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及其散文的评价问题

曾巩是一位擅名两宋、沾丐明清,却暗于现今的作家。庆历元年他始识欧阳修时,欧便“见其文奇之”(《宋史,曾巩传》);次年曾巩落第南归,欧作,《送曾巩秀才序》说:“曾生之业,其大者固已魁垒,其于小者,亦可以中尺度,、而有司弃之,可怪也。”惋惜抱屈之情,溢于言表。他并认为,“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曾巩)为喜。”(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二书》)他曝书得王安石《许氏世谱》,忘其谁作,说“介甫不解做得恁地,巩是曾子固所作。”(《朱子语类》卷一三九引)无独有偶,在知贡举时,他得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     

《正纬》与谶纬--《文心雕龙·正纬》篇辨正

刘勰的《文心雕龙·正纬》篇是针对谶纬而作的。刘勰以“宗经”思想为指导,按经验纬,指出了谶纬的虚伪诡异、乖道谬典。然而,刘勰对谶纬的认识还是不全面、不科学的,其对谶纬的批判带有很大的局限性。虽然刘勰是以“宗经”而“正纬”,但是刘勰“正纬”的真正目的在于“为文”上。因此,《正纬》篇在指出谶纬的“无益经典”的同时,又从“事丰”和“辞富”两个方面,充分肯定了谶纬的“有助文章”,提出了“酌乎纬”,这正是《正纬》篇作为《文心雕龙》“文之枢纽”之一的意义所在。     

易学、理学和欧阳修的史学

欧阳修不仅是著名的史学家，也是理学的重要先驱人物。其易学、理学是其史学的理论基础。在经学方面，他敢于疑古，认为《十翼》非孔子所作，对《周礼》等也发出疑问。他提出“天理”等范畴，对理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贡献。他认为支配社会兴衰的是“人理”，主张编写历史时应以“书人不书天”为基本原则。在史学著作中，主张德政，重民爱民，师古不泥古等     

关于刘勰的“酌乎纬”《文心雕龙·正纬》“折衷”解义

《文心雕龙·正纬》除了指出谶纬“乖道谬典”外，还认为其“有助文章”。事实上谶纬还有一些可取之处，如其中杂有儒经真义，有“补史”、“考地”、“测天”、“考文”、“征礼”等功用，不可全盘否定。刘勰的“酌乎纬”，较典型地体现了“折衷”的思维方式。     

略论司马迁天人思想的特点及其成因

在《史记》中,司马迁用“天”和“人”来解释一些历史变化,包括政权兴衰、人生命运和自然现象等等。就其适用对象而论,他的“天”、“人”认识既不一贯,也不普遍。这个特点应归因于司马迁归纳的论证方式,也就是说,是由其史学家的特质决定的。     

論桓譚

(一) 桓谭(公元前23年?—公元56年),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淮北市相山)人,是西汉末期到东汉初期的一位尊法反儒,反谶纬迷信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桓谭的父亲在西汉成帝时做过太乐令,桓谭因此十七岁就被推荐为奉车郎,不久又做了乐府令。他多才多艺,“博学多通” (《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同),很快就成了政治舞台上引人注目的人物。当时位高权重的孔乡侯傅晏和大     

墨家与人殉

关于如何评价墨子及其学派,这在学术界历来是众说纷纭的.郭沫若同志认为墨子“是一位顽固的守旧派,反抗时代精神的复辟派.”①他对墨家的十大主张——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几乎是一概抹杀,认为无一可是之处.他在《墨子的思想》一文中说: 他(墨子)的思想充分地带有反动性——不科学、不民主、反进化、反人性、名虽兼爱     

论汉代谶纬神学的起源

谈到谶纬神学的起源,人们往往以东汉思想家张衡的论述为依据,认为谶纬神学起源于西汉末年的成帝和哀帝之后。张衡论述说:“夏候胜、眭孟之徒、以道术立名,其所著述,无谶一言。刘向父子,领校秘书,阅定九流,亦无谶录。成哀之后乃始闻之”,“则知图谶成于哀平之际也”(《后汉书·张衡传》,转引自《后汉书选》第145页)。 我们认为张衡的论述不足以做为谶纬神学起源的根据。首先,张衡没有注意到《汉书·李寻传》中所记载的成帝时齐人     

系乎治乱之文——欧阳修散文管窥

北宋著名散文家欧阳修在《与黄校书论文章书》中提出“文章系乎治乱之说”,认为能“见其弊而识其所以革之者”才是好作家;“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的文章,才是好文章。他的散文,是很好地贯彻了这一创作主张的。 当然,欧阳修的散文内容涉及面很广。     

诗人的命运和诗歌的命运

中外文学史有力地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作家自身命运的不幸往往是某种创作飞跃的潜在原因,而作家自身的幸运却常常会葬送他的创作.司马迁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太史公自序》)杜甫说:“文章憎命达”.(《天未怀李白》)韩愈说“(文章)恒发于羁旅草野”.(《荆潭唱和诗序》)欧阳修认为诗“愈穷则愈工”.(《梅圣俞诗集序》)刘克庄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诗非达官显人所能为”.(《跋章仲山诗》)安史之乱中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王维的诗歌创作实践就是力证.     

柳宗元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一) 柳宗元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是和他的朴素唯物论思想密切结合的。他继承和发展了王充气一元论唯物主义思想,以“元气”作为宇宙万物的本源,明确地回答了屈原在《天问》中对宇宙本始问题的质难。他说:“庞昧革化,唯元气存,而何为焉?《(天对》)在这里,他肯定了在蒙昧状态中促使事物发展变化的,只是元气。     

欧阳修《诗本义》与《易童子问》经学阐释比较

《诗本义》与《易童子问》是欧阳修经学的代表作,他在这两部著作中的经学阐释同中有异.从阐释目的来说,欧阳修主张抓住“大本”,但具体在《诗本义》与《易童子问》中,“大本”的含义存在差异.欧阳修的经学以“人情”为其阐释根据,但对于“情”的理解在此二书中也存在差异.欧阳修常将经学著作看成一个自足的文本,从文本的文意、文理、文风等角度去判断其真伪,表达自己的理解.对于《周易》文本,他常从其文本的合逻辑性出发,而《诗经》研究中他主要从文学性与逻辑性两个角度去考察.他的经学阐释没有采用逐字逐句的解释经文的模式,而是运用了一种论辩、答问的方式展开.     

王嘉的道教与谶纬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道教勃兴,玄学盛行,汉代遗留下来的谶纬思想屡禁不绝,各种思想潮流异彩纷呈,互为交融,蔚为大观。著名术士王嘉就生活在这一时代,并深受这一时代精神的影响。他隐居山谷,潜修道术,兼通纬书,善作谶言,著有《牵三歌谶》(又名《王子年歌》)和《拾遗记》等作品。王嘉的道教信仰、谶纬思想在其传世著作《拾遗记》中有清晰地展现。《拾遗记》"记事多诡怪",从中可以发现大量的道教意象和符号,同时也能看到很多谶纬言论,王嘉在文中花费了大量篇幅描述多种纬书中出现的符瑞现象,同时又引用道家的说法进行解释。其他文献也记载了著名道教预言家王嘉"事过皆验"的诸多事迹,这反映出魏晋以降,谶纬虽失失去了官定正统地位,但在当时的政治、社会、文化生活中并未失去其影响力,并以新谶言的表达形式出现。王嘉和他的作品《拾遗记》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和谶纬话语、意象共生和相互渗透的极佳例证,为我们开启了一扇观察这一时期谶纬、方术、道教、史学各种思潮互动整合过程的窗口。     

试论欧阳修与北宋理学思潮的兴起

欧阳修的思想及其与北宋理学思潮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以往学界对这一方面的具体研究颇有欠缺。本文从哲学、经学、排佛道三个层面论述了欧阳修的思想，认为：其“不绝天于人，亦不以天参人”的天人观充满儒家的理性精神，是北宋理学“理本论”的直接理论先导；其以理性精神为标准衡量儒家经典传注的是非真伪，为经学中义理之学学风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其“修本胜之”的排佛道思想，虽然尚无法真正战胜佛道二教的影响，但却为稍后的理学家们加强儒家心性之学建设揭示了方向。因此，作者的结论是认为欧阳修是北宋理学思潮的最重要的开创者之一。     

欧阳修排抑“太学体”新探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知贡举,利用考试取士的机会对当时学者以“险怪奇涩”相尚的文风痛加排抑,使“场屋之习,从是遂变”(《四朝国史·欧阳修传》)。这是他所领导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的一件大事。关于欧阳修所打击的文风究竟是西崑体骈文,还是属于     

曾国藩与理学、经世之学略论

曾国藩以理学信徒自我标榜,宣称“一宗宋儒”(《复颍州府夏教授书》,《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一)。清朝最高统治者表彰他“阐程朱之精蕴,学茂儒宗”(《御制碑文》:见《曾文正公全集》附录)。但他又同时热衷于经世致用之学。李元度说他“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讲求经世之学”(《曾文正公行状》,《天岳山馆文钞》卷十四)。对于曾国藩的理学思想今人论及较多,对其经世思想则谈得甚少。有的同志更断然否认曾国藩与经世致用之学的联系,否认他有经世思想的存在,说曾国藩“成年累月研究的是天理、人性、三纲五常、‘主静’、‘静坐’、格物致知”(董蔡时《左     

千載文章属此人——苏洵文论初探

苏洵的散文,主要是议论文,“博辨宏伟”,“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深微而后止”。(欧阳修《苏明允墓志铭》)自北宋嘉祐元年(1057)苏洵入京谒见当时任翰林学士的欧阳修,由于欧阳修的赞赏和奖掖,和次年苏轼、苏辙二子以少年同列进士高等,遂使“士争传诵其文,时文为之一变,称为老苏” (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进而“苏氏文章遂擅天下”(欧阳修《苏明允墓志铭》)。经过元、明、清,逮至现代     

艾德娜:"权力意志"的忠实代表——重读《觉醒》,解构尼采的女人观

德国哲学家尼采提出了“权力意志”、“超人”哲学,肯定人的本能冲动,他虽承认“女人是真理”,但却同时持有“反女性主义”观点,认为女人应附属男人,女人争取独立、追求解放是自身的堕落。而刚出版便引起轰动的小说《觉醒》(凯特.肖邦)中女主人公艾德娜自我不断觉醒,以本能冲动行事,符合尼采所崇仰的“意志”和“超人”,这是尼采所崇拜的,然而这也是对其“反女性主义”观点的破坏、对其“伟大”思想的自我解构。     

论魏源的变革思想

对魏源生活在我国从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折时期,尖锐的阶级矛盾和反他外国侵略的民族斗争,激起他倡言社会变革、振兴中华的满腔热忱。科学地分析和价评的变革思想,是魏源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课题。1 魏源认为天地万物皆在变化不息之中,“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默觚下·治篇五》)并列举天变、地变、人变、物变的许多具体事例,论证宇宙万事万物变动不居的客观趋向。他同样认为,社会历史也在不断地变迁和向前发展,“租、庸、调变而两税,两税变而     

一代通儒李觏论

李觏与宋初的胡瑗、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等人同为具有博学通识的一代通儒。通儒的前提条件是对儒学思想的深透把握而又能通经致用,通儒的最高境界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尽精微而致广大。作为一代通儒,李觏对现实问题有特殊的敏感,他的《富国策》、《强兵策》、《安民策》等种种策论,体现了变革社会现实的先进思想。《易论》作为其思想基础,同时又有强烈的目的论倾向,“常”与“变”在李觏那里达成了一种辩证和谐;然他更重视“通变疏达”,反对“一本于常”。《礼论》为其思想核心,论述了一个完善社会的制度与秩序之观念;他的“礼”兼具本体论的价值范畴与协调论的功能范畴,因而有双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