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与行政执法方式变革

初见端倪的知识经济对工业经济时代所形成的行政法治提出了严峻挑战 ,呼唤并必将引起行政法治的全面变革 ,尤其是行政执法方式的变革 :行政执法方式的多样化、非权力化、法治化与公开化     

刍议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制度完善

行政执法检察监督是检察权对行政权的直接监督,也是对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公力救济。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其对行政行为进行监督具有正当性基础,遵循了法治规律,体现了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和监督。基于检察监督与行政执法促进依法行政和社会治理的现代化目标的一致性,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的互动成为必然趋势。本文从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法理基础以及检察权与行政权二者的关系出发,结合行政执法检察监督中存在的问题,探求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范围、方式、程序及效力。     

论法治政府中的行政执法责任制

建立行政执法责任制是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环节。目前我国在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方面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因此,要加强行政执法机关及行政执法队伍建设;要理顺行政执法体制;要努力提高和确保立法质量;要加强行政执法监督。     

论发挥中国社团组织对法治的促进作用

自由主义法治范式与福利国家法治范式具有内在的缺陷,法治面临着困境.社团组织的兴起,为解决这一困境提供了新的契机.作为一种新型的权力制约方式和权利保障机制,社团组织有利于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有利于对公民权利的保障,有利于树立法律权威.因此,社团组织对法治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在当下中国社团组织的发展过程中,尚存在一些阻碍其发挥促进作用的因素,应该克服阻碍社团组织发挥作用的因素,从而进一步发挥中国社团组织对法治的促进作用.     

论法治政府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法律规制

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核心是要明确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职责,健全行政执法评议考核体系,落实行政责任追究机制。本文通过对行政执法责任制必须建立职责划分、目标确定、程序制约、责任追究的法律规制的论述,说明行政执法责任制必须充分重视法律规制的建设,才能实现法治政府的建设目标。     

法治自由价值理论演进的内在逻辑及其当代意义

在历时态视野中,法治的自由价值理论从古希腊到现代经历了漫长的演进过程,期间经历了分裂与整合,在内在逻辑上包含三种价值观:一种是重视社会自由的集体主义式的法治价值观,从古希腊开创经近代卢梭、康德和黑格尔等人的继承与发展,到现今的共和主义;一种是重视个体自由的自由主义式的法治价值观,如洛克和孟德斯鸠等开创、哈耶克等发展了的自由主义的法治价值观;第三种是马克思开创的个体自由与社会自由相统一的全面和谐的法治价值观.实践证明,第三种价值观最终成为人类应对法治的危机与困境的共同追求.从中国法治发展的状况看,确立马克思式的以个体自由与社会自由相统一的全面和谐的法治观,对于寻找中国法治发展困境的症结所在具有重要意义.     

建设诚信与法治政府的思路与对策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和信用经济。在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诚信体系中,政府应当率先垂范。一是通过增进公务人员的信用观念,建立控制性的责任制度,建立信用奖惩机制,保持政府法规政策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减少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等措施,加强诚信政府建设;二是通过做好行政立法工作、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加强行政执法监督,为建设法治型政府奠定基础、提供支撑和保障。     

论中国行政执法监督存在问题及对策

依法行政是法治国家的应有之义,健全有力的行政执法监督又是依法行政的保障。本文以阐述行政执法监督的现实需要和法理依据入手,分析中国现行行政执法监督存在的问题及缺陷,进而从文化观念、权力机关的监督、司法机关的监督、制度建设等方面探寻完善行政执法监督的路径,以期为加强和完善行政执法监督制度提供参考。     

"依法治理"进程中的误区及其克服

建立法治国家已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和战略目标,然而,冷静的分析使我们看到,中国法治进程中尚存在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法律与道德、本土和移植等误区,严重制约着我国的法治进程。因此,必须克服这些误区和困境,加强法治启蒙、伦理秩序建构和法治本土化根基的构筑,从而推进我国的民主和法治进程。     

浅析习近平法治政府建设思想与广州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严格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思想指导下,广州在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公开行政执法过程、推进政府信息公开、优化建设项目审批流程、规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等法治政府建设方面成就斐然,但其中同样存在不足之处。为此,广州需要在更为深入地学习这一指导思想的深刻意涵和现实意义基础上,总结经验、取长补短,通过提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法治意识及能力、规范执法行为和决策权的行使、进一步扩大信息公开范围等途径,加快提升自身的法治政府建设水平。     

引领与建构：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刑法意蕴解读

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国刑法理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立法引领与司法构建两个层面。在立法引领层面,中国废止了劳动教养制度,以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完善了刑法的内容,推进了刑法再法典化的进步,同时促进了民权刑法观、安全刑法观、系统刑法观立法理念的生成。在司法建构层面,中国刑事法治领域建立了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以及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监督的司法机制,另外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也开创性地形成了注重人权保障、注重犯罪预防、注重刑法教义学构建的司法理念。深入梳理习近平法治思想影响下中国刑法理念的重大变化,对探索与发现中国刑事法治建设发展的历史规律具有重要意义,对中国日后的刑事法治建设亦大有裨益。     

传统法律文化与法治现代化的对接路径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精神对接之间存在困境,困境的形成主要由于传统法律文化具有重法制轻法治、重集体轻个人、重和合轻冲突、重德(礼)轻刑(法)等特点,并长久以来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观念,与现代法治精神相冲突。困境的消解,不能靠简单地移植西方法律,也不能仅依赖于本土资源自生,而应该通过以下几条路径:1)培植现代法律意识,去除“人治”观念,培育起真正的“法治”观念,形成民主、平等的共识;2)建构市民社会,激活契约精神;3)在立法环节上完善现代法治的同时,推进司法制度改革,加快司法现代化的进程。通过这些路径和步骤,推进法制现代化,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治。     

论领导与法治

领导与法治的关系是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适当处理好这一关系,对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有序发展,实现决策的系统化、科学化,使行政领导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在研究领导与法制的基础上,提出领导者在逐步实现由传统领导观念、领导方式向以法治国的观念与方式转变过程中要解决的几个观念问题,论证了领导行为与立法、司法、行政执法、法制监督之间的关系。     

法治核心价值理念的生成及其深层动因

西方法治思想内蕴人类的自由精神,体现人的尊严与价值.在西方法治理念演进的历史上,从法治自由价值理念的萌生,到以个体自由为核心的法治价值的突显,再到现代西方法治因对人性的背离而产生的危机,都与人自身的发展有必然的联系.从人自身发展角度上审视法治核心价值理念的发展,可以看到其演化的深层动因.人类群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催生了法治的萌生,人类个体自我意识的生成促进了西方法治核心价值理念的生成与发展,人类理性的过度膨胀使得现代法治危机重重.如何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层面走出困境则成为西方法治发展的当代命题.     

法权人格的确立与中国法治社会的生成

法权人格以法权关系为客观基础,通过法权意识这一中间环节,在社会历史中逐渐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法权人格作为法治社会必不可少的社会人格体,其实质在于以个体自由的发达为前提,以主体性的充分觉醒为基本内涵,以“主体-主体”的交往形式为依托。在文化层面上,法权人格的缺位是中国法治社会生成的一个前提性困境,其培育与确立对中国法治社会的生成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     

对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思考——以广州市荔湾区为例

综合行政执法是为解决行政部门权限冲突、提升执法效能等公共治理困境而进行的,但在执法主体、执法客体、执法环境等方面存在困境。广州市荔湾区以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为核心,从政府职能转变、行政机构整合、执法流程再造等方面推进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作为基层难以突破综合执法法律体系不完善、执法路径依赖等难题,需要从法律依据、理论构建等顶层设计以及部门协同、专业执法支持等基层操作层面进行完善。     

基层政府主导农村法治发展面临的困境——基于湖南益阳15个乡镇的调查与思考

作为国家最基层政权的乡镇政府是农村法治发展的主导者,其主导法治之难不仅在于立法的缺陷与执法的尴尬,更在于要在一个有着浓厚伦理文化传统的特定地域植入现代法治化治理机制,改变沿袭了几千年的乡村治理传统。基层政府主导农村法治发展面临的困境主要有:基层法治生态不健康,政府行政的法治化程度偏低;基层政府行政的法律权威面临多重挑战;基层政府行政与村民自治的冲突长期存在;基层干部的行政理念尚未完成法治化转型。     

论行政法治的法制基础

行政法治作为法治国家建设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可或缺的,而且被认为是实现法治工程总体目标的关键。要实现行政法治的目标,必须强化制度建设:要完善和推行公务员制度,为建设高素质的行政执法队伍提供保障;要加强行政组织立法,创建行政机关科学合理的体制结构,保证行政权配置的正当性;要建立一套公平、公正和科学的行政程序法律规范体系,从法律程序上规范行政主体的权力行使,维护行政权运行过程的正当性。     

中国环境法治的理念更新与实践转向——以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转型为视角

从传统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型不仅意味着社会运作方式的转变,更意味着人们生活方式与生活态度的转变.这种转变既使传统社会的环境法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和困境,同时也为环境法治理念的更新与实践转向提供了契机.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中国环境法也要在立法理论与实践方式上实现自觉地更新与转换,具体应包括:提升环境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把预防作为环境法首要的调整方式;强调国际合作在环境法治中的作用.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困境与路径研究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加强党自身建设的重要途径,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迫切需要。当前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仍面临立法质量不高、法律实施机制不完善、地方与部门保护主义的困扰、公民及部分领导干部法治意识淡薄方面的困境,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依法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依法执政;全面提升立法质量,做到有法可依、有法能依;切实加强宪法和法律的有效实施,维护法治的权威与尊严;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大力加强司法队伍建设;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和法治意识,推进法治社会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