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平民阶层出身的人物立传——《史记》列传历史编纂成就析论之二

司马迁著史难能可贵之处,是其观察历史、再现历史有突出的平民视角,在许多篇章中反映平民阶层的生活状况,赞扬平民出身的人物的作为,从多方面记载他们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他写鲁仲连"义不帝秦",令秦将却军五十里;记述樊哙、郦商等出身贫贱的人物,为汉朝立国建树了功业;创设了记载医者、游侠、滑稽、日者等下层人物的合传、类传;又破除视工商为末业的社会偏见,专门为工商业者立传,以大力表彰"布衣匹夫之人,取与以时而息财富"。司马迁这种进步的历史观和卓异的历史编纂思想,使《史记》成为真正记载社会各阶层人物活动的一代"全史",而且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     

《隋书·倭国传》小考

在<隋书·倭国传>所载叙述7世纪初倭国情况的记事中,有倭国使者说明倭王王权及倭王执务情况的生动描述.针对其中有关"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的记载,学界通说认为使者说明的内容是倭王的兄长为"天",倭王的弟弟为"日",倭王在夜间执务,日出前和"日"交换;这种执务方式是基于倭国未开化思想而出现的.但此记事可以理解为:倭王即"天"、弟为"日"这一说法是学习中国天文知识和阴阳思想的倭人自己构思出来的.     

"桑下饿人"故事的书写与流传

北大汉简 《周驯》 和 《吕氏春秋》 《说苑》 《左传》 《公羊传》 《史记》 都记载了"桑下饿人"报恩的故事.这一故事在产生初期就存在两个版本,根据异同可将其分为甲、 乙两类.在故事叙述上,甲类文献以桑下饿人受恩、 报恩为主线,乙类文献则以赵盾宫中遇险被救为主线,并出现了新人物、新情节——提弥明杀獒救盾.在故事流传中,汉代画像石等图像资料及敦煌遗书 《古类书语对》、 元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 等表明流传的诸版本杂糅了甲、 乙文献的多种元素,但以 《左传》 为代表的乙类文献明显影响更大.     

“重耳之亡”的叙事编排--基于不同文献的对比分析

“重耳之亡”是《史记·晋世家》中的重要内容,司马迁写这个事件主要依据《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到二十四年）和《国语》的相关记载,同时参照《吕氏春秋》《荀子》《韩非子》等先秦文献对材料进行选择或改易处理。从细节处对比《史记》与其他先秦文献关于“重耳之亡”的记载,可以了解司马迁选择、改易材料的用心及对历史人物、事件的态度。     

《汉书·王莽传》:人物传记与记述新朝大事的精致结合

《汉书·王莽传》的编纂特点,是把刻画一个阴谋家如何窃取大权的种种恶劣做法和伪善面孔与总结王莽新朝一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大事这二者紧密结合起来。从纪传体史书的要求说,新朝也应该有"本纪"记载大的事件,可是在东汉初,王莽被认为是"篡窃",不可能立本纪。所以这篇《王莽传》,实则起到人物传记和记载大事的本纪双层作用,这是班固在历史编纂学上出色创造性的又一成功例证。新朝虽然短祚,但显然不能将它在历史上抹掉。班固在篇中恰当地记载新朝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各项大事,才使两汉之际的历史变局清楚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并且保证了历史记载的连续性。     

《孝经》义理辨析

儒家十三经之一的<孝经>是体现儒家孝道思想的经典文献,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其蕴含的义理一直被各朝君王奉为治世的圭臬,"孝"也逐渐成为规制百姓日常行为的基本准则之一.作为统摄全书的<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其所蕴含的义理有三个方面:一是先王的"至德要道"是"孝",二是"孝为道德之根本",三是"孝"有三个级次的目标结构.通过剖析<孝经>的深层义理,辩证地研读<孝经>,对儒家"孝"道进行现代诠释,可以为今天构建社会主义新型"孝"的伦理道德提供一定的思想借鉴.     

文本·文献·文化：古典小说研究的基本维度及方法论意义——以张锦池先生《中国四大古典名著考论》为中心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的艺术呈现与文化意蕴都具有高度复杂的特征,单纯的文本、文献或文化研究难以揭示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达成对研究对象的整体观照,只有多种研究方法综合运用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张锦池先生的《中国四大古典名著考论》是一部不拘守一端而以"文本、文献、文化"综合研究见长的著作。在研究方法上,张先生既不守旧,也不趋新,而是根据古典小说名著自身的特点,以文本细读为研究基础与核心环节,自觉于关键细节、主要人物和结构布局诸方面着力;在文献考辨方面,既注重纯文献问题的细致梳理和缜密考索,更长于亦考亦论、考论结合,体现出考据与义理相结合的特色;在治学理念上",求实为主,求新为辅",将相对抽象的思想、文化问题与具体的文本、文献相结合,从而对研究对象做出既切合实际又鞭辟入里的文化解读,并在古典小说研究中得到鲜明体现。     

敦煌写本《千字文》考辨

《千字文》是我国目前已知最古老的少数几种童儿识字课本,但在古代文献记载和著录上,不同之处甚多。因此,对敦煌钞本概况、历代著录、作者考辨等进行研究很有必要。     

《论语》中"道"的语义内涵新探

"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范畴之一,它在孔子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儒家著作中"道"的阐释,对于深化孔子思想的研究以及诠释中国古代哲学中儒、道学说极具重要价值.儒家经典文献<论语>是集中孔子思想主张的重要典籍,其中,孔子论及"道"的地方多达90次,且与"君子"、"天下邦国"、"德与仁"、"义"、"礼"等诸多概念相联系,也是指导和衡量这诸多后者的准则.结合<史记·孔子世家>、<礼记>、<淮南子>等史料中有关孔子"行道"的记载可见,前人"忠恕观"、"仁、义观"、"自然规律观"、"统治工具观"等对孔子"道"的解释偏于狭隘,不利于对孔子"道"之丰富内涵的体认和诠释.     

《红楼梦》是《金瓶梅》之“反模仿”和“倒影”论

以《红楼梦》比较《金瓶梅》,是两部名著间历史与美学联系的探讨与厘清。《金瓶梅》固不必攀附《红楼梦》而自有其价值与地位,但对当下《金瓶梅》文学价值的认可及其社会地位的提高,有学术以外的现实意义。"反模仿"本质上也是一种模仿。《红楼梦》对《金瓶梅》的"反模仿",使其形象体系包括立意、结构、人物等"大处"和总体,"乃《金瓶梅》之倒影":《红楼梦》"谈情",是青春版的《金瓶梅》;《金瓶梅》"戒淫",是成人版的《红楼梦》;《红楼梦》"以情悟道",贾宝玉是迷途知返的西门庆;《金瓶梅》"以淫说法",西门庆是不知改悔的贾宝玉。其他林黛玉与潘金莲、薛宝钗与吴月娘、袭人与春梅等,皆具此等"倒影"关系。这种"反模仿"而成"倒影"关系的过程与机制,有似于生物工程上的"转基因技术",而《红楼梦》实可视为《金瓶梅》的"转基因产品"。在这个意义上,《红楼梦》"深得《金瓶》壸奥","《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     

苏雪林“反鲁”案新探

学界一般认为,苏雪林对鲁迅由生前崇仰到死后攻击,态度前后判若两人。但从新发现的其在武汉大学的《新文学研究》课程讲义(1934)等文献看,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苏氏经历了从"钦敬""小说家鲁迅"到"反感""杂感文鲁迅",从鲁迅生前刻意掩藏自己对鲁迅的不满,隐约地"反对",到鲁迅死后对其公开诋毁、大加挞伐的过程。苏氏之公开"反鲁",固然与其自由主义文学观念以及鲁迅"攻击"其亲敬的杨荫榆、胡适、徐志摩、陈源等公私恩怨有关,但根本原因则是其拥护所谓"党国"的政治立场;而其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惜公开私信,把自己推向道德和舆论的前台,则与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密切相关。苏雪林"反鲁"案,从本质上说是苏氏向左翼和中共展开的一场政治斗争,但对鲁迅研究也不乏启示意义。     

由《史记》透视西汉的婚俗文化

《史记》记载了西汉时期的婚俗形式:聘娶婚、政治联姻、离婚、再婚、自由婚、重亲婚、媵妾婚等。这些婚俗形式的出现与西汉时的思想观念、经济状况、人口政策、社会环境不无关系。西汉初年,经济凋敝,人口离散,社会环境相对宽松,贞节观念比较淡薄;为了发展经济,政府"与民休息",鼓励再婚、媵妾婚、重亲婚等。     

论清华简与先秦时期的命论

清华简《命训》的命论与殷商以来的天命思想以及西周以德配天的思想是一致的,与先秦儒家命论也有相似之处,但《命训》的命论最终是为统治者服务的,这与儒家命论有根本差别.《心是谓中》的命论与前诸子时期"命定义"之"命"有相似之处,与儒家命论也是类似的,但其"身命"并不涉及道德观念,而儒家注重的就是道德观念.墨家的"非命"论否定了《命训》和《心是谓中》中的"大命"和"天命",而肯定了"小命"和"身命".《治邦之道》否定了关于治国方面的命定论,是对西周末年以来质疑神权政治思想的直接继承,这与孔孟的命论有所距离,而与荀子思想有相似之处,与墨家的"非命"论和黄老学、 法家的观点都是一致的.庄子的顺命观则与三者均不同.这三篇文献的共同点在于强调人可以改变命,体现了战国精神.     

"张飞捉周瑜"故事在通俗文学中的传播——兼论"非小说故事"文学地位的上移

"张飞捉周瑜"故事不见于《三国志演义》,但在戏曲及说唱文学中一直都有流传.其源头最早可追溯至明万历年间刊刻的《草庐记》,后被清宫连台本戏《鼎峙春秋》改编定型,逐渐影响至多种地方戏曲、说唱曲艺.由于《鼎峙春秋》以《三国志演义》为纲,巧妙地将"张飞捉周瑜"故事插入剧情之中,更容易被熟悉小说情节的观众接受,因此产生的影响更大.而这一故事在其他通俗文学类别中,同样存在向《三国志演义》靠拢的趋势.以"张飞捉周瑜"故事在通俗文学中的传播与演变为线索,可以发现许多"非小说故事"通过主动与小说同化的方式,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得到文学地位的"上移",可被视作一种特殊的经典化过程.     

试论《晚安,母亲》中的自杀主题

戏剧作品<晚安,母亲>中杰西的"寻死"是"寻我",是向"我"而死的身份诉求.杰西渴望打破母女"共生"追随父亲,定义独立自主的"我",也幢憬重修母女联系,构建关系中的"我".杰西的自杀实为一个在母女关系语境中积极、主动构建自我的行动,其核心是在关系中实现自主.作品表现了剧作家对女性身份两难困境的思考.     

赵树理的创作生涯与社会政治学模式

历来的赵树理研究,均未能从一个时代文艺模式的兴起与衰落上,来说明赵树理的创作生涯。赵树理的作品和他本人的经历,对于社会政治学模式来说,其实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赵树理本与民间文艺有深厚的联系,有长期运用民间形式写作的经历。赵树理的小说确实可以看作是雅俗交汇的产物。赵树理是当时新文艺方向的代表。当他上升为整个文艺界学习的榜样时,并且要求他的创作符合于某种文艺理论的全面要求时,赵树理就难以适应新形势对他的要求了。一方面赵树理确应提高一步,提高其作品的概括性,但另一方面社会政治学模式所要求的典型形象中有着一种观念化的设定,这同赵树理向着实际的、易于吸纳事物复杂性的眼光,又难以协调。还有一个矛盾,即提高艺术水平的问题。赵树理主要是在一种民间大众文艺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他所熟悉的是如何适合群众的阅读欣赏习惯来写作的。赵树理遇到此种历史的尴尬,就其实质而言,反映了大众化文艺运动在走向全国后所面临的发展困难。社会政治学模式的观念设定,连像赵树理这样曾在为政治作宣传上获得一片喝彩的作家都难以适应了。与农民自在的文艺有着血缘联系的赵树理,要成为一个大作家,他应在思想的深刻性及艺术表现的多样性、丰富性上,有一个重大的发展,并愈益具有世界性的艺术眼光才行。赵树理虽集雅俗于一身,却是俗多于雅,因而他应向着雅的方向有一个更大的提升。他的创作存在三个缺点:一是"重事轻人",二是"旧的多新的少",即"写旧人旧事容易生活化,但写新人新事有些免不了概念化",三是"在一个作品中按常规应出现的人和事,本该是应有尽有",但因求速效,而将作品中应该有脑子里却没有的人和事省略了,"结果成了有多少写多少"。对这三个缺点的认识,表明赵树理对于他50年代初强调的"赶任务"写作的主张有了理性上的否定。赵树理的颓势是显然的:一是他的写实作风难以适应社会政治学模式,二是他的艺术上的危机也日益严重。赵树理经历了从社会政治学模式确立到衰亡的全过程。     

我国学界关于越南所谓“黄沙”“长沙”问题的研究综述

20世纪70年代以来,越南公布的官方文件、越南学术界一些学者发表的论著抛出了所谓"黄沙""长沙"问题,试图寻找各种"历史证据",将"黄沙""长沙"与南海中的我国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相混淆,指鹿为马,张冠李戴,为其对我国西沙、南沙两群岛的主权声索提供学理支撑。针对越南制造的"黄沙""长沙"问题,我国学者发掘中国的史籍文献、越南的有限记载和西方其他相关的各种史料,反驳越南官方文件的观点和"历史典据",剖析越南学术界一些学者提出的论点和论据,从多种视角与分析方法展开深入研究,考证出越南史籍中零星记载的所谓"黄沙""长沙"是指越南中部至南部近海海域的一些岛屿和沙洲,有力地驳斥了越南关于"黄沙""长沙"的非理和非法主张,为捍卫我国南海岛礁主权和海洋权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论《周易》的"立人之道"及"崇德广业"

<周易>博大精深,寓意深远.为人们提供了安身立命的道理.<周易>告诫人们:"立人之道",必须具备"诚"和"仁",如果一个人不讲"诚"、失掉"仁",既得一时之利,也会最终失去民心,断送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并且,"崇德"和"广业"二者相辅相成,相互配合,只有"崇德",才能"广业".     

《西游补》时空大腾挪及其宗教意蕴

<西游补>的时空向来让读者费心劳神,行者到底回到了哪一世界,这一世界的本质是什么,戏拟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钥匙.<西游补>从第二回起,就紧锣密鼓地进行空间大腾挪.它一改取经队伍"走上西方"的"西游",转而让行者"走下东方来",实质上是从渐趋西天"佛国",转向东方"青青世界"--世界被还原为"俗世".在"青青世界"中,空间的腾挪变换,使时间也随之扭曲变形,而时间的扭曲变形反过来赋予空间以独特的意义--世界被还原为迷情辛苦的"俗世".     

论《诗经》中“兴”的“起情”作用

论《诗经》中“兴”的“起情”作用杨滨《虞书》上说：“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这大概是我国文字记载中年代最早的对于诗歌创作的本质及作用的认识了。所谓“志”，据闻一多在《歌与诗》一文中的论证，“志”在汉语发展史上大致经历过由记忆、记载到怀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