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商会伦理道德思想管窥--以天津商会和苏州商会为中心

中国近代商会乃中西文化冲撞与融合过程中催生的新式行业性组织,其形成、发展本身蕴涵着对传统落后伦理道德思想的清算。在近代伦理道德重构中,商会志士围绕在价值取向上追求爱国与利益统一;在思想内涵上致力于中西伦理道德结合;在具体规范上崇尚自由平等、权利义务、竞争、团结平等,在理想人格上努力塑造近代经济人格,并积极社会实践,推动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近代化。     

重商主义和天津商会

重商主义在晚清时期得到较大发展,并对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较大影响。表现为尊商意识的确立、清政府工商政策的变化以及商人地位的显著提高等。天津商人的构成决定天津商人合群意识弱、市民意识浓、近代意识不足等特点的形成。针对这些,天津商会的重商实践集中在联络商情、剔除内弊、开启商智等方面。     

浅论清末民初(1903-1920年)天津商会的政治特色

天津商会，作为清末“新政”的产物，经历了从官办商务局－商务公所－商务总会的演变过程。它由天津一埠的包括３２个行业的组织，逐渐发展到直隶全境，在其五十余州县建立了分会和分所。并从１９０７年起，与上海、苏州等商务总会一起，发起筹建中华商业联合会。天津商会对京畿乃至北方经济发展起了一定作用，并在其间政治风云中有某些影响。     

1934年天津商会改选纠纷与地方政府应对之策

1934发生的天津商会改选纠纷,缘于天津同业公会对商会的多年严重不满,主动向商会发起的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可视为同业公会力量壮大之后制衡商会规范运行的一次重要行动.面对同业公会的公开责难,天津商会严词反驳,并将改选不断拖延的原因归结为同业公会不配合,致使纷争愈演愈烈.天津党政当局在此情形下不得不出面调解这场纠纷,但纠纷仍延续长达半年之久,对工商业发展不无影响,一部分同业公会也改变态度盼望尽早结束纠纷.直至1935年1月底才在党政当局主持下,依照国民党中央新颁发的人民团体整理办法对天津商会进行整理和选举.透过此一案例,对主动或被动卷入纠纷的商会、同业公会、地方党政当局之复杂历史面相均可获得重新认识.     

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民间商会作用探讨——以广西岑溪市南渡镇商会为个案

民间商会是经合法注册登记成立的,介于政府与民营企业之间的非营利组织.在西方国家,民间商会在社会管理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如何有效发挥民间商会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是我国各级地方政府在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中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通过对广西岑溪市南渡镇的个案剖析,就民间商会如何在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中发挥其应有作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民国时期商会自身的现代化(1927-1937)--以苏州商会为例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商会在组织和观念两方面加速了现代化的进程。首先,在全国范围内重整了商联会,以应对国家对商会的控制;其次,各地方商会相应进行了改组,由议董制改为委员制;最后,在思想观念方面亦重视更新。但由于商会自身背负的封建包袱及强势国家的控制又阻碍了它们发挥作用,商会成为中国现代化失败的承担者。     

作为公共产品的城市管理--以无锡市为个案

城市管理是城市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城市政府为城市社会提供的最主要的公共产品之一。传统理念和体制下,城市管理公共产品供给模式效率十分低下,已不能适应城市发展的形势。在现代公共管理及公共产品供给理论框架内考察城市管理,不失为一种新的视角,是探索城市政府职能转变、城市管理体制创新的有效途径,有利于改善城市政府治理能力,整体推进城市社会的全面进步。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地传统工商业城市商会——以景德镇商会为中心的考察

景德镇商会在成立、人员构成、运作中与传统社会关系紧密,商会与传统社会联系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商会在发展地方工商业、维持地方社会稳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商会具有传统性和现代性。景德镇商会体现了传统工商业城市中商会的特征及其命运。     

近代天津城市发展对周边地区经济作物种植的影响(1860-1937年)--以天津郊县为考察范围

近代天津开埠以后,迅速发展成为北方最大的工商业港口贸易城市和经济中心.城市的发展极大推动了华北腹地商品性农业的发展.种植业结构随之发生了改变.棉花、花生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大量增加.作者以天津郊县为考察范围,对上述地区经济作物的种植情况进行了具体考察,并将其与整个河北甚至是华北地区经济作物的种植情况进行了比较.在此基础上得出上述距离天津较近地区的经济作物种植增长幅度虽大,但在种植面积占总播种面积的比例方面总体而言并不如整个河北地区的结论.追根溯源也发现上述地区深深陷入发展机遇与农业生产条件相对恶劣制约种植业结构调整的尴尬与无奈的境地.同时,也正因为距离天津较近,上述邻近天津地区的经济作物种植结构显示出一些独特之处.     

清末城市管理变迁的本土化叙事——以19世纪南京为中心

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一直存在一个国家和社会共同参与其中的区域,即黄宗智提出的"第三领域"(thethirdrealm),而"第三领域"这一概念的使用,有助于讨论地方行政、社会组织与城市管理模式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南京城市管理在嘉庆初及太平天国战争后经历了两次重要转变,这一过程反映了国家与社会在第三领域中的相互渗透,是近代国家政权建设的体现。清末南京城市管理不仅反映了地方精英的参与热情,也体现出地方行政制度化、官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趋势,在客观上为20世纪的城市行政近代化改革作了铺垫和准备。     

清末商会商事纠纷调处的规范化

调处商事纠纷是中国近代商会的主要职能之一。与以往的民间调解不同,清末商会调处商事纠纷的职责明确,有固定的常设机构,并制订了专门的理案规则,理案程序规范。清末商会调处商事纠纷的规范化发展,使商会理案成为优质的民间司法资源,并在民国时期改组为商事公断处,纳入了国家司法改革的法制化轨道。     

保定商会档案及其出版

现存600多卷8万多页的保定商会档案,内容比较丰富,具有原始性、系统性和地方性等特点。该档案的整理和影印出版,对于保定“历史文化名城”的进一步保护和开发,对于直隶商会和保定商会的研究,对于社会救济史、日本侵华史、天津商会与保定商会的关系、晋商史等很多问题的研究探讨,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有利于开创新局面。今后的保定商会及其档案的研究工作,在文献学方面还可以再做一系列的拓展,在专题研究与通贯研究、比较研究等方面,更是大有可为。     

唐宋以来移民与江右商帮兴衰的重要关系

江右商帮的形成、发展以及衰落都与移民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移民促进了江右商帮的形成,并使之走向全国,发展壮大。同时,随着江西的商人流向全国,江右商帮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征。但鸦片战争以后,江右商帮逐渐走向封闭,移民运动也随之衰落,近乎停止。于是经历了500余年的江右商帮,在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下,逐渐没落,失去了往日的辉煌。     

组织为谁代言：社会治理中商会多重身份的演变

作为一种存在于政府与企业间的组织形态,商会在市场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其身份归属,学界观点存在分歧。“代理人”论认为商会是一种代理政府管理企业的新型组织形式;“俱乐部组织”论表示商会是入会会员利益整合和表达的组织机制。此外,还有模糊二者差异的“中介组织”论。“强国家-弱社会”的既有制度安排造就了中国商会的生发机制很大程度受制于政府权力。在现实语境中,商会身份多重性是政府权力和企业活动渗透的结果,这将深刻影响其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发挥。     

从会馆到商会：近代广西民间商业团体的嬗变

商业团体是商人由个体分散到抱团发展转变的重要组织载体。近代广西民间商业团体经历了从地缘性会馆到行业性商会的深刻嬗变。与传统会馆相比较,近代商会具有较大的包容性、规范性。清末以来广泛建立的商会在更高程度上促进了广西城镇经济与社会的整合。     

济南开埠与民间商会的发展

分析了伴随济南自开商埠而发展起来的民间商会一城两商会的特色,提出济南商会的功能不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而是扩展到政治和社会领域,尤其是其协助工商管理的参政职能的发挥,表现出民间组织与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应然的一种合作互补关系,并且形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特有的政治参与意识。     

“革命”与“反革命”:1920年代中国商会存废纷争

在革命浪潮激荡的1920年代,许多政党与阶级竞相标榜自身的革命性,而将政治对手扣上"反革命"的帽子,以此打压竞争对手并争夺政治资源与社会地位。由于受到流行一时的革命政治文化影响,即使是在同一阶级内部的不同阶层之间,甚至也出现了类似你死我活的激烈纷争。例如,新成立的商民协会与清末即已诞生的商会,虽然都是商人团体,过去通常称之为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团体,但两者之间同样也围绕着所谓"革命"与"反革命"的政治话语,进行了长达数年的相互争斗,使商界内部一度陷于混乱纷争的局面。特别是颇有影响力的商会被扣上了"反革命"的黑帽,直接涉及商会存亡绝续的重大历史命运,因而在当时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关注。     

我国商会预防和应对对华反倾销诉讼的策略及措施

近年来,在国外我国产品被控反倾销的次数不断增多,而相比之下,胜诉案件的比例却没有同等增长,这对我国的出口贸易秩序和出口贸易发展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商会应利用其自身优势,确定应对对华反倾销诉讼的策略,并采取相应的具体措施,积极参与对华反倾销诉讼活动的各个环节,进而改变预防和应对对华反倾销的各种被动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