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哈密的伊斯兰王国——哈密郡王统领史

序从政治史的角度看,哈密的近世起于以察合台汗家族的后裔忽纳失里为始祖的蒙古佛教的哈密王朝时代(15世纪),17世纪初由赛义德可汗的后裔建立了蒙兀儿系统的伊斯兰哈密政权。从17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哈密政权的分裂,同侵入哈密的准噶尔相对抗的清朝势力及至哈密,与此相适应而形成的便是近代哈密的地方政权。     

第巴·桑结嘉措分裂祖国的历史罪行

桑结嘉措 (16 5 3～ 170 5年 ) ,原名贡确顿珠 ,16 79年被五世达赖委为甘丹颇章政权即原西藏地方政府的摄政第巴。当时甘丹颇章政权建立不久 ,虽然地方行政在第巴掌管之下 ,但军权仍掌握在和硕特蒙古手中。和硕特蒙古受五世达赖之请帮助创建甘丹颇章政权 ,在清朝支持下得到维系和巩固。 16 5 4年 ,和硕特首领固始汗去世 ,由其子孙世袭汗位。和硕特部落历来拥戴清朝 ,其首领事实上成为清朝在西藏的代表。然而桑结嘉措任第巴后对和硕特驻兵西藏日益反感 ,急欲驱逐之 ,便勾结一贯反对清朝的新疆准噶尔蒙古 ,试图借其力量削弱和硕特。准噶尔部落…     

论噶尔丹的政治和军事活动

卫拉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是活跃于17世纪最后30年我国政治舞台上的著名人物,也是蒙古史、清史研究中争议较多的历史人物。由于有关噶尔丹的汉文史料需待鉴别,托忒文、俄文,特别是藏文史料还待发掘,对其进行全面评述尚有许多困难,本文只是依据作者研究卫拉特蒙古历史时所积累的资料,对噶尔丹一生的政治和军事活动作一力所能及的综述。     

论西藏甘丹颇章地方政权的建立及性质

公元1642年,蒙古准噶尔部的首领固始汗用强大的武力统一了全部藏区,支持黄教势力集团建立了以拉萨为中心的甘丹颇章地方政权。甘丹颇章政权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建立的呢?其性质究竟如何?这就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吐谷浑在中外交往中的作用及原因

吐谷浑“自晋永嘉时(307—313)有国，至龙朔三年(663)吐蕃取其地，”立国长达三个半世纪之久。该政权崛起于中国西部之时，正值国内形势跌宕起伏之日。自公元304年匈奴刘渊称王起，到439年北魏统一中国北方止，135年间五胡先后建国十六有余。作为中原与西域交往唯一通道的河西走廊，先后出现了五凉政权。政治上的分裂割据，军事上的连年战乱，严重阻碍了中西交通和经济文化交流。     

僧格

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的抗俄英雄——僧格,是十七世纪中叶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珲台吉的第五子,汉文史籍又称僧厄. 准噶尔部与杜尔伯特、和硕特、土尔扈特共同构成我国厄鲁特蒙古,俗称西蒙古.准噶尔部原游牧于我国天山北麓塔尔巴哈台东和博克河、萨里山一带,后以伊犁为活动中心.准噶尔在巴图尔珲台吉时期已渐强盛,成为雄据我国西北一隅的势力.一六五三年(清顺治十年)巴图尔珲台吉殁,僧格     

藏族民族英雄颇罗鼐事迹述略

十七世纪中叶,沙皇俄国的侵略魔爪开始伸向祖国西部边疆,他们利用卫拉特蒙古首领中少数反动分子的分裂野心,一再挑起破坏国家统一的武装叛乱。由于当时西藏地方政权与卫拉特蒙古诸部汗王的特殊关系,也不时被卷入这场统一与分裂的政治漩涡之中。颇罗鼐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诞生、成长和纵横于西藏政治舞台的。藏历第十一绕迥土蛇年(公元一六八九年,清康熙二十八年)八月初八,索朗多吉     

仰华寺与蒙藏关系

从16世纪中叶开始,蒙古人的历史就围绕着阿勒坦汗(即俺答汗)的地方政权而演变,这个政权非常迅速地攻破了明朝对河西走廊的封锁,敲开了自元朝覆灭后一直向蒙古人关闭的佛教法门,把藏传佛教格鲁派引进蒙古高原,并逐步改变了蒙古人传统的宗教信仰。从这时起,蒙古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同藏传佛教格鲁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仰华寺的建造就是这种关系的象征,是这种关系的起点和里程碑。     

巴州喇嘛教述略

十六世纪以后,喇嘛教自西藏传入蒙古地区,十七世纪初传入新疆蒙古族各部,故又称藏传佛教.当时土尔扈特部有个亲王喇嘛,把萨满教的神像“翁衮”集中起来当众焚毁,而把从西藏带回的佛像张挂起来.喇嘛教从此盛行于新疆四卫拉特控制的准噶尔地区.     

金川之乱后清军中的藏族将领

有清一代,中央政权对广大藏区的统治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与加强,经济文化交流不断扩大。清廷经过康雍乾三朝的不懈努力,通过驱逐准噶尔蒙古扰藏势力、平定西藏珠尔墨特那木札勒之乱和四川大小金川之乱、抗击廓尔喀侵藏等军事行动,以及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等政策措施,终于实现了对广大藏区直接而有效的治理,     

元西域人蒙古化考

13世纪初蒙古帝国军队西征后,有大批西域人以各种途径移居蒙古草原。他们以后对元朝政治、军事、文化影响巨大。经元朝百年的磨和,他们不仅有很多人融入中原文化中而“华化”,同时由于元代蒙古贵族政治地位的影响和蒙古文化的强势存在,尚有许多西域人接受蒙古文化,认同蒙古民族共同体,终化为蒙古人之一部分。至北元时期,在蒙古各部中仍有很多西域部族名称存在,但实质上已作为地道的蒙古人出现,并积极参与北元政治军事活动。     

关于1844年的拉萨政变

1717年发生了准噶尔军队侵入西藏的事件,清朝为了与之对抗,于1720年派遣了远征军。其结果是,清朝对西藏的内政进行了监督乃至控制。此后的整个18世纪,西藏内部的政治局势动荡不安(这种动荡的政治局势大多是由于西藏人倾向准噶尔蒙古人或与之发生了联系),西藏的这种局势,由于清朝表现出发动武力的可能性,因而曾两次取得了有利于清朝的解决。然而,至19世纪前半期,我们几乎再未看到清朝干涉西藏内政     

蒙古帝国的猎豹与豹猎

13- 14世纪 ,随着东、西方交往的畅通 ,蒙古帝国的统治者大量使用原产于西亚、非洲地区的猎豹进行狩猎活动。这在蒙古历史上是罕见的现象。蒙古政权通过接受朝贡、高价购买、遣使访求等方式来获取猎豹。购买、饲养猎豹给国家财政和社会生活造成恶劣影响。不惜代价以取得猎豹、进行豹猎的史实反映了蒙古皇权的强大     

固始汗及其子孙在西藏

固始汗(1582—1655)是卫拉特蒙古四部之一的和硕特部首领。自他1642年率军入藏夺得了西藏地方政权,到1717年其孙拉藏汗被杀,他们子孙四代统治西藏地方达75年之久。这一时期,在清朝中央政权统治之下,统一的祖国大家庭基本上是和平发展时期。西藏地区虽然曾发生过藏、蒙统治者间权力之争,第巴桑结嘉措被杀和准噶尔蒙古扰藏事件等,但总的来说,基本上仍然还是和平发展时期。这些都与固始汗及其子孙在西藏的统治不无关系。本文试就固始汗及其子孙在西藏情况略作探讨,不当之处,敬请专家批评指正。 一、固始汗“南下西进”的起因     

十六世纪初的东察合台汗国

东察合台汗国,系人们对公元十四世纪初河中蒙古察合台汗国分裂后,由察合合汗后裔在西域诸地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的称呼.东察合台汗国从1347年建立,后迄1680年为南下的蒙古准噶尔部所灭,前后延续时达三百多年,是西域古代史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东察合台汗国历史中,十六世纪初,亦即秃黑鲁贴木儿汗后裔满速儿、速檀赛德汗统治时期,可谓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这不仅表现在史籍中对比记述较为详细丰富,并有中外古籍可供对照参考,而且还在于这一时期疑难问题不少,以前也未有专文论及,故此,作者不揣浅陋,撰述此文,以供同行参.     

略论辽初中央军制的演变

辽以武立国,契丹军事体制在辽朝政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伴随着契丹民族的崛起,辽初统治者一方面利用原有的部族军事传统夺取军马大权,另一方面,又充分借鉴中原王朝军事体制的形式,进而对部族军政制度进行改造,在此基础上,发展和创造了适合于维护契丹封建集权需要的新的中央军事体制,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契丹王朝的发展壮大.契丹民族的军事制度尤其是中央军事制度对后世金元清等少数民族政权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世蒙古的"挞马赤军"就起源于辽朝中央禁卫制度.     

先取西南诸蓄,后图天下——蒙古对藏彝走廊的军事征服

在13世纪的南下军事扩展中,蒙古统治者提出了“先取西南诸蕃,后图天下”的战略思想,即绕道中原侧翼,进攻金、南宋。从成吉思汗时代开始,蒙古就不断对藏彝走廊地区用兵,最终以忽必烈穿越藏彝走廊远征大理而达到高峰。通过长达30余年的用兵,蒙古基本实现对藏彝走廊的军事征服,并有力地配合了蒙古对金、南宋的战争以及对卫藏地区的征服与统治。这一军事征服无论是对藏彝走廊本身的历史发展,还是对蒙(元)统一事业的完成以及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乌兰布通之战

起兴于祖国东北的满族,十七世纪前半叶建立了清政权。为维护祖国统一,清王朝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其中,同割据我国西北地区的蒙古准噶尔部民族分裂势力的斗争,世历三朝,年逾六十;而在康熙朝,首动锋镝、一染黄沙,挑起破坏祖国统一战争的是噶尔丹。噶尔丹(1644—1697),乃准噶尔部汗王巴图尔珲六子。早年投西藏达赖喇嘛,习沙门法。1653年(清顺治十年),巴图尔珲台吉死,其子僧格嗣位。1671年(清康熙十年),僧格在巴图尔珲诸子争位中被杀,噶尔丹闻讯自藏归部夺取了统治权。此后,他极力扩张势力。在控制了天山     

先取西南诸蕃,后图天下——蒙古对藏彝走廊的军事征服

在13世纪的南下军事扩展中,蒙古统治者提出了"先取西南诸蕃,后图天下"的战略思想,即绕道中原侧翼,进攻金、南宋.从成吉思汗时代开始,蒙古就不断对藏彝走廊地区用兵,最终以忽必烈穿越藏彝走廊远征大理而达到高峰.通过长达30余年的用兵,蒙古基本实现对藏彝走廊的军事征服,并有力地配合了蒙古对金、南宋的战争以及对卫藏地区的征服与统治.这一军事征服无论是对藏彝走廊本身的历史发展,还是对蒙(元)统一事业的完成以及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十六至十七世纪前期蒙藏互动关系与明朝应对

十六世纪初期,右翼蒙古势力进入西番地区,打破了明初以来以甘肃镇为军事枢纽,“北拒蒙古,南悍诸番,俾不得相合”的战略格局,也揭开了继蒙元之后蒙藏两族新的历史性互动关系的序幕。右翼蒙古势力深入西番地区建立游牧区,并将大量明朝属番收为己用,“番达合势”,严重冲击明朝在西番地区建立的羁縻统治体系,西北边防也承受巨大压力。“洮河事变”爆发,迫使明朝采取强硬的军事和政治措施,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遏制蒙古势力在西番地区的扩张势头,缓解西北边防压力的目的,但已无力改变蒙古势力在西番地区作为重要政治存在的既成事实。而伴随着蒙古各部皈信藏传佛教,蒙藏间结成更为紧密的具有融合性的互动关系。基于彻底解决来自蒙古方面政治军事威胁的政治期待,明朝对于蒙古皈信藏传佛教则持积极推助的态度,试图以此来化解北部边疆问题,这可视为后来清朝统治者“兴黄教所以安蒙古”国策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