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五年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若干建议

改革30多年来,中国司法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在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司法监督、促进司法公正、维护社会正义和树立司法权威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看到这些成绩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许多更深层次的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司法改革面临更大的困难。司法改革本是一项涉及机制设置、权力机关协调等多方位的全面改革,需要一种宏观的、战略性的规划。然而,目前的司法改革措施大多停留在工作机制层面上,深层次的体制改革尚未展开。司法体制是国家政治体制的组成部分,司法体制改革是国家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因此司法体制改革不只是司法机关的工作,也不只是法学家研究的问题,而是党中央从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角度提出的一项政治任务。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今后将向纵深发展。目前应该依照司法权的性质和司法制度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总体发展战略和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具体部署,面对现实存在的问题,统筹设计未来的整体司法制度构建。     

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体制创新

当前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困境在于:第一,思想上未能正确认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特殊性,没有重视未成年人特殊司法保护的价值;第二,缺乏制度保障,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规范基本上依附于普通刑事司法,专门机构缺失,缺乏符合未成年人教育、挽救、改造特点和需要的刑罚手段;第三,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方面综合治理的作用发挥不够。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体制创新的主要内容包括:制定和完善未成年人刑事立法,设立刑事司法专门机构,改革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化处理方法,体现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轻刑化的指导思想。     

恢复性司法理念解读

恢复性司法是以传统刑事司法模式相对应而言的一种新型的刑事司法模式,同时恢复性司法也是一种理念。恢复性司法理念的出现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历程,在恢复性司法的框架内,主要存在着刑事和解和行刑社会化两种刑事司法方案。用经济分析的方法解剖恢复性司法理念,可以发现恢复性司法的效益价值,可以为实现犯罪控制效益的最大化,为我国的刑事司法改革提供参考。     

论司法职权配置中的分离与协作原则——以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为中心

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是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定的重要司法改革目标。在司法职权配置过程中,应当坚持分离与协作原则,以确保不同执行机关及其内设机构之间相互配合、相互制约。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具有重大意义,但不应当背离协作原则。在各地人民法院推动审执分立改革的语境下,应当更加重视审判权与执行权之间的协作,对刑事、行政、民事执行体制的改革做出统筹规划。     

论司法责任制

建立和完善司法责任制是司法体制改革的"牛鼻子",对其他各项司法改革均具有牵引和统领作用。司法责任制的核心要义和科学内涵是"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司法责任制与司法民主制是相辅相成的,在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的过程中应重视发挥合议庭、审判庭、审判委员会以及法官专业会议等司法民主载体的积极作用,不断创新完善以司法民主保证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司法秩序、司法公信的体制机制。习近平关于司法和司法权、司法的价值和功能、司法规律等基础理论问题的深刻论述,为司法责任制改革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引司法责任制改革在司法本质和司法规律的轨道上有序推进。     

司法权威: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重点及起点

司法权威具有状态、结构和要素三个层面的含义,与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重点和起点三个关节点正好相互对应。中国的司法体制改革应当以确立法官独立、造就具有魅力型权威要素的法官为起点,以赋予法院完整的司法审查权、构建权威型司法结构为重点,才能达到高效而理想的司法权威状态这一司法体制改革的总目标。     

1952-1953年司法改革运动研究

1952年6月至1953年2月开展的司法改革运动,是新中国法制建设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它不仅确立了新中国初期的司法运作机制,更为重要的是奠定了新中国的司法传统。司法改革运动所奠定的司法传统对建国50多年来的司法体制和司法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从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历史影响、历史评价等四个方面,对司法改革运动进行较深入的考察。     

浅论国际刑事司法协助

随着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发展,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概念进一步明确,范围进一步扩大。通过国际上通行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相关规定分析,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看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发展趋势,探讨我国如何完善刑事司法体制,把握国际环境,结合我国现有的国内立法环境,充分发挥能动性,加强国与国之间面对面的交流,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通行做法相接轨,更好地推进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顺利开展。     

刑事法治实现之路:刑事司法改革

目前 ,刑事法治受到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刑事司法改革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针对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现状 ,在刑事司法改革中必须坚持严肃、公正、科学与文明的原则 ,强化刑事司法改革的理念。     

司法改革与司法公开、司法公信

通过实行司法公开,产生一种"倒逼机制",即倒逼司法公正、倒逼办案质量和效率、倒逼权责统一、倒逼改进司法作风和提升司法公信力,是司法改革的基本目标。司法公信力是司法机关与社会公众之间在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价值判断,其核心是司法机关对社会公众的信用与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任,其前提是司法的公正与公平。从十八届四中全会文件有关司法改革的内容来看,旨在通过司法体制改革和司法权运行机制改革,加强司法民主、司法监督及保障人权,逐步提升司法公信力。司法改革的内在逻辑清晰可辨,其目标是提升司法公信力,而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前提是实现司法正义,实现司法正义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司法公开,司法公开可倒逼司法正义,司法公开是目前司法改革的突破点。     

社会事业体制创新及社会事业的产业化——厦门市的案例研究

本文对“厦门社会事业体制创新及社会事业的产业化研究”课题进行分析。全文分为六个部分:(一)厦门市社会事业组织的基本形态。涉及社会事业组织的分类,厦门市社会事业组织活动的方式和特点,厦门市社会事业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厦门市社会事业体制创新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等方面;(二)西方国家公共服务部门改革的经验借鉴:涉及西方国家公共服务部门改革的进程、改革的模式及成果,西方公共服务改革对我国事业单位改革的启示等内容;(三)厦门市社会事业的社会化改革。涉及社会事业社会化改革的前提与取向,社会事业社会化的主要路径,构建社会事业社会化的制度平台等问题;(四)厦门市社会事业的产业化改革。涉及产业化是社会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厦门市社会事业产业化改革的对策,社会事业产业化改革的保障措施等;(五)厦门社会事业投融资体制的改革。涉及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目标,社会事业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基本路径,具体社会领域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举措等三方面的内容;(六)厦门社会事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在提出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之后,探讨管理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     

省直管县改革背景下司法管辖制度的完善

推进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和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是中央做出的两项重大决策,二者既有内在联系也有不同的价值定位。当前,囿于法律规范自身的稳定性和滞后性,司法管辖制度改革落后于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进程,一定程度上成为制约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深入开展的瓶颈。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决定》和《人民法院四五改革纲要(2014—2018)》为指针,建立与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相适应的司法管辖制度,既是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我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内容刍议

本文借鉴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内容 ,结合我国实行“一国两制”的具体情况 ,认为我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包括狭义的刑事司法协助、移交犯罪嫌疑人、被判刑人和新形式的刑事司法协助三类 ,并依次提出各自应确定的内容     

刑事和解:恢复性司法本土化改造之检省

刑事和解作为恢复性司法思潮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本土化改造范例,其在司法改革中必然呈现本土化个性特点,本文从我国的刑事和解与恢复性司法的司法性质、改革动因、和解程序以及处结方式等方面异质性的论证,以检省我国刑事和解的利弊得失,推进司法改革的科学化、规范化.     

司法民主视野下公众的刑法解释权——从方舟子学术打假遇袭案谈起

我国现有刑法解释与适用制度忽略了公众在体制内的主体地位,正式的刑法解释权由国家机关垄断,不仅造成司法解释与适用结果的公众认同度低,而且违背司法民主的基本精神。中国的刑事司法改革必须将公众的解释权纳入制度的框架内,通过建立对话协商的司法民主制度,保障公众与司法人员在体制内开展对话协商,实现司法机关、司法人员与公众的视域融合,实现刑事司法的民主性与公正性,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论刑事司法职权配置中的效率原则

诉讼效率原则作为刑事诉讼的重要价值,应当体现在刑事司法职权配置中。在不同的诉讼模式下,效率原则有不同的内容体现,对刑事司法职权配置有不同的要求。刑事司法职权的合理配置是推进刑事诉讼程序高效运行的重要保障。权力自由度的扩大、程序控制性职权和程序过滤性职权的强化是效率原则在刑事司法职权配置中的主要体现。     

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考察:以刘涌案和佘祥林案为标本

本文以刘涌案和佘祥林案为标本,对中国刑事司法改革进行了全景式的考察。本文认为,刘涌的从生到死,佘祥林的从死到生,对于中国刑事司法来说,具有标本的意义。从表层来看,首先涉及的是刑讯逼供问题,刑讯逼供的屡禁难止是中国刑事司法的一大病灶。从深层来看,关键的是司法权的依从与独立问题。此外,还有民意与司法的关系问题。本文认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是中国刑事司法改革成功的标志。     

民意对刑事司法的影响考量——制度层面的优化与突破

民意影响司法的个案不只是简单或复杂的法律问题,而是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各种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的必然反映。如何正确对待民意问题已引起司法实务界应有的重视。当前刑事司法应以理性的思维、制度化的方式有限度地吸纳民意。民意的合理成分在刑事裁判中得以体现,有赖于必要的体制机制的构建。同时,立足我国司法实践现状,优化相关司法制度并使其具备前瞻性,既是实现民意与司法良性互动的需要,亦是刑事法治发展的必然要求。     

论坚持并改善党对司法的领导

我国司法体制及其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宪政体制的基本要求。在我国社会转型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司法改革既面临着西方司法独立理论的挑战,也面临着国内司法存在的问题的挑战。坚持并改善党对司法的领导,提高司法在党领导的政治体制中的地位,是我国司法改革的正确方向。     

令状主义及其适用程序初探——兼谈我国刑事司法命令程序的重构

令状程序是令状制度中的核心内容,国外刑事司法令状程序比较完备.我国也存在刑事司法命令,但由于法律文化传统与宪政制度的差别,导致与国外令状制度在内容与原理上的差异.根据我国国情,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借鉴国外令状主义的合理因素,重构我国刑事司法命令程序的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