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作家的延安书写(1934—1949)（英文）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汇聚延安的域外作家,为中国的国际形象认知拉开了书写"红色圣地"的序幕。国际视野中的延安形象,是在历史与社会所交织的文化语境中,被域外作家、记者的延安文本"合力"塑造的。革命的个人意识与较高的艺术创造力,使域外作家的延安叙述具有真实的在场感和超越时代的现实意义,也是他们"延安书写"突出的共性特点。对中国民间所孕育的革命力量的"发现",在"人民性"的追索中呼唤与塑形"大众英雄",是域外作家延安书写的精神向度,也是其有别于本土作家的个性特点。他们的创作实践与本土作家的创作经验相辉映,将中外的延安镜像并置,在现实与文学的互文中,推进了延安文学的现代性与世界性。域外作家和本土作家一道参与中国革命历史文化的创造,将个人话语汇入中国新时代的话语,完成了其文化身份的"重述"。延安的世界认同,历经自我历史创构的艰难过程,突破了国际形象的限定,实现了中国现代历史生成的自证之路。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启的现代性意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对现代性的诉求、消化与建构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中国共产党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境遇中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启蒙与教育,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具有的开放性和世界性意识,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指导过程中,具体、科学和有效地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实现了对西方现代性的"本土化"与"中国化"的转换,彻底摆脱了对现代性的模仿与焦虑;同时清醒地认识和解决了对被各种主义、话语、框架、叙事等掩盖的实事与问题,特别是那些本己的实事与问题,开启真正的自我理解的现代性道路,彰显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价值与意义。     

论中国韬略思想在三国时期的发展

韬略是一门关于策略运筹的学问,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素被视为绝学.当代西方学术界开创的"国家战略"、"大战略"等学科,与中国韬略的内涵接近,两者同属于运用国家综合实力以实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而西方这一领域的思想之源于中国古代,是有历史线索可寻的.     

历程、效应与展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再考察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理解和发展即中国化,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并在早期形成了"以俄为师"的特殊路径依赖,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路径选择最为鲜明的时代特征.它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取得了重大理论创新,同时却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长期被我们作了简单化、教条化和实用化的解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返本与开新",通过"回到马克思",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完整视阈和本真精神;通过"发展马克思",在与马克思思想资源的对接中创生出马克思哲学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已经成为重大的时代课题.就此而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开启,已经显示出积极的效应和美好的前景.     

试论新形势下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核心地位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与大陆同根同源是历史的定论。"只有一个中国"是中美关系正常发展的前提。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和美国的别有用心,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成为"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长期以来,美国为了达到其牵制中国的目的,以"共同防御条约"和《与台湾关系法》为借口,一再挑起所谓"台湾问题",影响了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正常交往。本文通过对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核心地位的讨论,明确指出,所谓的"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是美国一手操控台湾、制约中国的结果。弱化"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实现中美关系的长期正常化,不仅是时代的要求,更符合两国各自国家利益的现实需要。     

中国改革逻辑的转换——从“恶法非法”转向“恶法亦法”

中国35年的改革遵循的是"恶法非法"的改革逻辑,这种依赖权力权威的"非法型"改革过程是伴随法治进步对制度的破坏过程,是伴随政府权力弱化及市场拓展对官员个人权力的强化过程,这与法治化和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存在逻辑悖论,难以为继;中国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转向"恶法亦法"的改革逻辑,摒弃以任何"恶"的手段实现自己心中的"正义"都是正当的行为逻辑和"放开搞活权力"的改革思路,通过削权、废规、规范来限权扩市,坚持方向性、操作性、普遍性、持续性、进步性五原则改革"恶法"。     

中国德昂族的传说/神话与典范历史叙述

王朝/民族国家运用典范历史叙述建立认同的过程中,典范历史书写影响了边疆少数民族的内在心理边界,使得包括德昂族在内的少数民族也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王朝国家的典范历史叙述做出回应.德昂族通过在神话/传说确立德昂族先民与汉族的血缘关系,自下而上地构建德昂族与中国主体民族的汉族"天赋的联结",从而实现华夏化的整体认同。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的三个理由

道路问题是实现中国梦最根本的问题。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走对了,而且走稳了、走好了。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的理由可以归纳为三个"源于":源于对复兴之路的艰辛探索,源于对世界大事的深刻洞悉,源于对自身优势的深切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这是历史的结论,也是现实的必然。     

“中体西用”之现代反观

"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也是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模式,是近代历史上最有意义的课题之一。尽管有着种种的历史局限性,但它适应时代需要,促进西方先进文化东进并推动中国传统社会转型与进步的作用是无可取代的,值得我们不断深思与反省。     

百年世界秩序中的中国共产党外交

世界秩序是一种历史结构,它制约着国家,特别是弱国的内政外交。百年间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突破一个个结构束缚,使得中国"沧桑巨变",逐步地实现其各阶段任务,这在百年来弱国的成长史中是罕见的。中国共产党百年间利用了世界革命带来的机遇,完成了民族民主革命;利用了冷战条件下两个超级大国的矛盾与对立,确保了新中国的安全与主权;通过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战略隐忍,实现了经济腾飞;目前正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融通中国梦与世界梦,在服务于中国梦实现的同时,促进着各国人民共同利益和人类进步事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成功,其经验在于:第一,服务的目标正确;其二,制度内在优势弥补了物质实力的不足;其三,富有政治智慧的对外战略。     

中国古代史学的思维特征

中国古代史学通过对历史研究的对象、特点、方法与目的的多重思考,逐渐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思维特征,一是"究天人之际"的整体思维,旨在探讨天人关系,将天道与人事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思考,体现出天人一体的特点;二是"通古今之变"的通变思维,旨在探讨古今关系,在贯通古今的过程中审视历史的盛衰之变;三是"成一家之言"的创新思维,力求史学认识要见解独到,史书编纂能发凡起例;四是"以史为鉴"的鉴戒思维,强调本着强烈的历史忧患意识,通过书写历史的兴亡成败,以为现实政治作出借鉴;五是"求真"与"求道"的二重思维,要求既要追求史实之真以反映历史本来面目,又要追求道义之真以维护社会与政治伦理,而史实之真必须服从于道义之真。对中国古代史学思维特征的具体阐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史学思想的民族特性。     

马克思视阈下的“太平洋时代”——兼论“太平洋时代”和“中国梦”的实现

"太平洋时代"是空间维度与时间维度相结合的概念。早在160多年前,马克思就对"太平洋时代"进行了宏观描绘。马克思关于"太平洋时代"的论述,是他对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准确判断。循着马克思的思路,我们能勾勒出"太平洋时代"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轨迹。"太平洋时代"对于中国而言是"天时地利"。"太平洋时代"和"中国梦"的实现是辩证统一的,在"太平洋时代",中国应该抓住机遇,有所作为。     

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核心结构与中国历史之进路——关于“韦伯难题”的另类思考

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核心结构是“求均求稳”。这种文化模式在历史过程中形成 ,反过来又直接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基本进路 ,演绎出我国历史运作的圆圈律特质和持续沦落的社会经济史。马克思主义入主中国为中华民族走出古旧的历史围城、实现复兴创造了契机 ,但真正带领国人走上不断进步的历史轨道的则是邓小平     

共同富裕的民政角色塑造研究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共产党人对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实现高质量的共同富裕,是民政的切实担当.本文从历史与现实的维度,采取文献研究方法,分析了共同富裕与民政的理论关系,及民政的实践方位.研究发现,共同富裕的民政制度优势表现于解决赤贫问题、实现温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历史阶段.由...     

中韩日“战争记忆”的差异与历史认识重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年来,中韩日三国围绕那场战争的记忆存在差异。差异化的战争记忆背后是不同的历史认识,对于历史记忆的重构具有各自不同的导向性。在中韩日三国的战争记忆重构过程中,都存在着一种由一元化结构向多元化结构转变的趋势或过程。尤其是日本社会受害与加害二重性的战争记忆构造和不断修正历史认识的政治倾向,造成三国在战争记忆问题上存在较大差异。战争记忆作为"历史遗产"成为阻碍三国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塑造真实的战争记忆是构建三国"共享的记忆"的前提和基础,构建东亚社会在战争记忆上共同的"记忆的场"是推动实现历史和解的可行路径。     

试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紧张”(英文)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紧张"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改变世界"的理论所特有的展示方式,是理论在实现自身的过程中把握了实践的需要,与实践相互作用、相互改造的特殊状态,是理论自我反省、自我超越的内在根据。"内在紧张"的运动关系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生长机制。马克思主义呈现出"内在紧张"的状态,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正面临着理论创新的压力和机遇,克服这种"内在紧张"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现过程。从科学与意识形态、无产阶级及其阶级意识、历史与逻辑、个人与社会、理论与实践等五大理论"内在紧张"的矛盾关系及其逻辑关联,可以清晰地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特质。     

茅盾文学批评中的“同化”与“顺应”——中国现代“主流”批评生成演化的微观分析

政治追求是贯穿于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进程的一条鲜明线索.茅盾一生的文学批评活动恰好提供了中国现代"主流"批评生成演化的个人证词.在文学与政治、个人与集体、权力意志与个人思考之间,茅盾一直处在不断的同化与顺应过程中,他的批评成果不仅表现了一代知识分子不断选择、不断徘徊、不断矛盾的心路历程,也显现了"主流"批评发展的历史轨迹.     

论马克思封建制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当今中国社会普遍认为,中国社会有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时期,这种观念的流行,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有密切的联系。按照这种思维定势,中西方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封建制,但如果我们溯本清源会发现,马克思所理解的封建制在社会实践中有它的历史存在性,与中西方封建制存在着必然联系,与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社会形态相去甚远。因此认真分析马克思封建制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把握马克思所理解的封建制理论精髓,十分必要;同时对中国社会"泛封建化"问题的深刻反思,彰显马克思唯物史观中人类历史发展道路的多维性意义深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演进规律及理性启示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说来,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这一历史的演进,经历了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传播到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再从党的指导思想到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过程。它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性的内在力量和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的领袖人物,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所作的历史性贡献;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本质与时代特征。回溯这一历史,可发现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演进的基本因素及这些因素之间本质的内在的必然联系,发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演进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发展的综合性现象,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规律,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不断发展。     

中日“历史问题”的过程性结构与“历史和解”可能的原理

随着强征劳工受害诉讼案在韩国进入实质性司法阶段,东亚地区清算日本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责任运动到了决定性转折期。中韩同是受日本帝国主义伤害过的国家,邦交正常化以后的中日关系更饱受"历史问题"周期性发作之苦,中国对日外交似乎也到了考虑设置解决"历史问题"议程的重要关头。通过研究邦交正常化过程和"历史问题"发展史可知,《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本的"反省"修辞遮蔽了谈判时对侵略加害历史做出口头谢罪的事实,"密约构造"导致日本侵略战争责任的暧昧化并演变为中日间围绕"教科书事件""参拜靖国神社事件"等的"历史问题"冲突。日本的有识之士在当时就曾提出战后处理的若干原则,或可为继续战后处理、实现中日"历史和解"提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