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诗》说与汉代《诗》的经学化——以鲁诗"四始"说为例

鲁诗"四始"说不仅是对鲁诗诗学价值的最早定位,同时也是对汉代诗学意义的首次系统化表达.然而从清代开始,"四始"说被视为无人能解的学术之谜,通过对"四始"说与孟子诗学观的比较会发现,鲁诗"四始"说源于对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说的继承.这一发现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鲁诗"四始"说的真正内涵,也有助于理清孟子与香诗乃至整个汉代四家诗之间的诗学渊源.     

从比德于水谈孔、孟、荀之“道”

在孔、孟、荀之典籍中,有诸多关于水的论述。三圣以其独到的视角,以水之诸多物性折射、拟喻先秦儒家之"道",以水喻德,以约见博。以水之混混盈厚、源远流长喻道论之本源意识,皆以"仁爱、孝义"为修身之本;以水之奔腾东往、百折不回喻儒家达观、进取之力行哲学;以水之润泽万物、去污就洁之性喻儒家礼乐教化之社会道德。循着"修己以安人"的逻辑进路而成的孔、孟、荀之"道"正是作为内在德性文化的中华道统思想之核心价值。     

中庸之道新解——从孔、孟的权变思想看中庸之道

权变和适度是共同构成中庸之道的基本方法论,是不能或缺的。执两用中是实现中庸之道的重要途径,但是,没有权变的执中不可能达到真正的中庸;权变是解决仁和礼、情和理矛盾冲突时的重要途径;儒家倡导的道义是衡量权变正确与否的最终价值尺度。     

先秦儒家典籍中的《诗》文化

《论语》、《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各部典籍中都大量引用《诗》,这种现象反映出《诗》所蕴含的思想精神、作用及其品质特性都从不同方面受到儒家的体认和关注,儒家学派的引《诗》、用《诗》奠定了《诗》走向经学的基础。这同时说明,一部伟大文化经典的地位与影响的确立,绝非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它还有赖于当时以及后世统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倡导与传承。     

春秋后期引诗、赋诗、说诗的样态及走向

春秋后期的引诗、赋诗、说诗都一度出现高潮,但到后来,引诗、赋诗活动衰落,而说诗风气继续蔓延。这个阶段的引诗、赋诗,在形式上经历了由繁入简的演变,说诗则是由简入繁。引诗带有鲜明的个人特点,赋诗出现审美属性强化的趋势。训诂说诗、义理说诗,以事说诗,是当时说诗的三种主要方式。     

从荀子论《诗》看荀子的《诗》学观念

荀子与《诗经》的关系非常紧密,《荀子》一书除了大量引《诗》之外,还有一些论《诗》的内容。荀子论《诗》是在"圣人之道"的统摄下进行的,《诗》及所有的文学都是载道的工具。在这一前提下,荀子持有"诗言志"的观点,提出了"中声"说,还涉及到读《诗》的方法,也对《风》、《雅》、《颂》有一些具体的评论,其中我们可以看到荀子的《诗》学观念。     

《左传》引诗与《诗》的经典化

文章从“引用”修辞格的角度对《诗》的经典化进行了研究.从引诗体例来看,春秋时期语《诗》是一个较为固定的系统,这一系统大致按国别进行分类,而不是按“风”、“雅”、“颂”来分类.最晚到春秋中期时,《诗》已经取得经典的地位,其经典化大致沿着礼仪用乐和言语交际两条路径进行的.     

歌诗·赋诗·引诗·说诗——先秦时期《诗经》接受观念的演变

西周时期的"歌诗"与礼关系密切,具有礼制性,以乐为用,极为重视《诗》的音乐性。春秋时期的"赋诗"已不再看重《诗》背后所蕴含的礼制,可歌性已无乐义,仅是婉转言志的方式。《诗》成为了言情表志的工具与手段,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功利性,表现出"诗以合意"、"断章取义"接受观念。从本质上讲,"引诗"仍然属于用诗现象,分为言辞与著述引用,带有很强的应用性,透露出以诗为理、以诗为史等接受观念。"说诗"标志着先秦时期《诗》的接受由实用性向学术性的转变,代表人物是孔子与孟子。前者"说诗",是从当时《诗》的实用性出发,特别是立足于儒家学说的需要而进行学术性诠释与总结的。后者首倡"说诗"说,提出了"说诗"理论,并通过具体的诗篇分析,自觉实践这种接受理论,为以后《诗经》的接受指明了新的发展道路。     

孔子、儒学与经学

经孔子撰定的《五经》及其传记,即经学,乃中国古代文化之总汇;宗师孔子、祖述《五经》《四书》的儒学乃以人为本的"人学",它在构建和谐社会,避免人类生存危机方面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康有为对《论语》和《孟子》的创造性解释

戊戌变法失败后,为了寻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出路,康有为以经邦济世为旨归,借用西方近代的人道主义学说、政治理念以及经济思想重新诠释《论语》和《孟子》,使传统经典充实了近代意义的新内容。这与他自身的西学储备、儒家经典的与时俱进性和现实社会的需要有关联。通过对两部经典的创造性解释,康有为拓展了儒家的外王学,促进了儒学向近代转化。     

孔孟的生死观浅论

生死问题是一个与每个人关系极为密切,而人们又不能不认真加以思考的问题。孔孟对这一人生问题进行了理性的思考和系统的总结,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早期儒家生死观。在孔孟看来,生命是可贵的;死亡既具有必然性,同时又具有偶然性;死亡既是一件可悲的事情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他们十分重视死亡仪式。     

三分孔孟二分庄──袁枚的思想基础

袁枚思想基础以孔孟思想为主，庄子思想为辅。他既尊　孔，以孔孟思想作为批评理学与汉学的根据；又疑孔，大胆提出与孔孟相对立的观点：显示　出他是由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时期的思想学术批评家。而庄子的生死观、人生哲学等则　影响了他的人生道路。     

孔孟开创的国家观传统及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

国家观是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孟是统治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的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孟的国家观传统主要有:天作民为的国家起源说、家国同构的伦理国家观、事君安邦的国家主义和仁政礼教的治国方略。研究孔孟的国家观可以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的政治现象和政治文化;同时观察中国的政治现象,也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及其在现代的变迁。     

孟荀“心性论”与儒学意识

孟、荀二子,念兹在兹者均在于“价值世界”能否在人间证成之事上。只不过孟子立定心之大根大本,直探价值之超越真实,在扩充之工夫中,昂首人间。荀子则立足世界,以统类之心通贯历史与社会,在大无畏却极具忧患意识中,开展“道”的现世性格。两人虽于“心性”之主张不同,却仍有相补相辅之可能。孟子道心性,强调践形工夫下的价值开显;荀子则重在价值之客观化上,故重视社会实践下的道德行为。两人均是一种“化成世界”的观点,而且是以“价值世界”为“生活世界”的意义所在。孟子内化伸展的学说取向,深化了儒学价值根源的理论深度;荀子则于外向实践的主张里,客观化了价值实践的具体可能。孟、荀二子俱为“儒学意识”作了不同向度的深化和开展,其于儒学之发展,实各有其功,不必强分高下。     

论“孔孟儒学”一词的出现及其历史意义

名以称实,言以达意.一种称谓的出现,常因有其特定的历史语境,而附着有丰富的言外之意,哲学概念尤其如此.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孔、孟长期分称,"孔孟儒学"一词属于晚出.这一概念的形成与出现,不仅反映了儒学自身的演变,孟子地位的沉浮,也折射了古代社会对孔、孟思想的体认与评价的变化.     

论先秦儒家政治哲学思想

孔、孟、苟代表的先秦儒家,力倡修身为政、民为邦本、选贤使能、富民强国、礼主刑辅等方面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哲学思想。自汉武帝以后,这一儒家政治思想便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政体的主体意识和人们社会生活的主导思想,深刻影响中国封建社会两千余年。其所蕴含的丰富合理内涵和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至今仍有超越时空的价值。     

儒家宗教传统与孔、孟宗教观的比较

儒家是形成于春秋时代的学术流派,但“儒”又是西周就存在的低级宗教官员。孔子从维护周礼的道德理性出发,排斥鬼神巫术;而战国时期的孟子则要寻找改朝换代的天命依据。与孔子罕言天命不同,孟子极力昌谈天道性命。这种儒家学派的内在差异,只能用他们面临的不同历史任务来说明。     

孔孟儒家伦理关系模式及其现实意义

和谐的伦理关系能促进人类道德生活的完善,而非均衡、不平等是孔孟伦理关系模式的鲜明特征。洞察这一伦理关系模式的长短得失,对于完善我国当前的道德体系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历史上,孔孟儒家伦理思想对我国传统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很长一段时期曾经居于意识形态地位,其中的伦理规范亦成为人们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行为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