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环境抗争的历史演变与策略转换——基于宏观结构与微观行动的关联性考察

通过对宏观的政治机会结构变迁与微观的农民环境抗争演变的关联性进行历时性考察发现,二者之间是一种单向度的约束与被约束的关系。农民环境抗争的发生与演变、形式与策略、效果与后果无不受到政治机会结构的形塑、规范和限制。无论是计划经济时期、经济转轨时期抑或市场经济时期,政治机会结构与农民环境抗争之间始终存在不同程度的紧张。这种紧张在牺牲农民环境权益的同时促使环境问题向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转化。化解这种紧张的根本之途在于深入改革经济政治体制,理顺中央、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为农民环境权益的表达提供更为通畅、合理的政治机会空间。     

中国的环境抗争：一项文献研究

环境抗争已经成为中国的重要社会问题,并对社会结构产生着深刻影响。学术界有关环境抗争的研究议题,包括抗争困境论、政治机会结构论、文化与心理论、网络与策略论以及性别差异论等5个维度。虽然环境抗争研究呈现出较为快速的增加态势,但与当前的污染事件及其引发的抗争频率和态势相比,仍然不匹配。中国的环境抗争研究需要在4个方面予以加强：一是加强经验研究基础上的理论研究,二是对海洋污染事件中环境抗争的特殊性加强研究,三是加强环境抗争的比较研究,四是加强追踪研究,探索环境抗争的倒逼机制。鉴于涉及问题的深层次性,环境抗争研究需要由“多学科”向“跨学科”演进。     

维权话语与抗争逻辑——中国农村群体性抗争事件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从理论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农村群体性抗争事件的研究围绕着农民维权话语的建构和农民群体性抗争模式总结两条主线展开。转型时期农民平等权的缺失成为维权话语建构的社会基础。在农民维权的大背景下,学术界对农民的群体性抗争行为进行了总结,提出“日常抵抗”、“依法抗争”、“以法抗争”、“草根动员”和“依势博弈”等五种抗争模式。本文在回顾五种抗争模式的基础上对各种模式存在的问题做了分析和说明。并就农村群体性抗争事件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思考。     

媒介运用与环境抗争的政治机会:以反核事件为例

政治机会是决定一场环境抗争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本文以民众反核事件为例,探究我国环境抗争中媒体与政治机会的关系。我们发现,在另类媒体上,行动者们借助新技术搭建网络,将"有影响力的盟友"纳入其中。在传统媒体平台上,议题受到的大规模报道和争议放大了精英之间不稳定的同盟关系,为反对行动营造了明确的政治机会。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作为"拓展了的媒介生态体系"协同发挥作用,并通过"媒体循环"进一步推动政治机会升级。     

中国农民市场机会 70 年:回顾与反思

系统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农村发展战略的实践可以发现,由国家政治约束所决定的农民市场机会多寡和由农民个体能力与资源约束所决定的农民市场机会可自主利用程度是制约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的关键性因素。 从农民市场机会利用角度看,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农民的市场机会经历了“市场机会关闭”“市场机会自发识别与普遍利用”和“市场机会难以识别与精英利用”等三个阶段。 未来适应推进乡村振兴之需要,应通过政策调整和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创新引导农业农村发展走向“市场机会创造与促进普遍与有效利用并重”阶段,致力于让更多的农民有效地利用市场机会。     

制度紧张、乡村分化与农民环境抗争——基于湘中农民“大行动”的个案分析

近年来,我国的农民环境抗争不断爆发而多数未能实现其抗争诉求。案例中,受到环境侵害的易村农民通过"结盟"与"树敌"、"依法"与"依势"、"示弱"与"示强"、"求内"与"借外"等多元抗争策略,试图借助政治机会、伦理道义、外部资源等提升集体行动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然而,政治文本为农民环境抗争提供的政治机会在实践中被地方政府以无既定规则的非制度化应对策略予以封闭。同时,地方政府、污染企业以权力和金钱为媒介不断在乡村社会中拓殖所形成的权力结构,极大地消解了农民集体行动的意愿和能力。由于国家与农民之间缺乏有效联接和制衡机制,农民环境抗争大多处于孤立无援、进退失据的困境。     

机会空间、基层治理与业主诉讼维权

诉讼维权在某些维度上为业主营造了抗争的机会空间：以“合法律性”赋予业主行动“合法性”；为业主不满情绪的宣泄提供了机会；新闻媒体的关注为诉讼增加了“法律量”。但是，在另一些维度上诉讼维权则限制了业主抗争的机会空间：业主诉讼难以获得实质性的胜利；难以产生动员效应和增强群体认同；难以发挥与政府讨价还价的杠杆效应。总之，在当前的政治机会结构和法律机会结构中，诉讼在更具象征意义的维度上为业主营造了抗争的机会空间；在更具实质意义的维度上却没有营造出明显的机会空间。同时，诉讼维权减轻了基层政府的维稳压力，为其提供了一种制度化应对业主维权的方式，从而为城市基层政府的治理创造了机会结构。     

“政治机会结构”视角下的中国环境运动及其战略选择

从环境政治学的"政治机会结构"视角来说,中国的环境社会组织及其活动精英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有利性"政治机会环境"。大众性环境社会抗争的成功案例和国家制度性渠道的渐趋开放,从理论上说为其展现了比20世纪90年代初宽阔得多的政治成长/参与空间。但在实践层面上,这种"政治机会结构"却呈现为一种似乎难以消化的"政治挑战"。绝大多数民间草根性环保社团(对于大量的政府依赖型环境NGO来说更多只是一种资源渠道拓展问题,不具有太多的社会学/政治学意涵)似乎既不太确信这样一种政治机会环境的真实出现,也没有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因而没有选择主动加入或引领近年来明显增加增强的大众性环境社会抗争或"环境集体抗议事件",而是采取了一种观望甚至"主动划清界限"的心态与立场。结果是,这种战略选择在遭到日益激烈的媒体与社会责难的同时,进一步加剧了环保组织的"转型迷茫"、"策略窘境"和"合作困境"。     

“造势”与“控势”:环境抗争中农村精英的辩证法

农村精英的资源动员能力及其人生经历促使其成为环境抗争的领导者,而环境抗争走向依赖于他们的“造势”与“控势”能力。农村精英通过问题化、促进问题进入政策议程和借助时势等“造势”策略,扩大了事件的社会影响。与此同时,为防止体制外行为和政治风险,他们通过弱组织化、理性化和踩线而不越线等策略进行“控势”。因此,农村精英在环境抗争中扮演着社会减震器作用。政府部门需要认识到农村精英在环境抗争中的正功能,并主动与其建立对话机制。这不仅有助于建立利益受损者的环境维权机制,也可从根本上维系社会稳定。     

政治机会理论视角下的宗教组织与社会运动——以东欧独立和平运动为例

政治机会理论,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盛行西方的社会运动理论。该理论认为社会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取决于社会政治机会结构的变化。与其他世俗的社会组织一样,宗教组织在参与社会运动的过程中也受到各种政治机会的驱动和制约。一般来说,政治机会结构要素即包括社会运动组织的内部凝聚力,也包括其所处社会中的制度框架、政府政策、政教关系以及社会精英的认同和整合等等。在上世纪80年代东欧一些地区兴起的"独立和平运动"中,因为"政治机会"的差异,东欧各国宗教团体在新社会运动中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性,证明政治机会结构对社会运动中宗教非政府组织的立场和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权变式反向运动：社会转型期农民环境抗争的社会学阐释— — —Ｑ 村个案研究

分析社会转型期草根农民的环境抗争动因,讨论草根群体、环保 ＮＧＯ、媒体、中央政府等应对污染所兴起的环境保护“反向运动”,探讨了中国农民环境抗争的本土经验。 研究发现,社会转型期的社会结构、经济体制、价值观念的变迁以及企业的理性困惑所造成的“政经一体化”引发了农民的环境抗争;农民环境抗争的胜利与“反向运动”主体间的互动密切相关;与西方大规模环境运动不同,城郊村落农民环境抗争在依法抗争、理性维权、依势抗争等抗争类型间根据情境切换,呈现出权变的特点。     

土地托管中的关系治理结构与小农户的组织化——基于西安市C区土地托管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受小农户数量仍然众多和目前城市化水平的影响,中国的农业转型必须强调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而推进小农户基础上的农业现代化,关键在于提高小农户的组织化程度,土地托管的实践在这方面表现出有效性。对土地托管的治理结构进行分析发现,在“半托”和“全托”的托管模式中,托管公司与小农户之间形成了市场和准纵向一体化的治理结构。但这两种治理结构在运行过程中都存在一定问题,包括与小农户的交易成本高,小农户的组织水平仍需要得到提高等。然而,托管公司与小农户间的交易行为嵌入政治环境和村庄社会,受到政策法规、风俗习惯、关系网络等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在有利的政治环境中,托管公司可以获得政治合法性,减少政治阻力,顺利推进土地托管。同时,托管公司积极主动与村庄社会对接,满足农民利益,尊重农民习惯,在长期互动中,双方可以建立起双向信任关系,逐渐培育出关系治理结构。在关系治理结构下,村集体的统筹作用得到有效激活,小农户的组织化程度提高。此外,小农户对土地托管模式更加信任,有利于土地托管模式的稳定和进一步创新。在此基础上,农民建设农村和发展农业的积极性被激发,这为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利条件。     

“同一性”的危机:重大突发事件中的国家认同风险论

本文试图说明重大突发事件中国家认同的风险逻辑。重大突发事件在全球化与媒介化语境下成为全球“媒介公共事件”,公众、他国或国家体系、世界主义者、平台型媒体等成为事件场域中政府、专家、机构媒体等传统行为体之外的“新玩家”。重大突发事件具有“一种政治爆炸的特性”,国家的“整体性观念”面临着“一系列松散联系的实践碎片”的巨大冲击，国家认同结构体系中代表性行为体的应急感知、处置机制与话语框架都可能引发公众的“集体忠诚冲突”,从而对国家的历史-文化、政治-法律等既定的国家“同一性”支撑产生或可能产生损害、损失或危机。     

转型期国家与农民关系的一项社会学考察——以安徽两村“环境维权事件”为例

［摘要］国家与农民关系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在转型期安徽两村的“环境维权事件”中,国家与农民关系主要表征为地方政府、村级政权同污染企业、农民之间的关系,地方政府常常以“污染合理”与“不出事”两种逻辑在场,两村农民在“生存主义”与“风险最小”两种逻辑的支配下似乎只能发出微弱的声音,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依赖地方政府来解决威胁他们基本生存的环境污染问题。     

我国农民权利缺失与制度保障研究

农民权利的有效保护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目前,我国农民在政治参与权、土地财产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等方面的保障不足。农民权利缺位的根源在于歧视性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宪法和法律保护的缺位、农民法定的维权组织缺乏以及农民维权意识与能力不强。为了真正保障农民权利,政府需要改革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强化对农民权利的法律保护,建立农民的维权组织,培育农民的权利意识。     

信任对农民创业机会识别的影响

基于信任视角,构建农民创业者信任对创业机会识别的理论分析框架,运用链式多重中介方法,对浙江、安徽、河南和陕西4省880份农民创业者访谈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信任能显著提高农民创业机会识别;农民创业者信任能通过外部知识获取与创业警觉性对创业机会识别产生间接影响,其作用路径有三条:外部知识获取的部分中介作用、创业警觉性的部分中介作用及外部知识获取与创业警觉性的链式中介作用。因此,政府应完善农民创业相关规章与制度;推进农村文化建设,提高信任水平;增加农民创业知识与技能的供给,培养农民创业者的机会警觉性。     

自媒体时代网络热点事件的形成

近年来,以社交为基础的“自媒体”的迅猛发展使得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个领域都进入了社交媒体时代,网民成为网络媒体的主体.网络成为社会民声民意集散地,当公共事件发生时,网民会通过自媒体进行意见的表达和情绪的宣泄,由此形成一些在网络上受关注的网络热点事件.本文试图从自媒体的角度探究网络热点事件的形成的基础,探索网络热点事件产生和传播的因素和规律.     

政治关系、制度环境与创业机会识别

基于奥地利学派的信息分布异质性假设和制度理论关于非正式关系是正式制度的功能性替代的观点,建立了企业高层管理者的政治关系、所处制度环境和其创业机会识别的研究框架。来自广东、重庆和陕西共324家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显示,政治关系有效地提升了企业高管对市场环境中新机会的识别,且该影响在管制政策不确定的情境中得到进一步加强;但是,在市场法规更为有效的制度情境下,政治关系与机会识别的关系显著减弱,显示出市场化改革在制约权力寻租和经济利益转化方面的积极作用。     

微博维权的作用机制:基于公共能量场视角的案例分析

微博维权事件一般会经历"萌芽期——升温期——高潮期——解决期"四个演进阶段。微博创造了公共话语空间,为政府、媒体、机构和公民提供了对话交流的平台,打破了传统公共行政强权者的话语体系,构筑起社会参与、公众监督的维权能量场,在真诚、自主、高效的对话中促进维权事件进入公众议程,进而引起权威部门的关注并得到解决。微博维权具有表达方式便捷、心理威慑作用强、成本低、效益高等优势,对民主的发展和公众监督的实现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网民媒介素养较低、网络谣言的传播等问题对微博维权甚至社会管理的健康发展也带来诸多不利影响。     

新型职业农民权利实现能力建设研究——基于安徽五县的调研

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新型职业农民是指以农业为职业、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的现代农业从业者.本次调查统计的结果表明安徽省新型职业农民的法律意识不强,知权、权利运用以及依法维权能力严重不足.而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有:农民文化水平整体较低、法制教育重视不足、小农意识及农村社会环境对农民的影响等.针对以上问题,结合当下安徽以及中国的实际,加强新型职业农民的权利实现能力应当采取以下措施:夯实并完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加强新型职业农民自治组织建设、建设“权利本位”的新法律文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