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网络社会治理模式演进分析

在互联网技术和应用发展的各阶段,我国网络社会治理实践呈现不同模式。Web 1.0阶段,我国采用的是政府主导型的网络社会治理模式,主要包括网络信息产业管理和网络媒体管理。Web 2.0阶段的网络社会治理是政府主导下的行业自律治理模式。两种模式各有利弊。网络社会治理应兼顾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由主体之间的自律、他律、互律共同作用,形成“国家-市场-社会”三元治理体系。     

社会企业与社会治理创新：模式与路径

社会企业着眼于社会问题的解决,通过商业机制弥合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个部门的明显界限,同时注重发展营利和非营利的融合模式,是创新社会治理的有力抓手。在结合环境脉络对社会企业进行概念梳理的基础上,总结出社会企业的本土化表征及其与社会治理的关系,中国的社会企业已初步形成依托传统体制、引进市场机制、投身社会目的及关注社区成员利益等四种社会治理创新模式,从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多元互动的视角出发,在中国发展社会企业应寻求政府支持,鼓励企业与社会组织参与。     

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进化：一种不同于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的中国叙事

作为理论舶来品,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对中国政社关系的解释力有限,需要一种中国化的理论予以超越和替代。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进化,不同于公民社会模式、法团主义模式,是关于政会关系发展的中国道路、中国叙事。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进化的基本内涵,包括静态的协同关系和动态的演化过程两个方面。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进化论,不仅是对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予以理性分析、科学解释的描述性工具,而且是对其发展予以合理引导、预测的规范性尺度。为推进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进化,必须按照国家治理的要求,在国家建构与社会生成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实现政会互信,对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各社会组织管理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予以调整。     

社会基层治理创新何以实现？——基于40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社会基层治理创新对塑造我国社会发展新局面以及为国家发展提供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采用“主体—资源”视角，基于“地方政府—社会力量—资源条件”理论建构，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探索不同组态的社会基层治理创新路径与模式。研究发现：实现社会基层治理创新的必要条件是地方政府对于政绩生产的追求，引起社会基层治理创新的影响因素组合路径模式可概括为控制—适应推进型、嵌入—问题促动型和标准—发展优化型。深刻洞察创新背后的推动因素，为促进和推广社会基层治理创新提出实践启示，叙写中国故事与中国理论。     

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民主治理能力培育

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基层民主治理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培育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民主治理的能力,对促进农村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参与式民主视角,探讨农村社会组织形成的三条路径:行政化路径、转型化路径、自主化路径,分析制约其发展的“四大不足”:公益性不足、自主性不足、新元素不足、参与度不足.从政府、农村社会组织、村民三个方面培育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民主治理的能力,建构“多主体”治理模式促进村民自治,以求实现农村社会善治的目标.     

商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功能定位

党的二十大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地位越发凸显。在“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下,商会等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商会根植于民间,是工商企业及其从业者与政府、社会联系的桥梁纽带,在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有效提升了治理效能。本文分析了商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功能定位：以地缘关系为纽带推动社会矛盾化解、助力公共服务体系建构、促进社会秩序稳定。     

北京市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组团模式解读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是一项系统工程,既需要严密的程序管理,也需要精细的组织管理。北京市政府采用组团模式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即以政府购买项目领域为核心,整合社会组织资源,形成服务合力,共同承接政府购买项目。组团模式体现了北京市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组织管理创新,是一种社会网络形式。组团是购买服务的组织管理载体,在这个已经实体化的网络平台中,政府、社会组织包括支持性社会组织,以及企业、公民都有各自的角色安排。组团模式使购买服务的组织管理精细化,是北京市政府培育和支持社会组织的有效手段,提高了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具有巨大的社会价值,从中可以探寻到社会治理多元主体结构的建构机制。     

临时社会中的政府信任——兼论服务型政府中的信任建构

服务型政府是将信任作为所有社会治理活动基础和前提的政府类型,建立信任也是服务型政府管理活动中最为基础性的活动。然而,服务型政府所处的是一个变动不居的时代,所面对的是一个具有临时性特征的社会。"临时社会"对服务型政府中的信任建构造成了困难,使传统的信任建构方式不再有效。临时系统需要一种快速信任,作为一个由许多临时系统构成的组织体系,服务型政府也需要建立起快速信任的机制。快速信任取决于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一致性,而这将意味着一场组织建构方式的革命。     

论社会工程的本质和方法

“社会工程”是社会主体人以社会科学理论为前提,以社会技术为中介,与“物理工程”或者“自然工程”相对应的人们改造社会世界、调整社会关系、协调社会运行的实践活动。社会工程方法论与自然工程方法论有区别又有联系,应当是建构论和实在论的统一。     

构建现代社会组织治理体制:创新社会治理的突破口

社会组织治理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相比碎片主义、全能主义、多元主义,法团主义强调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合作,在政府主导的治理格局中吸纳社会力量,实现协同善治目标,合乎我国国情社情和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发展方向。打破政府全能的传统治理格局,构建政府监管-社会监督-行业自律-组织自治"四位一体"的社会组织治理体制,是创新社会治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突破口,也是维系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实现长治久安不可或缺的善治思路。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模式探索——基于风险社会理论视角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暴发风险是现代理性极度扩张的产物，可以看作是人类迈向风险社会历程中现代性极度膨胀的副产品，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人类对自身风险认知的缺失或严重不足。风险社会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亟须面对的新常态，现代风险的不确定性、整体性、平等性、自反性等特征，要求更多的治理主体协同共治。传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的“三层结构”仅仅聚焦于国家内部，割裂了政府与社会力量的协同配合，已经不能适应现代风险社会的特征。要克服“有组织的不负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模式应向“三角结构”转变，逐步改变“政府预防”的传统模式，实现政府、社会组织、个人（社区）“协同预防”的三种治理能力联动发力的新型治理模式。     

社会工程问题的界定与分析

社会工程是关于社会发展模式设计和实施的实践活动,社会工程的基本任务是通过建构新的社会关系和结构模式去促进社会发展。社会问题不同于社会工程问题,社会问题是引起社会工程问题的问题,是社会工程活动的出发点,社会工程问题的实质是社会关系宏观模式与社会运行秩序的关系问题,集中表现为基本政策问题。政策的主体结构、基元结构和客体结构及其辩证关系构成了政策问题的结构特征,其中政策的基元结构涉及的问题才是社会工程问题。     

公众参与引导下的重大工程社会矛盾化解机制

新时代网络社会的不确定性、突变性等特征极大地颠覆了重大工程社会矛盾的阶段演化特性,对传统封闭性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设计提出了新挑战,具有多元非中心性的公众参与在应对该挑战中可发挥重要的引导作用。基于裂缝假说分析重大工程社会冲突困境,提出建立与公众参与水平相匹配的参与制度是困境化解的关键路径;将公众参与成熟度作为公众参与水平划分工具,按照低、中、高将其划分为3 个水平;引入网络化治理理论,建立与公众参与水平相匹配的公众参与机制,即形成“政府主导-社区参与”型、“政府引导-社会组织介入”型、“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合作”型机制,推动公众参与引导重大工程社会矛盾的自我疏导、自我治理和自我化解,形成全民共建共享的网络化治理新格局。     

积极政府视角下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路径

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是推进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基于积极政府的理论视角,从行动边界、行动特征、与其他治理主体关系、行动目标四个方面对公共部门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展开探讨;从力量吸纳度和行动主动性两个维度出发,将政府在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划分为“积极政府”“灭火式政府”“消极政府”和“无力型政府”。通过分析集中整治侵占农村集体资产的案例发现,相关政府行为具有典型的积极政府特征。积极政府是对政府边界问题的良好回应。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需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预判治理风险、吸纳治理资源、精细治理策略是其有效实践路径,三者均是积极的政府行为,互为支撑,相互作用,共同构成治理的良性循环;实践中,要坚持源头治理、动员多元主体参与,借助信息化手段,逐步迈向高效能治理。     

论社会模式设计何以可能——兼评哈耶克"自由主义自发演化论"

就社会模式“能不能进行社会设计”展开的探讨进行了剖析,认为：社会模式的生成是社会主体选择和设计的结果,社会模式设计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新自由主义否定社会设计可能,主张制度和规则生成的自发演化论是对社会主体建构能动性的虚无化,在现代社会,通过自发演化机制生成制度体系既不现实也不可能;作为面向社会实践领域的建构性思维形式,社会工程思维体现了社会思维与工程思维的结合,体现了认知与建构的结合,可为社会模式设计提供理论和方法的指导。     

地方政府社会治理新常态初探

地方政府社会治理新常态是指以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为根本目标,以其自身为主导,鼓励多元主体参与,运用多样化治理手段,从而达到满足公众需求、化解社会矛盾、改善民生、实现社会有序运转的状态。其应以治理理念善治化、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法治化为基本特征。应以明确主体关系的系统治理、提出规制系统的综合治理、提供基础保障的依法治理、标明标本关系的源头治理为建构路径,以"四个治理"全面推进社会治理创新,进而实现社会治理的新常态。     

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建构逻辑

社会管理是现代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基层社会管理创新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管理创新的建构逻辑应该从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这个逻辑起点出发来考虑,由于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型、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导致社会矛盾易发多发、利益失衡、基层组织薄弱等问题,因此,创新社会管理迫切需要创新基层社会管理.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建构逻辑是：一要树立科学的社会管理理念和正确的价值取向;二要强化基层组织建设;三要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地方政府;四要发展社会管理多元协同管理模式;五要加强社会管理的法治保障.     

我国社会组织管理法治化的制度建构--基于社会组织功能定位的分析

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中起着重要作用。现行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根源在于对社会组织认识的偏差,致使相关权责规定的缺失和司法介入的困难。要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推进社会组织管理的法治化,需要从构建以保障公民结社权为目标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入手,明确社会组织的法律地位,完善责任制度,实现社会组织从国家模式向社会模式的转向。     

中国社会治理创新中的“宗教接力”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宗教的社会性及其功能愈来愈发展,逐渐成为独立于政治和市场之外的独立的社会力量。在当下中国,多元宗教呈现出明显的社会性特征。首先,宗教组织正在成长为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主体,这使“政府放权、宗教接力”成为一种可能;其次,当代中国宗教组织在实际运行中逐渐发展出服务社会的强大功能,这为它本身成为社会建设中的主体又奠定了现实的基础。这就要求在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新阶段,进一步发挥宗教的社会作用,使“政府放权,宗教接力”成为一种现实。     

社会救助事业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探析——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为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间社会力量不同程度地担负着社会救助的重任,成为国家治理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参与建构社会救助事业活动中,民间社会组织的救助活动旨在救助弱势群体,维护既有社会的政制及社会秩序,协助国家渡过困境;而国家也正是借助民间社会组织的强大力量,协助其开展对弱势群体的救助,从而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维护其统治地位.在中国社会救助事业这一“公共领域”内,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具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近代色彩的双重特征,是一种中国本土化的关系,它不具有西方社会中公民社会怀疑国家权威、制衡国家的自由主义模式,而更多体现的是公民社会的国家主义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