表的关于汉语和汉字的意见虽有精辟之处 ,但也可能会带来理论上的困惑和实践上的困难 ,为此 ,我们就五个基本问题与徐先生商榷     

关于东方历史道路的几个问题——兼与金重先生商榷

东方历史道路思想(笔者简称为“峡谷论”),是马克思晚年对历史理论的重大贡献。尽管它的内容尚欠完备化,并且有明显的局限性,尤其是俄国的历史进程并未立即按马克思设想的道路发展,然而,它科学地预言了俄国、中国等东方国家最终跨越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基本史实,极大地补充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因此,挖掘这一理论的深邃思想,对于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从更深的层次上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改革的理论基础,无疑有重大的意义。但金重先生《对“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再认     

关于伍子胥评价问题的商榷

伍子胥是春秋后期的一位重要历史人物。两千多年来,人们对他同情和赞誉,可谓“舆论一律”也。在人们心目中,伍子胥是一位悲剧性的英雄,直到现在,在一些报刊文章中,在戏剧舞台上,人们仍然对他奉献着叹惋和赞许。然而,定论未必是科学的结论。古有所谓“盖棺论定”之说。许多历史人物在他“盖棺”时虽已得论定,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后人往往会对其提出迥异与前人的新的评价。     

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空间体验——兼与李欧梵先生商榷

李欧梵先生挖掘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颓废面向意义重大,但他认为此种现代性的被压抑源于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进而提出西方启蒙思想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时间观念的论断,这是值得商榷的。启蒙思想对中国时间观念的影响,并非如李先生所言如此巨大。从中国现代性的发生,利玛窦的地图开始部分瓦解中国天朝中心观念,到中国文学世界由于发现另一空间,由之更重视自身的空间体验,都可看出对现代性的空间的重视。     

关于《诗经》的编者——与许廷桂先生商榷

文章就许廷桂《〈诗经〉编者新说》一文提出商榷意见。许说《诗经》系“宣王肇始,平王编成”缺乏依据。《诗经》中为数不少的作品,分明产生在平王之后,孔子补编亦难自圆其说;“季札观乐”对史料有拣择、虚拟,不能据此认定襄公二十九年就有《诗》的定本而否定孔子删《诗》。许说《诗》乐是结合在一起的观点,也与史实不合。我国古代音乐发达很早,并非长期与诗、舞纠结而存在,《诗》被采合乐只是其中部分篇什。     

关于编写青海地方史的几个问题——兼与李文实先生商榷

本学报在一九七九年3—4期上发表了李文实先生《读〈青海地方史略〉琐议》一文后,引起了许多有趣于青海历史的同志们的关注;《青海地方史略》(征求意见稿)的笔者芈一之同志也分别致函本学报编辑室,陈述不同观点,并寄来《关于编写青海地方历史的几个问题——兼与李文实先生商榷》一文,以资争鸣。为了贯彻“双百”方针,正常地开展学术讨论,以促进青海地方历史研究,现将芈一之同志来稿原文照登。     

关于琅邪王氏史实的几个问题——兼与卜宪群先生商榷

<东晋南朝家族的分化与士族的衰落研究--以琅琊王氏为中心>一文有几处史实错误,对一些史料在理解上,也有失当之处,故其中个别的结论也有待于商榷.但该文对琅琊王氏家族的分化及衰落的基本结论还是精辟和正确的.     

关于宋代画家高克明的一个问题——同王伯敏等先生商榷

高克明是北宋画院中一位重要的画家,几乎所有的中国绘画史著作都提到过他。但在对高克明的评述中,存在着与史实不符之处,包括对高克明的人品起到了贬低的作用。如1982年12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王伯敏先生编著的《中国绘画史》第242页,写道:“景祐元年(1036年),仁宗赵祯(引者按:原书误作“赵桢”)要画臣鲍国资画四时景于彰圣阁,国资怕画不好而获罪,不敢下笔,结果只好由高克明代画而成。”仅从这段文字是看不出什么问题的。况且早在20至50年代时,潘天寿、郑午昌、俞剑华等先生的著作中,有关高克明条的引文,大抵皆作如是说,王伯敏先生的引文只是和他们雷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