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民族语地名含义

本文辑录了新疆历史上不同时代的民族语地名 12 0个 ,分成 4类———自然地理地名、北疆东疆地名、南疆地名、文物遗址地名 ,并指出每个地名的语源和含义。     

近代新疆货币述略

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部分新疆货币,计83种共140余件,其中有晚清新疆当局制造的铜钱和纸钞、国民党政府的法币;多数是自民国初年至解放前夕,由历届新疆省府或地区政权印发的地方纸币;另有少数从中亚各国流入的银币,特别是沙皇俄国的旧卢布及在新疆发行的“金库券”等,呈现出近代新疆财政金融的混乱状况,从一个侧面,反映着新疆不同时期的政治风云。     

新疆近代历史上的一次反帝爱国斗争——策勒村事件

民国元年(公元一九一二年)六月二十三日爆发的策勒村事件,是以维吾尔族人民为主体的一次反帝爱国斗争。它的发生标志着我国新疆南部各族人民爱国运动的高涨。这次事件完全是沙俄帝国主义蓄意挑起的,也是沙俄帝国主义对我国扩大侵略所带来的结果。     

近代四川教案经济赔偿考述

近代社会急剧变革,大量传教士趁机进入中国内地,引发教案。教案发生后,教堂及传教士因经济损失严重,要求中国政府予以赔偿,产生了教案经济赔偿的国家行为。四川省及其基层地方各级政府在处理四川教案经济赔偿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的公文档案史料。本研究基于现存的这些原始档案,考述了近代四川教案经济赔偿的依据和类型、赔偿金的来源、赔偿的基本程序等。首先,教案经济赔偿在实践中已形成具体的措施,如在赔偿的法律依据、基本原则方面有着明确的规定,并严格限制赔偿对象和赔偿期限。其次,依据赔偿原因可将赔偿类型分三类：因仇教造成损失的赔偿、因游历抢盗损失的赔偿、因政府代管物品遗失的赔偿。经济赔偿款的来源有五种：基层地方专项款、认赔者的罚没款、各保富绅捐助款、民众分摊交纳款、向商号挪借款。最后,从赔偿案例分析可以还原赔偿的基本程序,包括四个步骤：损失主体向地方官提出赔偿申请、政府对损失和赔偿情况核查、中外双方对赔偿异议进行交涉、案件赔付及其具结。     

"津帮"在近代新疆的商业活动述评

近代津帮在新疆商业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伴随着清军平叛阿古柏反动政权,津商以"赶大营"的形式来到新疆.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疆的社会整合,为商业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空间,促使津帮在新疆商界迅速崛起.津帮的商业活动在推动新疆经济发展、加强民族团结、抵抗外国经济侵略、促进城市近代化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外国探险家游记所反映的新疆近代文化变迁——以喀什为例

从19世纪中期开始,西方列强竞相向新疆派遣各种类型的探险队和考察队,进行政治、经济、文化考察,收集情报.这些探险队和考察队都为后人留下了数量可观的考察报告、探险实录,以及对新疆历史、民族、宗教、社会、民风习俗、地理……的札记和图像资料,这些均成为可供后人借鉴、研究、评述的历史资料.同时也为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新疆历史、文化提供了具有研究参考价值的史料.     

古代新疆经济文化区的划分——兼论维吾尔族经济文化类型的演变

现代维吾尔族主要是一个农业民族,其经济文化类型属于绿洲灌溉农业。历史上维吾尔族曾经历了狩猎、游牧等经济模式,9世纪中叶以后,逐渐改变为定居的农业民族。在边疆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发展道路选择应保持民族文化的传承性。     

藏传佛教与近代甘青藏区的社会经济

藏传佛教吸纳印度佛教,特别是华严类与密教类布施理论,强调内财施的精神特质,即无我、无主体性信仰基础上舍财、舍我的布施,使其具有强大的经济资源动员和干预社会经济的能力.在近代甘青藏区,藏传佛教在多样化布施的基础上,吸纳社会财富,并通过寺院经济运营,成为区域社会的财富中心.其影响溢出寺院之外,以其消费能力与剩余资本存量影响着区域社会市场分布.此外,寺院集团的超经济剥削与宗教对农牧业生产的干预,则迟滞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然而,其存在本身,也从一个侧面体现着政教合一制形成的宗教基础.     

古代与近代时期的苗族社会经济

古代苗族社会的经济发展苗族古代社会的发展过程,曾经过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原始社会,再逐步进到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阶级社会。根据现有的史料和一些苗族古代传说,大致可以看出它发展的粗浅的轮廓。从后汉书记载有关“五溪”地区的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中可以看到,五溪地区的少数民族(包括苗族在内)在原始社会时期,曾经有过图腾崇拜的信仰。直到晋代这种     

近代中国边政学兴起背景下的新疆汉族研究

“新疆汉人”是近代中国边政研究的一个重要论题。大部分研究者认为,西汉以来汉族始终是新疆地方社会的重要一员,及至清代则形成了“兵屯、户屯、商帮”等组织形式;汉族在新疆地方史上的生存和发展主要呈现为“被迫迁入”“安家立业”和“建功立业”三种类型,“守疆、治疆、兴疆”则是汉族对新疆地方社会所作的基本贡献。针对近代新疆民族问题,部分研究者以新疆民族交融为依据,指出包括汉族在内的新疆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构成的一分子”,并以此为汉族在改善新疆民族关系上作出应有的担当和示范构筑观念基础。近代中国边政学兴起背景下的新疆汉族研究,为维系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作出了可敬的思考探索,也为当代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问题提供一定的学术镜鉴。     

近代早期英国经济民族主义刍探

经济民族主义是近代欧洲民族主义的基本形态之一。近代早期英国经济民族主义以王朝政府为后盾,以重商主义为依托,对英国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它将文化认同与经济举措相结合,将君主利益与商人利益相联结,以经济政策作为支撑,适应了当时英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形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国家共识,有力地推动了英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并最终促成了国家的转型。     

近代蒙古社会经济变化的几个问题

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以前,蒙古社会是处在封建领主的统治之下,社会生产的主要生产资料——牧场,名义上为蒙古族所公有,而实际上是王公、贵族、上层喇嘛和牧主依仗其封建特权垄断了牧场的支配权,由此形成的以封建领主占有制为主的牧畜业生产的自然经济,是这个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清代初期,随着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由鼎盛走向衰败,出现了一系     

近代粤商对百色经济文化的影响

百色地处桂西右江上游,是滇黔桂三省区交界处,属于典型的老、少、边、山、穷地区,但其城市语言却为粤语,主要原因为近代大量粤商沿着右江进入百色城经商所带来的影响。     

加强交通建设 繁荣新疆经济

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陲,居住着十三个兄弟民族,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加强新疆交通建设,对发展新疆经济、加强各民族团结和巩固边防,具有特殊重要意义。解放三十多年来,新疆交通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公路通车里程增加五倍多,初步形成了以乌鲁木齐为中心、连接天山南北、沟通城乡的公路网,并有中、巴公路联结南亚次大陆。民航事业发展也很快。不仅有通往北京、上海等各大城市和全疆地、州、市的国内航线,而且有国际航线通往南亚、非洲和欧洲。邮电通信网则遍布城乡。特别是兰新铁路     

近代新疆城市体系构建与城市分布特点的历史审视

新疆面积虽然广阔,但是适合人类生存的绿洲所占面积小且非常分散,由此决定了新疆城市数量少、规模小且非常分散。另外,新疆位于亚洲中心地带,居于东、西方文化交汇、交流的重要区域,城市文明兴起较早,但分散而弱小的城市文明一般不能长久延续发展。清以前,数量少且非常分散的新疆城市内部之间相互缺乏有机联系。晚清民国时期,随着新疆建省,中央政府对新疆治理的不断加强,新疆区域城市体系逐渐形成。由于受到“三山夹两盆”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新疆城市初步形成了五大区域城市体系,而每一区域城市体系内部的城市分布也各具特色。新疆城市体系的形成和空间分布,一方面与新疆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并有着很强的历史继承性;同时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的重要影响和制约,充分反映了城市发展的多样性和发展不平衡性。     

新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几个问题

在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有8000多万,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60％以上,我国陆地边疆绝大多数在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直接关系到边疆的巩固,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人民的幸福,是关系到中国的命运和前途的重大问题。为加强对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研究,1992年7月,我们到我国最大的民族自治区——新疆进行了实地调查,较广泛地听取了自治区、南疆和东疆一些地州党委和政府部门的意见。他们的许多意见不仅对新疆,而且对我国所有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里,结合调查的情况,就新疆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问题谈一点粗浅的意见,以供研究这个问题参考。     

新疆社会经济的区域发展差距分析

研究发现,新疆在现代化进程中,一方面总体社会经济发展很快;另一方面区域发展的差距也在逐步扩大,特剔是新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发展更是相对落后于新疆其他地区.新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带来了许多潜在性问题,这些重大问题都直接影响着新疆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侨商与近代西南民族地区城镇经济的发展——以广西为释例

文章对近代华侨商人在广西城镇的各种经济活动作了初步探讨。认为近代侨商对广西的投资及工商活动,促进了城镇与区域社会经济的繁荣,有力地推动了广西民族地区的经济开发.     

近代外国人笔下的川边社会经济状况述论

近代外国人留下了大量关于川边社会经济状况的实地考察资料和文著,翔实甚至“琐碎”地记载了大量关于川边社会经济、宗教、民俗、地理、历史等方面的资料。本文结合相关中外文献资料,主要从茶叶贸易、货币问题、乌拉制、社会经济生活四个方面,梳理近代外国人笔下的川边社会经济状况。近代外国人涌入川边,其主要的战略目标不外乎入藏与打通印缅一扬子江流域,同时,这一战略还源于经济上的考量。因此,近代入川边游历考察的外国人,无论在知识探索、地理考察、社会经济考察等方面,其背后无不充斥着其各自国家利益的角逐。对近代到川边实地游历的外国人著述加以考察,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上述“战略轨迹”,以及川边社会经济生活从汉区到“边地”过渡之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