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经营者与"钓鱼"经营:项目进村背景下的村干部 ——以华北P县西水村为例

在项目进村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随着惠农项目逐渐增多,政府资源大量投入农村,政府与村庄、村干部的关系发生变化,村干部的角色和行为特征也发生变化.以华北地区一个村庄为例,讨论国家项目进入村庄之后引发的双重效应:项目作为国家政权力量向乡村渗透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激发了一批农村精英投入到乡村建设中来.聚焦于新时代村干部的角色讨论,认为在项目进村的背景下,乡村精英成为"村庄经营者",他们采取"钓鱼"经营方式从政府拿到项目,并试图打通政府支持与村民信任之间的联系,让以往被视为只能二选一的"获得政府资源"和"获得村民信任"两个目标间形成良性循环,从而实现自己的治理目标.力图分析概括这类村干部的行为特征和身份特点,并反思项目进村对村庄的影响.     

新型村集体经济何以带动乡村共同富裕？——基于ANT视角的分析

促进农村农民的共同富裕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和难点问题。以山东省代村为例,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解构了新型村集体经济异质行动者网络转译过程,剖析了村集体经济推动村民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研究发现:新型村集体经济发展推动村民实现共同富裕过程,是以乡村政治精英领导的村“两委”班子为关键人类行动者和土地、房屋等非人类行动者,通过行政征召、专家征召、文化征召等方式推动行动者网络形成与发展,并不断破解村民的异议与矛盾,从而达成利益联盟,构建稳定行动者网络的动态发展过程。以村民利益为核心的集体经济发展思路和村干部说服性治理工作逻辑在矛盾化解、争取村民信任与支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新型村集体经济进一步推动了村内民生保障体系建设;通过公平利益分配、文化权益保障等方式实现了村民物质富裕与精神文化富有。     

“利村”角色与“利己”角色

村干部作为乡村治理基层建设的重要推动主体,其职务行为不仅是保证乡村有效治理的关键一环,也是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基于多重理论基础,划分出“利村”与“利己”这两种村干部角色类型以及“利村不利己”“利村又利己”与“利己不利村”三种村干部职务行为倾向,探讨村干部角色对于其职务行为倾向影响,并运用案例分析方法验证村干部职务行为倾向对乡村治理结果产生的异质性。同时在对“利己不利村”这一职务行为倾向进行深入机制分析的基础上,考察其典型行为的形成机理。研究发现：在村干部行使职务的过程中,本应扮演“利村”角色代表政府与村民来维护双方切实利益的村干部,由于个人精致利己主义的心理选择和行为动机,他们往往会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并导致其“利己不利村”的职务行为倾向。由此提出规范村干部职务行为倾向的两点对策：一方面,加强村干部同级监督力度,完善政府行为监督机制,打造上下协同的双重监督体系;另一方面,完善对村干部的惩戒和激励机制,畅通晋升通道,形成“宽严相济”的管理模式。     

农业税免除后村干部职务行为重心转变的实证研究

农业税免除会对村干部日常工作重点产生影响,促使其职务行为重心发生转变。在明确村干部职务行为的内涵之后,结合实地调查数据资料对免税前后村干部职务行为分为三类,进而通过量化处理,实证说明了农业税免除后村干部职务行为重心转变的方向:由免税前的以完成国家任务为主转变为以管理集体资产为主。村干部职务行为重心的转变使其作为国家代言人的角色减弱,作为村民代理人的角色得到加强,村干部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为村民服务的过程。     

村干部角色与乡村治理有效性——基于秦甘滇三村的案例分析

村干部作为乡村振兴的“实践者”与“领路人”,在基层村庄治理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运用社会角色理论,以秦、甘、滇三个典型村的实际案例为对象,将村干部角色凝练为应然理想角色、资源汲取角色与宗族势力角色三种类型,并分析村干部角色对村政双向联动、政府资源驱使与宗族权威依赖三种乡村治理模式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当村干部扮演应然理想角色时,村庄治理呈现村政双向联动的结构模式,并显著促使其治理高效;当村干部扮演资源汲取角色时,村庄治理呈现政府资源驱使的结构模式,并显著促使其治理低效;当村干部扮演宗族势力角色时,村庄治理呈现宗族权威依赖的结构模式,并显著促使其治理无效。提高乡村治理有效性应充分发挥村干部应然理想角色功能,在利用好村庄内生性社会资源的同时重塑干群关系,建立和完善对村干部小微权力的监察机制,在推进村政双向联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最终目标。     

项目进村中村干部角色及村庄治理型态

村干部在村庄治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但在实践中村干部行为却出现了日益权变的趋向。通过对S省J县7个村庄的项目进村的案例比较研究发现:村庄资源禀赋与公众参与是影响和塑造村干部角色与行为的关键变量。项目进村中,村干部角色在国家“代理人”与村庄“当家人”的制度角色定位中出现了变异或偏移,呈现出“撞钟型”“横暴型”“分利型”“协调型”干部四种行为类型,村庄治理也由此呈现为“沉默秩序”“普力夺秩序”“谋利秩序”和“多元治理秩序”四种治理型态。新时代乡村治理重心下移,对村干部角色具有纠偏和规制效应,促使村干部角色回归其应然位置,促进乡村多元有序治理和良善秩序的生成。     

精英俘获、自保逻辑与民主悖论——农村低保实施异化和指标错位原因透视

农村低保评选过程的扭曲和实施目标偏离是普遍现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低保评选过程中精英俘获的出现;村民怕得罪人和村干部不出事的自保行事逻辑;多数村民对少数村民的惩罚和社会控制展现出的民主悖论等。扼制精英俘获,引导农村形成良好风气,打破基层治理者自保逻辑,积极干预村民对边缘群体的无意识惩罚,是完善和优化低保政策的方向。     

互动型治理:农村垃圾分类机制建设的逻辑阐释

农村环境治理是多方主体不断互动、反复磨合的复杂协商过程。浙中农村垃圾分类机制的建设在地方政府行政命令的影响下开始实施,符合国家环境治理的大政方针,却不一定满足农民的“口味”。在村干部等地方精英的支持与引导下,通过村庄内部的组织引导与管理方式创新,促进农民养成垃圾分类的行为习惯,并根据实践经验来调整地方政府的垃圾分类政策,最终形成一些符合农村社会、具有操作性的垃圾分类制度。浙中农村垃圾分类机制的建设,不仅是地方社会垃圾分类机制设立、调适与完善的过程,也是农民在垃圾分类制度、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下塑造分类行为的过程,还是地方政府、村干部、村民在权力关系与社会关系作用下相互妥协的一种结果。     

新丰大岭村“五合一”疫情防控上门服务受欢迎

为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新丰县梅坑镇大岭村高度重视,迅速组织“两委”干部、驻村干部、党建指导员、党员志愿者等行动起来,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群策群力强化村民自治,织密联防联控防护网,全力确保保持“零疫情”目标。在组织疫情防控过程中.该村采取“党建+疫情防控”方式,强调党员干部牢记初心和使命,以“五合一”(宣传、摸査、测温、劝导、消杀)疫情防控工作队为主力.     

村干部“名”与“实”的历时性嬗变——基于浙江赵村的实地调查

关于村干部角色行为的研究有两种取向：一是对村干部应该如何的“名”的研究,二是对村干部实际如何的“实”的研究。赵村的村干部的“名”与“实”经历了从融合到偏离的历史性嬗变。改革开放后,因对村干部有了新的要求与期待,历史变迁的惯性及相应的政策及制度性规定为村干部角色行为提供了基础,包办型村干部经历了“名”与“实”的短暂融合。但随着村庄出现可赢利的巨额集体资产,村干部以派性斗争为核心争夺村庄权力,以自我获利为目的,造成村庄集体资产流失,村民利益受损,赢利型村干部的“名”与“实”严重偏离。以制度治村为核心的纠偏机制的运行,以期扭转赢利型村干部“名”与“实”偏离的行为,却导致了放任型村干部的出现,这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名”与“实”的偏离,村干部“名”与“实”偏离的困境依然没有摆脱。     

农村基层民主选举嬗变与政策重构

财物贿选,宗族势力影响,黑恶势力滋长,“半拉子”民主选举渗杂农村民主选举过程,致使农村民主选举制度嬗变,给农村经济发展、农村基层反腐倡廉工作、和谐农村建设以及当地健康乡风民风的形成带来极大危害。提出重构农村基层民主选举政策,针对农村基层不同的具体情况,建立行之有效的“新生代”村干部选拔机制,从大中专学生、乡村经济精英、下派干部、技术骨干中选拔村干部,从源头上预防村干部腐败,带动农村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土地流转背景下的村干部角色冲突与调适

村干部扮演角色的多重性与复杂性,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常会出现冲突的情况,如角色内冲突、角色间冲突与角色外冲突。角色内冲突基于村民社会分化以及村干部理想与现实角色的差异,角色间冲突基于村干部的多种代理人身份的张力、应然角色与实然角色的分歧,角色外冲突基于乡镇干部对村干部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界定以及村庄政治的竞争性格局等。经过对土地流转过程中村干部角色冲突类型及冲突原因的分析,提出了从三个层面来缓解角色冲突的调适策略：即要在社会与政策层面、村庄层面和村干部层面开展具体的行动,采取具体的措施,如此才能让土地流转规范有序,乡村治理有序转型。     

项目造“点”与村庄精英更替 ——以广西陈村为例

政府以“联系点”名义推动的项目制实践对基层治理结构产生了新的要求。旧精英及其所依赖的日常治理方式难以适应项目造点的治理需求,新精英凭借其掌握的经济资源和暴力资源充实了村庄治理的权力结构。在项目造点的治理逻辑之下,政府的介入和主导抑制了新旧精英更替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冲突,维持了精英更替的平稳,减少了权力结构的耗散。新旧精英的更替实际上通过“共谋”的方式表达,并促成了基层政府以项目为中心的治理目标的实现。由于精英更替的不可逆性和悬浮性,随着政府行为退出和利益输送中断,村庄日常治理可能面临去政治化的困境。     

村民自治背景下干群关系问题的思考——以安徽省M县为例

通过对安徽省M县村民自治过程中干群关系问题的抽样调研,认为影响干群关系的突出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村民的价值观和信仰出现“危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受到削弱;村民自治中的“四个民主”流于表面化和形式化;村干部“为民服务”意识淡薄。并对如何构建和谐的干群关系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项目进村背景下民族地区乡村善治的实现机制研究——基于利益再分配的视角

项目进村是推动民族地区持续稳定发展的有效推手,也是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和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学界关于项目进村中的乡村治理研究,大多关注项目“从公到私”的利益分配格局,而忽视实践操作中利益分配“由私到公”的乡村价值再造过程。项目进村以来,民族地区项目利益分配逐渐私人化,为遏止利益分配失序和失衡,村庄权威精英通过与村干部博弈,而创新利益再分配规则,“逆向治理”模式应运而生。逆向治理以“双层利益再分配结构”为内在逻辑,依赖利益再分配机制,充分发挥村庄精英的协调作用,最终促进民族地区新型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从而推动乡村善治的形成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发展项目设计中的参与式社会经济评估方法 ———以某造林治沙项目为例

文章以某造林治沙项目为例,阐述如何应用参与式社会经济评估方法来发现和分析项目设计中的社会经济问题。方法包括:相关利益部门座谈、项目村踏查、村级半结构访谈(村干部、男性村民及女性村民)、资源图及季节历讨论、参与式土地利用规划、相关利益群体研讨会等。整个过程强调赋权、不同群体的话语权以及社区能力建设的加强等。     

创业承诺：村级民主管理的新机制——浙江省金华市“村干部创业承诺制”的调查与思考

通过对浙江省金华市“村干部创业承诺制”实践的调查,发现以“先定事、后选人、再践诺”为主要内容的村干部创业制度,把创业承诺贯穿于干部选拨、考核和管理的全过程,显现了重要的创新意义：1．初步构建了村干部创业的制度体系;2．推动了村民自治的民主创新;3．重构了村庄治理的组织结构;4．创新了村干部创业监督机制。在此基础上,文章还提出了完善村干部创业承诺制的一些对策建议。     

土地流转与基层选举博弈的关联性分析

由流转土地利益的分配引发的争执是当前农村最主要的冲突之一,且多发生在村民自治选举的过程中。对土地流转与基层选举博弈的关联性分析表明：村干部的品德对流转土地价格与村民的收益具有较大的影响;选举过程中候选人的行为受预期土地流转规模和竞选人能力差距的影响较大;村干部的个人能力对土地流转规模的扩大有着决定性影响。因此,在村庄治理中,应注重村干部能力和品德的考核,鼓励村庄精英参加村治选举,适时推广组合式选举,建立村民与承包人之间的直接谈判机制,推进土地流转市场化进程,增加农民收入。     

放权与监督--浅论村干部在农村经济管理中的激励与制约机制

村干部在农村经济管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广大农民与政府沟通不可或缺的桥梁。目前村干部在行使权利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农村发展所带来的新形势、新情况给村干部管理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要充分发挥村干部的有效作用就应该放权与监督双管并下,为最终解决“三农”问题夯实基础。     

信访制度下村干部的多重身份和生成逻辑

村干部因直接接触上访群体和落实信访政策而成为信访研究热点。多数研究文献对村干部的定位是上访事件筛选者,忽视了村干部在信访制度中的多重身份。在转型时期的信访制度下,村干部不仅是沟通“国家—社会”的双向代理人:既协助国家维持基层稳定又嵌入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中;而且可能成为上访制造者:或因侵害村民合法利益使自己成为信访事由,或因治理需求和私利驱动参与村民上访。这些都表现出信访场域中村干部的身份的复杂性,其生成与“国家—社会”的结构夹缝、信访制度的刚性和资源下乡的拐点密不可分,分析这三重逻辑有助于全面理解基层官员与制度运作之间的互动和乡村治理权力再生产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