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顾炎武的风俗观

风俗是凝结于生活中的道德,在道德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顾炎武对风俗相当重视,他认为风俗乃“天下之大事”,是社会治乱的根本原因;但风俗有良俗与恶俗之分,因此必须采取措施整治风俗,促使社会风俗向好的方面转化;而在这一过程中,统治阶层应当发挥主要的作用。     

深深眷恋土地的一群——论现当代湖南小说中的风俗描写

<正>一 风俗是历代相沿积久而成的风尚、习俗。《汉书·地理志》云:“凡民禀五常之性,而有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之情欲,故谓之俗。”风俗是由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决定的。它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逐渐沉淀定型的过程,“一旦形成之后,便具有超时代的稳定性。”文学作品中风俗的内函远比民俗学上风俗的内涵宽泛和丰富。在文学作品中,风俗民情合用,有时直接称之为地方色彩,和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作品的生活气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函盖和超越了民俗历史积淀而成的有意味的种种事象和形式,包含更多现实的流动的生活情     

清代江南社会生活与风俗民情浅说——从清代方志笔记中所反映的江南社会风貌一斑

刘豁公《上海竹枝词》序言云:“民情风俗,国家安危之本也。”可见风俗民情对于社会盛衰、国家安危之重要。一地之社会生活,与该地之风俗民情关系至为密切。所谓“风俗”,明万历《龙游县志·风俗》曰:“上行下效之谓风,众心安定之谓俗。”也就是说,“风”是正在形成中的民情,     

《尚书》议论技巧略论

《尚书》今存二十八篇。宋人真德秀以为,“《禹贡》、《顾命》乃记之祖。”细读《尚书》,又见《尧典》叙尧、舜事迹,《金縢》叙周公事迹,亦当归于“记”体。其余二十四篇,分属谟,训、诰、誓、命五类古文体。宋张表臣《珊瑚钩诗话》曾阐述此五类文体的特点为:“陈其谟而成嘉猷者谓之《谟》,顺其理而迪之者谓之《训》,属其人而告之者谓之《诰》,即师众而誓之者谓之《誓》,因官使而命之者谓之《命》。”总     

《天雨花》全书一韵到底

晚清通行妇女社会之小说书籍,如《天雨花》、《笔生花》、《再生缘》、《安邦志)、《定国志》等,作者未必无迎合社会风俗之意。以求取悦于人。然人之读之者,目濡耳染,日累月积,酿组织而成当日妇女如此如此     

李觏易学思想管窥

李觏所著《易论》十二篇，不仅标示出宋代易学义理之端绪，且反映出其坚持自身的学术个性及提倡以《周易》阐扬儒家学理的用心所在。李觏之易学重经世、重人事。他治《易》不徒托空言，将学《易》、解《易》及用《易》看成是一门观察人事兴衰，社会治乱的大学问，突出了《周易》作为经世之书的历史价值。     

史樹青講“从《風俗通义》看汉代的禮俗”

最近,中国历史博物館研究員史树青同志应邀来校,在中文系古典文献教研室举办的中国古代文化讲座上,作了“从《风俗通义》看汉代礼俗”的专題报告。他对于《风俗通义》的作者应劭的生平事蹟,该书的流传情况以及它的內容、价值等方面,作了全面介紹。史树青同志說:应劭是东汉末期的人,曾以“月旦評”的方式议論时人,評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他写作《风俗通义》的目的,在于“辯风正俗”,破除当时社会上迷信落后的习俗。因而《风俗通义》在民俗史上有上承《三礼》、     

《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出版发行

由我院校友、现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严昌洪同志撰写的《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一书,1992年9月已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一书的作者,运用历史学和民族学的研究方法,以社会近代化与风俗的嬗变关系为主线,系统地阐述了1840鸦片战争以来,在西俗东浙和中国的经济政治变革的大潮之下社会风俗演变的轨迹。作者着重论述了古代风俗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中西风俗的     

略论汉英词汇的理据

汉英语言的大多数单词是任意而又约定俗成的语言符号,名称与事物之间没有自然的、本质的联系。墨子曾说,名是“通约’的“无固是(实)”。(《墨子闲诂·经上》) 荀子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苟子集解·正名》)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也借其笔下人物之口说:     

庄子思想与魏晋士风

<正> 魏晋士风,即玄学思潮笼罩下的魏晋名士、文人的精神风貌、生活情趣,在《世说新语》中有十分具体生动的记载、描写。其主要表现可用西晋裴领《崇有论》中的一段话来概括:“是以立言借于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故砥砺之风弥以陵迟。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礼,而忽容止之表,渎弃长幼之序,混漫贵贱之级;其甚者至于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为弘,士行又亏矣。”(《晋书·裴頠传》)东晋干宝《晋纪·总论》亦有近似的概括:“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庄老为宗,而绌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辨,而贱名俭;行身者以放濁为通,而斥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文选卷四十九》)这些表述虽然反映着、濡染着儒家的立场、感情,不能说是十分的客观公正,但仍可从中看出魏晋士风的主要特色和本质是对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漠视和对它     

析《论语》中的“孝”

素有礼仪之邦的中华民族很早就有了孝的观念,孔子在继承西周孝道的基础上,在《论语》中论述了关于孝的思想,并对如何做到孝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孔子在弟子问孝时,提出了无违谓之孝、善解父母谓之孝、对父母奉养且恭敬谓之孝、对父母和颜悦色谓之孝等思想。而且给予孝很高的价值定位,认为孝是为人之本、立国之基、尽忠之始。孔子的这些思想有利于唤醒当代人行孝的紧迫感和注重对父母的精神赡养,利于家庭和睦和社会稳定。在研读《论语》的基础上,探讨《论语》中孝的内涵、价值定位及其当代意义。     

《格萨尔》民俗特征浅析

藏族《格萨尔》不仅是一部跻身于世界文学名著之林的伟大史诗,而且是一部难得的研究古代藏族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其民俗描述之丰富,就足以令人倾注全力潜心探研。当然,史诗不是为写风俗而写风俗,而是别有意蕴。比如说饮食风俗,史诗中纯粹为表现风俗的饮食描写并不多,凡是铺排得比较详尽的一般都另有意图。如在《英雄诞生》中,超同殷勤招待侄子格萨尔的那一顿颇费安排的茶酒筵席,光描述香茶美酒就连写了二十四行诗句,不仅写出了藏族先祖制做茶酒的古代习俗及其艰辛,     

《水浒传》与《周易》的“阴阳”思想

《周易》的"阴阳"思想渗透进华夏古代文化的角角落落,《水浒传》也具有浓厚的"阴阳"思想,其中的治乱认识、华夷之辨、贤不肖之分、忠奸之争以及儒、道思想等都与《周易》的"阴阳"思想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周易》的"阴阳"思想是理解和解释《水浒传》的一把钥匙。     

名物字的正名与异名问题

世界上的事物是无穷无尽的,表示事物的名称也是无穷无尽的。有一些事物还有若干种异名。例如蕨,据陆文郁《诗草木今释》考证,俗名谓之蕨菜、米蕨草;《尔雅》谓之(?)、月尔、(?);郭璞《尔雅》注谓之紫(?);陆德明《经典释文》谓之(?);《说文》谓之(?);《广雅》谓之茈(?);《后汉书·马融传》谓之茈萁;《诗》毛氏传疏谓之柔(?)“广东新谱”谓之龙头莱;《救荒野谱》谓之蕨萁;郝懿行《尔雅义疏》又谓初生者为拳菜,老者为紫厥。又有俗名谓之如意菜者。     

从《颜氏家训》看南北朝时期的某些社会风俗

考察了南北朝时期的三大类社会风俗:一是家庭生活风俗,二是社会礼仪风俗,三是其它风俗。既揭示当时南、北风俗之异的方面,又展示其相同的方面,还尽可能地将当时南北风俗与前代风俗相比较。     

转注字是记录古代汉语方言词的重要工具

在古代的许多训诂书中,记录着一系列等义词,例如:1、《方言》:舟,自关而西谓之船,自关而东谓之舟,或谓之航。《广雅》:航,船也。《说文解字·徐铉新附字》:舸,舟也。2、《广韵》:爹,北人呼父也;(?),吴人呼父也。《广雅疏证》:爸,父声之转。3、《方言》:盾,自关而东或谓之(盾友),关西谓之盾。4、《说文解字》:皿,饭器也;盂,饭器也;(?),饭器也。     

《汉书·地理志》与《诗经》的文学地理观

《诗经》文学地理观内涵丰富且影响深远,受其影响,《汉书·地理志》在风俗区划上借鉴《诗》国地理,具有空间、时间、逻辑上的合理性;在风俗描述上汲取《诗》国风俗,对后世风俗研究、《诗经》研究产生影响;在风俗论议上征引先秦《诗》论,对其所含先秦人文地理观予以深刻的解读和充分的发挥运用。由此可见,《诗经》文学地理观对汉代时贤之影响,亦可窥见其在汉代发展所至新的历史高度。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卫风.淇奥》)切、磋、琢、磨,本来指器物加工的工艺名称。《尔雅.释器》曰:“骨谓之切,象谓之磋,玉谓之琢,石谓之磨。”郭璞注:“皆治器之名也。”汉王充《论衡.量知》亦曰:“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切磋琢磨,乃成宝器。”后来人便常     

“初文”与“准初文”关系初探

一、问题的提出章太炎先生著《文始》,肯在明六书转注,假借造字之理。《文始·叙例》阐述了此意:“刺取《说文》独体,命以初文。其诸省变及合体象形指事与声具而形残,若同体重复者谓之准初文,都五百十字,集为四百三十七条.讨其类物,比其声韵,音义相雏,谓之变易;义自音衍,谓之孳乳。坒     

《汉书·地理志》与《诗经》的文学地理观

《诗经》文学地理观内涵丰富且影响深远,受其影响,《汉书·地理志》在风俗区划上借鉴《诗》国地理,具有空间、时间、逻辑上的合理性;在风俗描述上汲取《诗》国风俗,对后世风俗研究、《诗经》研究产生影响;在风俗论议上征引先秦《诗》论,对其所含先秦人文地理观予以深刻的解读和充分的发挥运用.由此可见,《诗经》文学地理观对汉代时贤之影响,亦可窥见其在汉代发展所至新的历史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