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王闿运的创作及影响

王闿运,字壬秋,又字壬父,号湘绮,湖南湘潭人。生于一八三三年(道光十二年),卒于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王闿运一生经历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民国等朝代,辛亥革命后,任清史馆馆长,兼参议院参议。他的诗文创作在当时自成一派,他的诗文理论曾有过广泛的影响,他的经学观更是自拔于世人之外。但是,这位值得注意、值得研究的人物,却至今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三十多年来,对他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本文力图对王闿运的诗文创作、诗文理论、经学思想作—些肤浅的探讨,以期引起同行们的注意。     

王闿运佚文一篇

王闿运是清后期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当代学者马积高先牛编纂的<湘绮楼诗文集>(岳麓书社1996年版)将其诗文分卷编录,并尽可能地收录其佚文,是目前收载其诗文较全面的集子.     

王闿运非咸丰癸丑举人考

王运（183～1916）,字壬秋,号湘绮,湖南湘潭人,人称湘绮先生。一生勤于治学,以传道授业解惑为业,学生遍布蜀湘,弟子中以廖平、杨度等人最为有名。因撰写《湘军志》一书而名谤满天下。过去人们多认为他是咸丰癸丑举人。笔者在翻阅有关史料时发现这并非事实,特撰此文以纠其误。上述说法最早见于1918年出版的沃丘仲子撰写的《近代名入小传》。沃丘仲子原名费敬仲,又名行简。据他说为王阁运在四川尊经书院执教时的学生。此后,在编撰《清史稿》时亦采用了此种说法。1934年出版的谭正壁编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中的《王阁运》条为“咸…     

王闿运经学著作考述

王闿运(1833—1916),湖南湘潭县人,是近代中国晚清至民初时期罕有的文化名人。他在近代文学、经学、史学、教育等方面都有许多独到见解。尽管他的成就主要在文学方面,但他对于经学的研究自有特色,创获颇多,是影响晚清经学走向和学术转型的一位经学家。王闿运很早就对经学有兴趣     

描写爱情心理的杰作——《闲情赋》

<正> 陶渊明的《闲情赋》从南梁萧统直到清末王闿运等人,看法分歧甚大;誉之者认为意本《风》《骚》,与屈赋等价;贬之者却看作狂放的色欲文学。惟鲁迅评价最确当,说这篇赋“很摩登”,“是大胆的”“胡思乱想的自白”,是“坚实而有趣的作品”(《〈题未定〉草(六)》,见《且介亭杂文二集》),鲁迅的这个评论涉及许多需要论述的东西,一篇短文力不能及,本文只就该赋描写爱情心理的突出成就谈谈看法,就正于学界。鲁迅以“很摩登”三字评论它,并非率尔之语。魏晋是人性开始觉醒的大时代,文     

湖湘诗派与近代宋诗派之关系

作为近代诗坛上的两大诗歌流派,湖湘诗派主"诗缘情"说,以《骚》心《选》旨为宗;宋诗派好尚理趣,长于议论.然二派诗歌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咸丰、同治间,曾国藩好古尚雅,兼取魏晋之诗,并与王闿运等有过密切的交往;"同光体"诗人陈衍所谓的"荒寒之路"与王闿运"不关载道"之言相通,沈曾植破"三关"说又上及元嘉之诗;湖湘派诗人诗歌为求新奇,时发议论,也旁资考证,邓辅纶之学老杜诗、邓绎不废以文为诗、龙汝霖之好韩孟皆与宋诗相近.湖湘诗派与宋诗派在倾向上的接近,反映了近代诗歌逐渐走向融合的趋势.     

点校整理本王闿运《楚辞释》简介

中国屈原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湖南省屈原学会副会长吴广平教授点校的晚清王闿运所撰之《楚辞释》一书已于2013年8月由岳麓书社出版。此书系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湖湘文库”丛书之一种。王阉运《楚辞释》凡十一卷,是一部充满创见的书。     

求仕与入幕:王闿运经世实践之努力

王闿运是晚清时期一位积极用世的传统型知识分子,主张“通经致用”,以实现其安邦济世的人生抱负。求仕与入幕是他青、中年时期的主要社会活动。然后,王氏之求仕与入幕,与晚清很多士人之同类活动似乎有所不同,这正反映了王闿运追求经世致用实践的人生特点。正是由于其不同时人之特点,也决定了王氏之求仕与入幕难有成就。     

王闿运洋务观析论

虽然王闿运的思想观念植根于传统文化,但他并非保守派。他的洋务言论有个别不合时务,但总体而言具有大局观。从外交方面来看,他有高于时人的眼光,主张建立正常、统一、明确的近代外交,注重民族精神的振兴;从内政方面来看,他也不完全反对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并提出了一些针对现实和启人思考的见解,重视人及人的精神的作用。由此可以认为,王闿运基本是近代式人物。     

试论杜贵墀和他的词

清代是词的复兴时期,而以王夫之、王闿运为代表的湘籍词作家在清词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杜贵墀作为以王闿运为首的湖湘词派的重要成员,其词不仅在创作技巧上,而且在内容上都有其独到之处．     

试论爱国诗人朱琦及其诗

朱琦(1803——1861)是鸦片战争时期享誉诗坛而今人尚少研究的重要诗人。琦字伯韩,号濂甫,广西桂林人,道光十五年进士,初官翰林院编修,后迁御史,主要著作有《怡志堂诗集》、《怡志堂文集》等。他反对卖国投降,主张抗英反帝,痛恨贪官污吏,同情民生疾苦。由于他每每慷慨言事,切论时务,“时咸推其抗直,称为名御史”,与陈庆镛、苏廷魁号“谏垣三直”,加上金应鳞,又称“四虎”(《清史稿》卷三百七十八)。在诗歌创作上,朱琦更受推重,负有盛名。与他同时的著名诗人何绍基说:“近海内能诗者,以伯韩为     

郭嵩焘和肃顺的关系——对《清史稿》的一点质疑

郭嵩焘在晚清以通达洋务、洞察时弊著称.他作过第一任出使英、法两国的钦差大臣,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一位值得注意研究的人物.肃顺在晚清朝廷大员中,以延揽人才为重,能泯除满汉门户之见,放手任用汉人,在满人亲贵里头,算得上庸中佼佼.《清史稿·肃顺列传》称他: “睥睨一切,而喜延揽名流.朝士如郭嵩焘、尹耕云,及举人王闿运,高心夔辈,皆出入其门.”     

王通思想简论

<正> 王通,字仲淹,殁后其弟子私谥文中子,是隋代大儒。著作有《续六经》等,但传下来的只有一部《文中子中说》(本文引此书只注篇名),这是王通和门人的问答笔记,由其弟子薛收、姚义整理,最后由他儿子王福畴编订行世。这是我们研究王通思想的依据。一、中道,一以贯之王通的思想,概括起来就是“中道”。王通说为学“不广求,故得;不杂学,故明”(《魏相》)。批判刘炫谈六经多杂,指出“一以贯之可矣”(《周公》)。其弟子薛收也说:“大哉!夫子之道,一而已矣!”(《天地》)阮逸在(《文中子中说序》中说:“大     

傅山对“理”的考察和批判

傅山(1607—1684)是我国明清之际的重要思想家。他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对“理”进行了详尽的历史考察,研究了先秦诸子论“理”的涵义,并在此基础上对宋明理学之“理”进行了批判。 傅山对先秦典籍、著作中之“理”的考察,从现有的材料看,至少有以下几种: 一是《尚书》:“《书》为帝王治世之本,而不言理字。惟《周官》则有‘燮理阴阳’一字”。(见拙作《傅山手稿一束》载《中国哲学》第十辑)又说:“唐虞之《书》无理,而《周》始有理,日燮理。”(《傅山读书笔记·圣人为恶篇》) 二是《诗经》:“不知三百篇中有几理字?”(《傅山手稿一束》)此时傅山尚未考察《诗经》。以后不久,傅山说:“《诗》咏性情,而用理字者,但‘乃疆乃理’之类,三四见,皆不作道理之理用。”(《傅山手稿一束》)     

赵翼在镇安府

宦辙经年到,邮签万里修。地当中国尽,官改土司流。这是赵翼在乾隆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1767——1770)出守广西镇安府(府治天保,即今德保县)时所写《镇安土风诗》的开头几句。诗中洋溢着他对“乾隆盛世”时期国家空前统一的自豪感和自己要“勉修循吏绩,抚字辑遐○”的积极进取精神。赵翼(1727—1814)字云崧,号瓯北,江苏阳湖人,是清代中叶的诗人兼史学家。他在诗坛上与袁枚、蒋士铨齐名,被合称为“乾隆三大家”,有《瓯北诗集》和《瓯北诗话》行世。他论诗特别强调诗歌的发展、进化的观点,反对“荣古虐今”的社会偏见。他又擅长历史考证之学,所著《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和《皇朝武功纪盛》等,均为时人所推崇。赵翼不仅有诗、史之才,还有     

《九歌》“九”义释

<正> 《楚辞》中的《九歌》,诗计十一,题则作九,“九”为何义?王逸语焉不详,朱熹本阙如之义,后之学者,约分两派:一、以“九”为实数。林云铭《楚辞灯》、王夫之《楚辞通释》、王闿运《楚辞释》等均主此说。他们多调整《九歌》篇数以就“九”数,但从十一篇整体观之,均未尽当。二、“九”非数字。这一派可推郭老为代表。郭老《九歌今译》说:九与纠古通,纠有缠绵悱恻的意思,“九歌”就是缠绵悱恻的歌。说《九歌》的部分篇章缠绵悱恻,倒也不错,但统以“缠绵悱恻”概之,却难以说得过去。闻一多先生《古典新义·天问释天》“女歧无合,夫焉取九子”句下云:“九鬼……一声之转。”平心先生载于《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上的《卜辞金文中所见社会经济史实考释》一文,给我们研究《九歌》的“九”,也提供了一个重     

宏通 深微 创新——萧晓阳《湖湘诗派研究》读札

湖湘诗派，又称汉魏六朝诗派，是活跃于中国近代诗坛百年之久的一大诗歌流派，名冠近代众多诗派之首。作为此派领袖人物的王阊运，学界似乎一边倒地评价其诗是，以“杂凑摹仿”为能事，脱离现实，没有实际意义。陈衍堪称此类言论之代表，其云：“湘绮五言古沉酣于汉魏六朝者至深，杂之古人集中直莫能辨。……盖其墨守古法，不随时代风气为转移，虽明之前后七子无以过之也”。     

论伊尹的出身及其在汤伐桀中的作用

商初的伊尹,在先秦古籍和甲骨卜辞中均有显赫的地位。《尚书·君》云: “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古本《竹书纪年》云:仲壬“命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尚书序》又说:沃丁“既葬伊尹于毫”等等,大概都是可靠的。在甲骨卜辞中称伊尹为“伊”(《京》3892)、“伊示”(《续存》下766)或“伊,(《粹》828),伊是其私名,尹是其官名,所以卜辞中又有所谓“多尹”。卜辞中又称伊尹为“黄尹”(《前》1·51·5)、“黄”(《乙》3037),亦即《诗     

释叚

甲骨文有“(?)”字,写如下图。此字少有人释读。孙诒让“疑是报字”、“又疑为设之省”(《契文举例》下一四);王襄“疑古酌字”(《(?)室殷契征文》考释《典礼》一二);郭沫若“疑是毁字”(《卜辞通纂》考释八九);陈梦家“疑是霓,即雌虹”(《殷墟卜辞综述》247页);孙海波《甲骨文编》(1965)收入附录,编号3661:于省吾释为     

“赤县”试释

我国古籍中,中国有许多别称,“赤县”即其一。中国称为“赤县”,由来已久。《谷梁传·桓公五年》:“九州之内名曰赤县。”战国时的《邹子》一书说:“中国名赤县,赤县内自有九州。”但是,中国何以称为“赤县”,似乎缺乏更具体的解释。我认为,“赤县”是指天子帝王所居之“王畿”,即京都,因此用以指称整个中国。试解释如下: “县”,繁体作“縣”,右旁为“系”,左旁为“首”字的倒形。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言:“縣,繫也。从系持首。”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言:“繫,当作系,引申之则为所系之称。会意。”可见,“县(縣)”字的本义是指“首(首领、首脑)之所系”或“首之所在”,所以古代就把帝王天子所在之京都称为“县”。如《礼记·王畿》说:“(王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