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及其象征的发生学研究:以酒神祭祀仪式为例

以田野调查为主要研究方法的人类学仪式研究硕果累累,但也日益显示出缺陷与不足,这一缺陷与不足表现为:现象与细节的描述过多,对现象与细节的解释不够;对当前的静态描述过多,对历史的动态分析不够。有鉴于此,笔者提倡对仪式进行发生学研究,从而清晰地梳理层出不穷的仪式概念,为仪式的发生及其历史演变正本清源。本文试以古希腊酒神祭祀仪式为例,分析仪式的发生及历史演变,从真正的人类学意义上把握仪式的形态、结构及功能。     

土家族祭祀祈禳与节日习俗之变迁

土家族重淫祀、崇巫尚鬼,凡节日必祭祀祈禳。自十八世纪以来,土家族的祭祀祈禳活动经历了重大的变迁,在不同的时代,其内容和表达的方式有所不同,而与祭祀祈禳紧密联系的民族节日也随着时代的变革而变革,不断赋予其新的形式和新的内容,具有适应新的社会环境的新的功能。因此,对部分民族传统节日我们应该加以引导,使之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从祭祀仪式到表达反抗:防风传说的民间性转化

通过对浙江德清县防风传说的追溯,借由神话仪式学派的理论,可以窥见防风传说的原型源于稻作农耕中的祭祀仪式。由于大洪水的降临,祭祀中的巫术失效,而逐渐蜕变为神话传说。在民间的防风传说讲述中,尽管其内在结构与象征性都暗合了大禹传说,承继了传统政治文化空间中的卡利斯玛精神,但是作为隐藏在地方的民间传说,则以喊冤的形式,表达了民间对中心权威的反抗。这一过程,折射的是防风传说的民间性转化。     

基于良渚文化背景的“巫舞”祭祀仪式的舞台呈现

巫舞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化现象,是隐喻原始社会思想观念、道德情感和地域风俗的一种呈现形式.文章对良渚神王之权“入神一体”的巫王亲舞形式结构与良渚生活状态“春祈秋报”的群众祭祀舞场景模式进行了探究.     

裕固族鄂博祭祀的当代变迁与社会功能

生活在河西走廊中部的裕固族信仰藏传佛教,同时崇拜山神,祭祀鄂博。裕固语中将“鄂博”称为“乌垒”或“乌鲁额”。祭鄂博是当今裕固族中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宗教活动之一,人们通过祭鄂博这种活动来寄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祈求天地之神保佑人畜兴旺,风调雨顺。     

蒙古族敖包祭祀仪式渊源探析

蒙古族的敖包祭祀仪式源远流长,从氏族社会延传至今.学术界关于敖包的起源众说纷纭.笔者运用词源学、考古学、宗教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等理论与方法,通过对敖包祭祀渊源、功能、禁忌、种类等诸方面进行分析,指出敖包的原型来自先祖的石板墓,是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相结合的产物;敖包祭祀源于祖先祭祀,是古老的萨满教"万物有灵论"观念的具体表现形式;随着历史文化的变迁,敖包的种类逐步增多,并且其功能也发生了演变.     

椎牛：苗族祭祀远古祖先的盛典

一块评地之中,五彩神柱之下,一头水牯环绕突奔,一群握着梭镖的男子迅猛地向那水牯刺杀.牛牯倒地,叔伯同()挚亲便瓜分牛肉,数百乡民跳鼓对歌通宵达旦.这就是苗族的椎牛祭,苗语谓之"弄业"(即吃牛)或"吃牯脏".雍正七年"改土归流"之前,祭时长达十四个昼夜.迄今,全堂法事仍有二十余堂,"镖牛"只是其中的一堂.其目的是迎接祖神,请他们回到苗寨与子孙团聚,禳灾赐福.     

从帝制到共和:青海湖祭祀历史变迁的政治内涵

祭祀青海湖被纳入国家祭祀的千多年间多次发生变化,在清代和民国年间变迁较为突出.雍正初年改遥祭为近祭,祭祀时间和地点逐渐固定,清中期蒙藏各族参与到祭海、会盟中,晚清时还出现近祭和遥祭交替、并举的情况.从帝制到共和的鼎革之际,地方势力延续了祭海、会盟,在具体仪式上也变得更加符合现代国家的特点.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仪式变迁的内容更加丰富,并体现出不同时段的现实要求.可见,祭海会盟仪式呈现出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这一过程反映了国家政治权力的务实性,且这种务实性在帝制与共和两个不同时代有着各自的特点.同时,仪式在不同时期变得更加符合不同性质的国家的现实环境和政权的自身诉求.     

变迁语境下的少数民族村落仪式民俗——以布依族“报笨”为例

社会转型与变迁成为村落生存的外部环境诊断意味着村落后乡土特征的呈现,这促使村落以内部结构调整与文化变迁来消解来自外部环境之不一致带来的不适。少数民族村落空间的特殊性将村落与民俗二者绑定为一体,仪式民俗的展演是集体记忆与集体认同的实践结果。"报笨"作为布依族重要的仪式民俗,面对其社会空间变迁所呈现的式微值得关注。面对布依族村落后乡土时代背景下"报笨"民俗传承的困境,"报笨"民俗在村落变迁中呈现消逝和融合之外,亦可探讨其他可能性出路。     

湘西苗家（系列之六）：一场巴代仪式的举行

“巴代”是苗语音译,意指苗族祭祀仪式、习俗仪式以及各种社会活动仪式的主持者。以这三大仪式为载体所传承的苗族文化被称为“巴代”文化。“巴代”文化通过仪规的形式把远古的社会一环境、时代背景、生活习俗等记录和传承了下来,     

蒙古文学与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1162-1227)是蒙古族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政治家、军事家。同时他也是蒙古文学史上的特殊人物形象———永生不朽的传统人物形象。从文学史研究角度看,可以说成吉思汗形象是蒙古文学史上的一种文学现象。蒙古文学史上的成吉思汗从原型性艺术形象发展成为神化的成吉思汗形象和理想化的成吉思汗形象。成吉思汗形象植根于蒙古民族的成吉思汗崇拜文化,形成于蒙古人的成吉思汗崇拜心理,并具有时代性。     

图瓦《克孜尔》与蒙古《格斯尔》的比较研究

流传于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民间的《克孜尔》史诗和蒙古《格斯尔》同源异流之作,蒙古《格斯尔》是源,图瓦《克孜尔》中既有译自蒙古文《格斯尔》的部分,也有对蒙古文《格斯尔》编创的部分,还有自己独创的部分。基于“格斯尔”在图瓦语中的音变,格斯尔被当成了成吉思汗,从而自古流传的有关成吉思汗的传说故事作为图瓦《克孜尔》史诗新篇章广泛流传的有趣现象。     

可汗名号语源问题考辨

相关民族族源问题的逐渐明确和一些语言资料的发掘 ,为可汗名号语源难题的解决创造了条件。利用这些成果和材料 ,作者重新梳理了关于可汗名号语源问题的东夷说、东胡说、突厥说 ,使其中的突厥语源说进一步得到证明。     

清初汗号与满蒙关系

汗,作为北亚民族首领的名号很早就开始使用了。在以往的研究中,没有充分注意到清早期最高首领名号的历史渊源和蒙古背景问题。本文试图从早期满蒙关系的角度,考察清初三位汗的汗号源流与背景。文章指出,汗号是通过蒙古各部传入包括满洲在内的女真各部的;不管亚洲东北部满蒙地区各部落的内部组织如何,他们在政治机构的构造上已经形成了共同的制度文化。     

青海苏木世村的农事祭祀活动

苏木世是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县的一个偏僻山村。这里居住着汉、藏两个兄弟民族 ,他们在长期的相互影响下 ,形成了有别于纯藏语区或纯汉语区的习俗 ,其中也包括独特的民间祭祀仪式。本文在调查与访谈的基础上 ,就此做了一些介绍和分析。     

论《福乐智慧》中的“梅禄”、“可汗”和“于都斤”的名称

《福乐智慧》是优素甫·哈斯·哈吉甫在喀喇汗王朝的古都喀什噶尔完成并献给当时的喀什噶尔执政者桃花石·布格拉汗的一部经典之作,内容涉及喀喇汗王朝政治、法律、伦理、哲学、文化、社会经济、民族关系、宗教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被誉为维吾尔族的一部史诗。时至今日,《福乐智慧》中仍有未探析的问题。本文从史学的角度对《福乐智慧》中出现的"梅禄"、"可汗"和"于都斤"等名称进行了探讨。     

历史、想象与身份认同——影片《成吉思汗》与《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叙事比较

围绕蒙古族英雄成吉思汗,已经形成了多重文本构成的语义丰富的话语场。对1986年詹相持执导的《成吉思汗》与1997年塞夫、麦丽丝执导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两个电影文本的对比研究表明,两部影片在影像风格、叙事选择、细节塑造等方面的不同,显示出作为创作主体的导演在构造过去时游走于史实与想象中的姿态,叙事策略的背后展现出的其实是创作者族群、文化身份的差畀以及自我定位等深层次的问题。应该说,这样的文本对比分析既对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有启示意义,也是文化人类学之于历史、想象、身份研究的重要范本。     

瑶族社会中道教文化的传播与衍变--以广西十万大山瑶族度戒为例

瑶族度戒是瑶族道教的传度仪式。本文通过分析瑶族度戒所蕴涵的道教思想 ,考察瑶族度戒十戒戒条的道经根据 ,认为瑶族度戒是道教授的传承和衍化。瑶族度戒源于早期正一道的授科仪 ,瑶族度戒仪式中的诸多道教因素 ,反映出瑶族宗教道教化的特质。道教在瑶族社会的传播及其与瑶民族文化相结合而发生的衍变 ,通过在瑶族社会具有深远影响的度戒可以得到说明。度戒作为瑶族吸取道教思想而形成的仪礼 ,在瑶族社会中发挥的宗教功能 ,具有深刻的人类学意义     

北方古代游牧民族丧葬祭祀习俗中的宗法特征——北方古代游牧民族宗法文化研究之四

我国西北古代少数民族事死如事生的丧葬礼俗和寓于多神信仰中的祖先崇拜,以及顺天应命的天命观,均反映了一定的宗法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