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历史学说研究

苏洵的历史学说包括历史发展学说和历史编纂理论两个方面。在历史发展学说方面,他的唯物论认为利者义之和,时变而法变;主张人性恶,私不胜公;肯定英雄史观和因果律。在历史编纂理论方面,忧小人的目的论;经史并重;主张实录,坚持历史的写作原则。作为史学家,苏洵多所建树,有许多可以称道的地方。     

王安石历史学说研究

王安石的历史学说包括历史发展学说和历史编撰理论两个方面。在历史发展学说方面,他认为人性不可以言善恶;富贵有常,应当顺性命之理而为之节;时运有兴废,主张不以时胜道;坚持教化黎民在于富民善民;校正风俗和安利黎民;用辩证发展的观点看世界。在历史编撰理论方面,主张实录、用历史主义标准论列历史人物等。总之,王安石在人与人性方面的论述卓绝前人,与近代价值观相合。     

欧阳修历史学说研究

欧阳修作为北宋著名史学家,其历史学说包括历史发展学说和历史编撰理论两大部分,前者包括兴衰重人事、天人相分、不言人性善恶;后者包括劝诫示后世的目的论、以纪年的眼光看待正统论、辨伪考据等。     

苏轼历史学说研究

苏轼的历史学说包括历史发展学说和历史编撰理论两个方面,在历史发展学说方面,通过论述历史来阐述唯物主义,讲求知命必尽人事;主张人性有好恶、有善恶;历史发展动力上强调事出有因;用联系的、变化的观点研究历史。在历史编撰理论方面,以客观的态度对待正统论;其知人论世的写作标准、反对成说、讲求信史的史笔论以及多种论人方法无不为后人称道。     

唯物辩证法与马尔库塞的“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

马尔库塞早年试图把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与马克思的辩证法结合起来,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现象学。尽管对此在存在的抽象性和孤立性的分析表明在当时他的"辩证现象学"就超越了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现象学,但马尔库塞对恩格斯的误解表明他并没有把握唯物辩证法的真谛。把马克思的方法置于近代以来的认识论语境中就可以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方法论与"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无关,作为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扬弃,唯物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生活现象学。     

“三个代表”思想的哲学思考

“三个代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具有深远的理论指导意义。本文从哲学的角度对“三个代表”的科学内涵进行分析探讨。认为“三个代表”是具有深刻哲学内涵的科学体系,深刻地蕴含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既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是继承和发展的统一。文章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论述了“三个代表”的哲学内涵:第一方面,“三个代表”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第二方面,“三个代表”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第三方面,“三个代表”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并提出把“三个代表”作为指导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时期实际相结合的桥梁,指导我们进行战略思维和科学决策的理论工具。     

科学发展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

科学发展观,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又根据我国具体实际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统一,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只有把科学发展观放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来学习和理解,牢牢把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才能完整准确地领会和把握其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才能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坚定性和自觉性.     

唐诗咏史说孙吴

唐代是我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高峰。唐诗的兴盛与六朝诗歌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唐代诗人不仅从六朝诗歌中吸取营养,而且大量借用六朝历史典故来做比喻,大大丰富了唐诗的内涵。解读唐诗中关于孙吴之孙策、孙权、周瑜、鲁肃、甘宁、陆逊等人的典故,研究当时之历史,可以以诗证史,开展文史交叉研究。     

略论“新唯物主义”

本文从哲学发展史的视角，对“新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分析论述，认为，新唯物主义贯穿了辩证法；新唯物主义颠倒了唯心史观；新唯物主义以实践观点为基石，并对哲学发展中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论说．     

博兰德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批判的方法论剖析

博兰德对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的系统批判有相当见地。但使用无限回归方法就不难发现,由于割裂了理论与真理、理论与实践的联系而陷入纯粹逻辑学分析的封闭系统方法陷阱中,博兰德对新古典经济学隐性方法论和显性方法论的批判只能是形而上学的、不彻底的。他的改进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也无法使新古典经济学变成一门科学,新古典经济学在西方只是众多经济学支流中的一支。中国经济学方法论本身及经济学研究必须建立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基础之上。     

对列宁社会辩证法的思考

列宁社会过程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包括辩证法的"核心"——对立面的统一与斗争的原则、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精神和社会科学的阶级特征。基于这些基本原理,在列宁的社会辩证法结构里呈现出这样一些必要的元素,如历史性原则、总体性、反映/表达机制和超意识机制等。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社会辩证法研究中的主要贡献是,对处境做出具体的历史分析,以及让积极、主动的革命主体返回到社会历史实践之中。     

以读会意以说促智

朗读,是将无声的书面语言转换为有声的口头语言的过程,是一种眼、口、耳、脑协同作用的创造性阅读活动。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朗读是一种最重要最经常的训练,正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本文主要就是培养学生的朗读能力,以便在课堂教学中做到以读会意、以说促智。     

历史就是历史--年鉴学派对历史学学科定位的一种回答

年鉴派的创立是对传统史学的反动,它提出了总体史的口号,采用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自己的一系列史学实践活动来给历史学定位.经过他们的不懈努力,历史学已非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学,成为综合各门社会科学的"人的科学"或"历史人类学",即研究人类物质生活,也探讨人类精神状态的科学.     

解析董仲舒的人性说

西汉中期董仲舒传承并发扬了孔子的人性思想,试图调和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融合阴阳思想,将人性纳入到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之中,提出了＂天人相副＂、＂性善情恶＂的命题和初具雏形的＂性三品＂说,并由此推出了与之配套的王道教化主张。董仲舒的人性说使得儒家对于人自身本质的认识得以深化,而且他提出的人性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为＂性三品＂说的提出奠定了最根本的理论基础,对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代中国马克思辩证法研究的三大形态述评

国内学者对马克思哲学辩证法的理解,从直观经验的"唯物辩证法",到认识论反省的"实践辩证法",再到关注人的始源性生存的"生存论辩证法",逐步揭示出了马克思辩证法的内在本质,从而也使马克思哲学辩证法的批判本性和解放旨趣进一步得以彰显和澄明。     

“士”与钱穆的文化历史观

由"以士释史"所体现出来的钱穆之文化历史观,不仅源于他所持守的"士""是社会的主要中心"、领导"中国史之演进"以及"历史即文化"等观念,还缘起于他对晚清民国史学界"考订派"与"革新派"之弊端的批评与纠偏。钱穆"以士释史"的文化历史观的价值与意义在于,通过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的"士"来说明中国历史道路、社会性质和文化精神的独特性,以破除那些基于西方观念生硬解释本国历史的不当做法。但钱穆在"以士释史"时,简化了中国历史演进中事实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把"士"作为一个终极因素,夸大了"士",尤其是"士"的精神在国史演进中的解释力。以钱穆为代表的"文化史学"是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张载称引《老子》研究

张载曾累年究释、老之说,熟知释、老典籍及思想。据相关文献可知,张载从"礼"、"天地和圣人"、"有无"三层对老子及其思想略有所论述,对老子的部分概念进行了重新诠释,并对老子思想进行了一些批评与纠正。张载经过重新诠释和演绎,将老子的思想补充到了其理学思想中。     

1978年以来的北京史研究综述

本文梳理了1978年以来北京史研究的学术发展脉络,并结合中国城市史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对北京史研究进行展望,建议开展"城市环境史"的研究。     

论金词之别宗:全真道士词

全真道士词代表了金词之别宗,呈现出独特风貌:第一,创作方式互渗.其词具诗教之旨,创作上使用“诗人句法”,写出许多杂体词.第二,文体功能互渗.“以词喻道”,使得词在功能的选择上由“聊佐清欢”融进了“丹灶仙霞”,具体就是以词述心境、以词明道义、以词劝世人.第三,审美风格雅俗互渗.在以杂体入词、注重雅化的同时,又借鉴市井乡村的俗谣俚曲,吸收民间口语俗语,使词风雅俗互渗并存.全真道士词的俗化,也成为元曲登上文学史舞台的别样前奏.     

“以杜证杜”：《杜诗详注》读法例说——杜诗仇注的注释学研究初步

＂以杜证杜＂就是从文献内证的角度来研究杜诗在杜集中的内在呈现。以仇兆鳌《杜诗详注》为参照系,初步探讨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强调了＂读法＂在解读＂以杜证杜＂中的重要性,并为下一步开展杜诗的注释学研究拓展了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