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立刑事申诉之诉刍议

随着改革的深入,司法实践中日益暴露了刑事申诉方面的许多问题,进一步完善刑事申诉制度已成为迫切需要我们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仅就确立刑事申诉之诉的有关问题略陈管见。一、我国刑诉法应当确立申诉之诉而确立申诉之诉的首要问题,是确认诉讼权利意义上的申诉权。如果只确认申诉人民主权利意义上的申诉权,而不赋予其诉讼权利意义上的申诉权,申诉之诉便无从提起,申诉也就不会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法律意义的诉。而一般地讲,申诉权作为一种民主权利和作为一种诉讼权利,其本质应当是一致的。诉讼权利是民主权利的具体表现,是民主权利的具体化、程序化。但民主权利毕竟不等于诉讼权利,更不能代替诉讼权利。     

行政争议诉前调解论：法理、构造与评判

行政争议诉前调解是最高人民法院借鉴民事诉讼“先行调解”的解纷方式，通过发布司法文件推动行政诉讼制度的一次变革。从弥补判决不足、减少官民对立和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等角度分析，行政争议诉前调解具有可接受性。通过法解释方法，可以得到行政争议诉前调解的规范基础；从诉源治理、法院现状和原告诉求等面向，可以找到行政争议诉前调解的事实基础。行政争议诉前调解制度的构造要义可以从范围、程序和终结方式等方面证成。行政争议解决方式多元化是国家治理策略的一种必然趋势，而权利保护和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则是这一趋势过程中不可缺失的两个基本点。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范围之界定

明确的案件范围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正确实施的关键和前提。但从实践中看,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范围与独立的民事公益诉讼“同质化”现象明显,并未体现出该类诉讼的特殊性。要合理界定该类诉讼的案件范围,应坚持“刑主民辅”的基本理念,充分考虑“附带诉讼”的必要性、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目的与价值等多重影响因素,从“两诉”被告人的关系、损害事实、诉讼管辖以及起诉时间等方面入手,将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范围大于刑事诉讼被告范围的案件、公益损害事实超出犯罪事实的案件、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实行专门管辖的案件以及在一审开庭后起诉的案件等排除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范围之外。     

纳税人诉讼制度研究

纳税人诉讼是纳税人在其纳税人基本权利遭到侵害时提起的诉讼,包括针对在税收征收和税收使用两个阶段侵害纳税人基本权利的情形提起的诉讼。众多西方国家已建立了纳税人诉讼制度,在保护纳税人基本权利和规范政府财政行为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国也有必要建立自己的纳税人诉讼制度,应在《税法通则》的制定中为这一制度提供法律依据。在我国提起税务人诉讼应首先向检察机关提起申诉,只有在被拒绝的情况下才能直接向法院起诉。纳税人诉讼的被告为决定违法征税或违法使用税收的行政机关,诉讼程序准用行政诉讼相关规定。对于纳税人诉讼应设定"救济用尽"原则以限制滥诉,同时应对于胜诉的纳税人减免相应数额税款作为起诉的激励。     

抗辩制刑事司法程序中的公诉程序论纲——英国刑事司法程序的启示

公诉作为审判的启动程序,在抗辩制刑事司法程序中,作为控方,一方面应行使其控诉职责、发挥其控诉力,以求得诉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应遵从抗辩制刑事司法程序所要求的均衡对抗原则,保障程序正义和诉的公正性。故而,公诉程序的健全对抗辩制的完善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借鉴英国刑事司法程序的启示,着重从公诉的自由裁量权、诉侦关系、公诉与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之间的关系等方面来优化公诉程序。     

俄罗斯行政诉讼制度的历时性审视

俄罗斯的行政诉讼不是其本土化法制。它经历了从“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的历时性转变,通过对传统与西方现代法制思想的反思,以宪政基础为基石,强化了整个制度体系设计的逻辑性,从对诉讼价值的准确定位、适当扩大适用范围、明确举证责任和检察官的参诉制度,全新地设计了行政诉讼制度。关注俄罗斯行政诉讼制度是如何从传统走到现代,反思其面临的困境,对于构建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将是有益的借鉴。     

论行政诉讼中重复起诉的识别标准——以《行诉解释》第106条为分析对象

《行诉解释》第106条首次明确了行政诉讼中的重复起诉识别标准。然而,由于该标准过于抽象,法院在识别过程中,一方面因对三要素的理解存在偏差,规范之内未严格遵循三要素均相同的识别标准;另一方面因对诉讼标的之不同理解、既判力客观范围的扩张理论之发展、立案登记制下法定起诉条件之解读,规范之外以行政行为、主要争点、事实和理由为识别标准,导致重复起诉认定呈现出宽泛化趋势。据此,应以《行诉解释》第106条三要素识别标准为依据,确定当事人同一性之“一般情形+特殊情形”标准,选择诉讼标的同一性之“行政行为违法性说”标准,区分诉讼请求同一性之“诉求相同型与诉求包含型”标准,以此构建和解释行政诉讼中重复起诉的识别标准。     

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诉讼化完善

刑事诉讼法增设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将刑事强制医疗的决定纳入刑事诉讼程序,开创了我国刑事强制医疗司法审查和裁判的历史,其相关规定有必要性和合理性,但该程序的部分规定具有较强的行政化意味,背离了诉讼化的方向。精神病人当然地享有诉讼权利,且应更加充分地受到保护,行政化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对精神病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并无益处,只有诉讼化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才能更好地保障精神病人的诉讼权利,诉讼化是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必然选择。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诉讼化完善可以从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提起、庭审程序、救济程序、终止程序等方面进行。     

行政诉讼“原告就被告”地域管辖规则之缺陷及其完善

管辖制度是行政诉讼的重要制度,不仅关系到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实现程度,也影响着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新《行政诉讼法》关于管辖制度的修改是行政诉讼的进步,却仍然无力触及行政诉讼一般地域管辖中"原告就被告"原则,忽视行政诉讼作为私权对公权的对抗特殊性,不利于原告诉权保护,加剧了司法地方化。为实现行政诉讼目的,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应赋予原告管辖选择权,原、被告同一辖区可择地而诉,确保正义分配。     

检察公益诉讼实施模式研究

检察机关在提起公益诉讼时往往面临着行政公益诉讼模式抑或民事公益诉讼模式的“两诉”选择困境。然而，单纯地选择行政公益诉讼模式或者民事公益诉讼模式均有缺陷和不足。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与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也有理念与实施机制等多方面的困惑和难题。从发展趋势上来看，检察机关应当融合行政公益诉讼模式和民事公益诉讼模式的内在制度优势，形成一种以一体化和整体性为特征的检察公益诉讼综合模式。为此，我国通过《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对公益诉讼分别调整所形成的二元立法分离模式有必要加以修正，制定统一的“公益诉讼法”或“检察公益诉讼法”以形成一体化的检察公益诉讼综合模式乃大势所趋。     

行政诉讼:宪法实施的重要推动力

行政诉讼在推动宪法实施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行政诉讼是中国宪法实施的重要推动力。行政诉讼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使中国宪法有关公民申诉控告权的规定得到贯彻落实,也使其他实体性的公民基本权利开始受到普遍重视,并彰显了权力制约的宪法精神,而且还探索出了"依宪解释"的宪法实施新路径。当然,现行行政诉讼制度及其实践在推动宪法实施方面仍有不足之处,面临挑战。由此,应该进一步积极发挥行政诉讼的立法适用宪法、监督适用宪法、解释适用宪法的三大功能,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宪法的立法实施、监督实施和解释实施。     

诉讼法律责任论

本文认为,针对诉讼法律关系主体违反诉讼义务的行为而科以诉讼法上的否定性后果,就是诉讼法律责任。它具有不同于实体法律责任司法行政法律责任的鲜明特征。诉讼法律责任的诉控主体包括诉讼参与人和司法机关,确认主体是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承担主体则可能是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和案外人等。诉讼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是确认诉讼法律责任的根据。在我国目前的现行立法中.有训诫、拘传、没收、承担不利诉讼后果,撤销诉讼行为和裁判的效力,追究司法赔偿责任等严厉程度不同的十三种诉讼法律责任形式。     

行政诉讼功能和作用的再审视

目前,我国正处在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矛盾易发和多发的时期.如何解决这些不断出现的社会矛盾和各种社会问题,有两种思路:一是运用打压和安抚相结合的人治思维和人治手段;一是运用依法行政、依法解纷、依法监督和依法救济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我们不可不再度审视行政诉讼的功能和作用.行政诉讼最重要的功能和作用即是解纷、监督和救济.要有效发挥行政诉讼的此种功能和作用,并处理好行政诉讼与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必须树立法治平衡理念,运用法治平衡原则指导行政诉讼中的解纷、监督和救济.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与诉讼程序衔接机制研究

我国环境诉讼的司法实践表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与诉讼程序的衔接机制并不顺畅，主要存在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力受限、行政机关履职认定标准不统一、诉讼请求与检察建议存在出入、检察机关举证责任偏重等问题。要建立诉前程序与诉讼程序的有效衔接机制，必须强化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确立“类型化”行政不作为认定标准；第二，提升检察机关调查取证能力；第三，明确检察建议与诉讼请求内容衔接转换的界限；第四，合理配置检察机关的举证责任。     

日本股东代表诉讼程序保障机制及对我国的借镜

《日本民事诉讼法》及《日本商法典》对股东代表诉讼的程序保障可分为事前保障与事后救济两个面向。事前程序保障方面,由于未起诉的公司及股东为判决效力所及,股东有知悉诉讼系属及参与诉讼的权利。若当事人不愿作出诉讼告知时,法院可依职权作出诉讼通知。日本法的实践表明,课予诉讼当事人、公司作出诉讼告知或公告通知股东的义务,比法院职权通知效率更高。事后救济方面,日本法规定了再审之诉、第三人撤销之诉及诈害再审之诉,后者对公司及其他股东的保障较前两者更为有利。我国公司法与民诉法未来的实务及修法中,应规定原告股东对公司有诉讼告知的义务,而公司对股东有公告、通知的义务。且宜将诈害诉讼作为申请再审的法定事由之一,并保障诈害再审之诉在制度设计与机理功能上与第三人撤销之诉相辅相成,彼此促进适用。     

论刑事审判救济程序中的被告人

刑事审判救济程序是旨在发现和纠正判决、裁定错误而设置的一审后审判,其会引导刑事案件重新走回法庭,由控辩审三方参与进行审理。在该程序中,适格的被告这一问题长期以来一直被中外刑诉法所回避。司法实践中,两大法系国家一般将原审中的原被告在救济审中发生程序角色换位,我国则是将一审中的控方和被告人视作救济审中的原被告双方,而救济程序中真正的被告人则一直隐藏于幕后,从而使刑事审判救济程序因诉讼主体的错位导致诉讼行为的移位。从诉讼程序的客观规律出发加以分析,刑事审判救济程序中的被告人应是原审法院,而且法院作为程序性刑事被告人是完全正当的,随着刑事诉讼的发展,原审法院程序性被告的归位应该成为必然。     

比较与反思：论我国行政诉讼体制的完善

行政诉讼涉及到行政权与司法权两种国家基本权力形态,是行政监督中较为重要的一种制度。其监督作用的发挥与行政诉讼体制有密切关联性,因此行政审判机构的组织结构、审理程序、人员配置对司法监督行政权的效能有重要的影响。对于我国行政诉讼体制的完善,应对域外行政审判组织相关状况进行考察,通过比较与分析目前我国行政诉讼体制的不足,才能明晰我国行政诉讼体制完善的思路。     

台湾与中国大陆行政诉讼制度之比较

本文认为,尽管大陆行政诉讼制度起步较晚,但起点高,尚能跟上时代步伐,顺应世界潮流。其立法条款较周全,在行政诉讼审判机构设置、举证责任、审理方式、强制执行等方面较之台湾的行政诉讼制度更先进、更合理、更有利于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而台湾法律就行政诉讼之规定则显得内容陈旧,条款欠周全,难于适应台湾地区社会发展之需要。作者还指出,大陆行政诉讼制度对行政机关的制约和监督尚宜强化,法官任用的资格条件必须严格。     

论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机制的优势与完善

行政公益诉讼是检察机关的一项新确立的重要职能,为了更好的推进公益诉讼,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本文采用了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归纳总结法,对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优势以及实践中出现的具体问题进行研究,提出完善建议:多途径拓宽案件线索、探索让监察机关负责调查取证、加大对检察机关的人财物支持、明确败诉结果的责任承担,设置"行政诉讼公益基金",进一步完善行政公益诉讼,让其成为保护公益的重要手段。     

效益:刑事程序之重要价值目标──论刑事诉讼的效益原则

任何法律制度的设计及应用都以实现一定的法律价值为基本点和归宿。作为刑事司法重要价值目标之一的刑事诉讼效益,其价值取向对于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及其职能的发挥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关系诉讼的成败,体现诉讼的生命力,因此,在刑事诉讼中确立诉讼效益原则,以最少的司法资源投入,获取最大的诉讼效益,既是市场经济对法制的迫切要求,也是历史的必然。尽管现行刑事诉讼法较好地体现了效益要求,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效益的实现度尚不很高。笔者认为,从效益至上的角度出发,设计和运用刑事诉讼程序,或者说最佳效益获得的途径应该是客观公正与节约司法资源两者的高度统一。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一系列改革的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