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刑法、日本刑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关于贿赂的内容和范围的比较

对贿赂的内容和范围的规定直接决定一国对贿赂犯罪的打击力度。日本刑法和判例确定的是否构成贿赂的判断标准就是是否能满足人们的欲望。只要能满足人们的欲望的东西,无论其种类和形式如何,都构成贿赂。《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将＂不正当好处＂作为受贿罪贿赂内容和范围。而中国刑法规定的范围最窄,仅仅规定了＂财物＂和＂财产性利益＂,不利于打击和遏制贿赂犯罪。因此,有必要在立法上进行修改。     

受贿罪的罪刑架构分析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贿赂犯罪呈现出多样化、新型化特征,原来的刑事立法日渐滞后。刑法修正案(九)对相关条文的修改,使得受贿罪的罪刑架构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对于这些改变,理论界与实务界褒贬不一。本文以《刑法修正案九》修订为背景,对受贿罪复杂的罪刑架构及法律适用中分歧意见进行梳理及分析,力求达到对受贿犯罪的全新认识。     

单位犯罪问题探讨

一、关于单位犯罪的立法模式单位犯罪是区别于自然人犯罪主体的犯罪 ,它与传统的个人责任基础的刑法理论体系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如何将单位犯罪纳入刑法体系中 ,各国采用的方式是不同的。有的国家是在刑法总则中将刑法上的人 ,解释为个人及各种形态的法人或团体 ,使所有的刑事法律条文 ,原则上既适用于自然人 ,也适用于单位 ,如加拿大刑法。有的国家是在刑法中具体规定构成单位犯罪的根据和条件 ,而且还规定单位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刑事责任的根据和条件 ,并对承担刑事责任的单位和单位成员的身份作出明确的规定 ,如美国刑法典。有的国家…     

社会公众心理影响刑事立法的具体表现与匡正路径——以十年来历次刑法修正为例进行分析

刑法作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法，在刑事立法过程中必然会受到社会公众心理与民意诉求的影响。自《刑法修正案(八)》以来，刑法修正越发注重对国民欲求的回应，社会公众心理与刑事立法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二者的频繁互动在促进刑法罪名体系与刑罚配置日益完善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刑法典自身的稳定性与体系性，并导致了过度的犯罪圈扩张与忽视刑法以外的社会治理手段的运用。为此，应当通过坚守刑法的谦抑性、协调性以及加强附属刑法与综合性社会治理手段的运用，在回应社会公众诉求与坚守刑法自身理性之间寻求一份微妙的平衡，实现社会公众心理与刑事立法的良性互动，完成从有法可依到科学立法、从法律之治到良法善治的路径转换。     

《刑事诉讼法》第一条评注

《刑事诉讼法》从1979年制定至今历经三次修法,其第一条仅在1996年修法时有三处改动。该条规定了《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目的是保障刑法的正确实施,立法根据是践行宪法的精神和原则。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一编第一章章名为“任务和基本原则”,未能涵盖第一条的立法目的和根据,宜修改为“一般规定”,以兼具统摄性和包容性。同时,应增设“确保程序公正”一语,确立立法追求“实质真实与程序公正”的二元目的观。另外,应关注《刑事诉讼法》对宪法精神和规范的贯彻与衔接,避免“公开审理”与“公开审判”、“特赦”与“隐性大赦”等相关条文间的冲突。     

大陆刑法与澳门刑法犯罪中止的异同

大陆刑法与澳门刑法均规定了犯罪中止制度,两部刑法对中止犯规定相同之处主要表现在立法精神上和表现形式上,相异之处主要表现在处罚原则上和成立条件上,澳门刑法规定的犯罪既遂后仍可成立犯罪中止值得借鉴.     

贪污罪和受贿罪法定刑并轨制的 法治逻辑悖论 ——基于2017年公布的2097份刑事判决书的法律表达

刑事立法通过刑罚尺度将犯罪配置为轻重不等的级别,既是人类公平理性的刑罚体现,也是实现刑法罪刑均衡原则的题中应有之义。"贪污与受贿并重惩罚"的刑事反腐策略面临理论上的正当性质疑和法治逻辑悖论,在刑事立法中法定刑的配置应逐步实现由政策模式到法理模式的转型,更多地从司法实践经验中汲取规律并与既有理论相互检验,致力于应然与实然之间的调和。通过2017年中国司法实践中2097份贪污罪和受贿罪刑事判决书的回归分析发现,相对于受贿罪而言,法官在刑罚的裁量中倾向于对贪污罪判处更重的刑罚,具体量刑上"有索贿情节的受贿罪>贪污罪>受贿罪"。并轨制立法下并发的"同罚异害"罪刑不均衡难题,法益侵害、不法内涵、犯罪生成模式、责任程度等实质差异,决定了贪污罪和受贿罪在立法上应采分离制。     

论“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

“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是有组织的犯罪和暴力性犯罪结合体.我国刑法中有组织犯罪的界定可以借鉴《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相关规定,辅之以刑事司法实务需要的标准来判断.暴力性犯罪是指以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犯罪.根据暴力是否作为构成犯罪的唯一手段,暴力性犯罪可以区分为纯正暴力犯罪和不纯正暴力犯罪.《刑法修正案（八）》将有组织的犯罪和暴力性犯罪撮合在一起的立法技术存在一定质疑,这未能准确反映当前刑法重点打击有组织犯罪和暴力性犯罪的发展趋势.我国刑法应当引入有组织犯罪概念,将其与暴力性犯罪并列作为刑法严厉打击的重点犯罪.     

略论我国刑法规定单位犯罪主体的特点

单位犯罪是１９９７年修订后的刑法在原刑法自然人单一犯罪主体的基础上新增加的一种犯罪主体。过去我国虽有单行刑事立法等对单位犯罪的规定，但在刑法学上只讲一种犯罪主体。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如何区别，与我国以往长期使用的法人犯罪的概念有何不同，是刑法理论上和实践中亟待探讨、解决的问题。本文结合刑法总则的规定，通过研究分则条文，提出了单位犯罪在主观上既有故意，也有过失；在处罚上，以双罚原则为主，也有单罚制，而且从我国刑法的规定上看，单罚制只限于个人代单位受罚，对单位的处罚方式只是判处罚金。对这些特征加以阐释，以划分单位犯罪主体和自然人犯罪、法人犯罪的界限     

论新刑法中受贿罪行的分类

论新刑法中受贿罪行的分类陈兴实付东阳新刑法总结了１７年来我国与受贿罪这种严重渎职性犯罪行为做斗争的司法实践经验，对受贿罪的认定和处罚做了比较全面的规定。为准确运用新刑法，及时、有效地打击各种受贿犯罪行为，有必要明确受贿罪在新刑法中的分类问题。一、受贿...     

影响我国刑法立法效益的制约因素探析

一、我国刑法立法效益分析1997年我国通过对刑法进行全面修订(1997修改后以下简称新刑法,1979年制定简称旧刑法),刑法立法得到了科学化的改善,立法的效益比较明显。它主要体现了我国公民在意识上的提高。刑法修订经过了十几年,期间征求了社会各界的意见,刑法修订草案审议通过后,     

论《刑法》第262条之二的保护法益

《刑法》第262条之二是《刑法修正案（七）》新增设的犯罪。将这种新增的犯罪设置在《刑法》分则第四章不妥,其保护法益不应当是未成年人的人身权利,而应当是一种社会管理秩序。为了充分此种犯罪的立法价值,在类罪归属上应将其纳入《刑法》分则第五章的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之中。     

论网络犯罪的立法控制

网络犯罪是信息化发展中人类面临的新课题,面对网络犯罪的日益猖獗,现有法律对网络犯罪的表述仍然很不完善,诸多已成定论的网络犯罪立法变得不适应现实而略显滞后。我国内地网络犯罪立法在定罪制度、刑罚制度和追诉制度三个方面存在着一定的漏洞和差距。对于定罪制度应该完善网络犯罪的罪状表述,降低网络犯罪的刑事责任年龄,对单位实施的以网络为犯罪对象的严重危害社会行为增设单位犯罪罪名;对于刑罚制度的完善要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酌情考虑加重刑法关于网络犯罪的设刑,完善刑罚种类,设立剥夺行为人在互联网上行为资格的新型资格刑;对于追诉制度应将电子证据增加为一种独立的证据类型,并从法益角度完善刑事管辖权的规定。     

非公职人员利用公共权力受贿的刑事制裁(英文)

为了惩处非公职人员利用公共权力受贿的行为,中国刑法反腐败体系先后经历了以共同犯罪模式处罚到以单独犯罪模式处罚,以及由司法解释探索处罚规则到由刑法典直接规定罪刑规范的转变。司法解释格外关注对与公职人员有共同利益关系的非公职人员的处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为解决司法解释产生的刑法真空而设,但是又出现了新的法律障碍。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主体的一般化应是今后的完善方向。     

中国刑法规定的单位犯罪问题探讨

新《刑法》立法上实现了自然人刑事责任与法人刑事责任的一体化,对惩治腐败,加强廉政建设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单位犯罪现状和特殊性的分析,力求在刑法适用上得到更准确的把握。     

新型经济犯罪问题探析

近些年来,在我国市场经济领域,除猖獗依然的传统经济犯罪外,又出现了诸多新的犯罪形式和新兴犯罪形态,对此新刑法做出了新的基本规定。相对于传统经济犯罪,新型经济犯罪有其合理内涵,此类犯罪主要集中于欺诈、营利、技术、破坏及权力型等种类,此类犯罪具有背景的消极性、案件的高发性、形式的多样性、领域的拓展性及构成的特殊性等特点,其产生亦是历史与现实、宏观与微观、内部与外部、主体与客体等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要防制此类犯罪现象发生,主要可从经济刑事立法、司法,刑法理论研究以及全面综合防治等方面采取相应对策。     

略论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构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公布和实施,标示着我国法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它将和其它法律一起,构成以宪法为基础的立法体系,使我国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更加完善,更好地为经济基础服务。 刑法的任务是采用刑罚的方法同一切犯罪进行斗争,以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保护社会主义所有制,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它权利,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以保障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为了实现刑法的任务,准确地打击犯罪和严格地保护人民权益,刑法规定了同犯罪作斗争的各项原则和制度,对罪与非罪的界…     

浅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

环境污染问题是当今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预防和控制环境污染刻不容缓。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现行刑法所规定的一项非常典型的环境犯罪。《刑法修正案(八)》对原《刑法》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做了较大修改。新修改后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降低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犯罪客观方面的标准,即只要求行为人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处置物质造成严重污染环境的,就构成本罪。在实践中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与投毒罪有相似之处,但主要区别在于犯罪行为人的心态是故意还是过失。《刑法修正案(八)》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内容进行了修订,而其罪名并没有调整,由于社会发展,新的情况不断产生,其也罪名应该予以及时变更。     

论中国刑事立法同苏俄、俄罗斯刑事立法的关系

由于相同的意识形态等原因,苏联时期的立法对新中国的立法产生过重要影响.因此,中国刑事立法同苏俄、俄罗斯刑事立法的关系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刑事立法基本上参照了苏俄早期的刑事立法,并突出表现在刑事立法的阶级属性上.新中国成立后,刑事立法仍然大量参照了苏俄早期的刑事立法,20世纪30年代后期苏俄刑事立法的新成果并没有被借鉴到1979年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中.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刑事立法与中国刑事立法已经在刑法原则、犯罪论及刑罚体系等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是,反映当今俄罗斯市场经济需求的刑事立法可以、而且也应当对中国的刑事立法起到借鉴作用.同时,俄罗斯对刑法典进行适时地多次补充与修订也是值得中国刑事立法关注的.     

伪劣商品罪研究

我国刑法颁布实施10余年来,在保卫人民、惩罚犯罪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加之缺乏立法经验,这部刑法明显具有产品经济的痕迹,存在许多不足。改革开放10多年,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步建立,现行刑法的这些不足与发展市场经济之间形成了许多矛盾,且日益尖锐。为解决这些矛盾,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做了许多及时的修改和重要的补充。1993年7月2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同年9月1日施行的《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对我国刑法的又一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