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苏北地区慈善机构的历史考察——以善会和善堂为中心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发展最为成熟和完备的时期。在官方的倡导和推动下,明清时期苏北地区出现了众多的慈善机构和慈善设施,其中既有养济院等官方慈善机构,也有官方和民间创建的育婴堂、普济堂、清节堂等善会和善堂。地方官员和民间力量的密切合作无疑是促进明清时期苏北地区慈善事业发展的重因素．     

明清时期淮安地区慈善机构初探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发展最为成熟和完备的时期.明清时期淮安地区出现了众多的慈善机构和慈善设施,其中既有养济院、惠民药局、栖流所等官方慈善机构,也有官方和民间创建的育婴堂、普济堂、清节堂等善会和善堂.在慈善机构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以地方士绅和商人为主体的民间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清时期镇江地区慈善机构考略

明清时期镇江地区出现了众多的慈善机构和慈善设施,其中既有养济院、惠民药局、漏泽园等慈善机构和慈善设施,也有育婴堂、救生会、清节堂等众多善会和善堂。慈善机构的发展呈现出数量众多、种类齐全、管理明确、成效显著等特点。以地方士绅和商人为主体的民间力量在慈善机构的创建和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明清时期苏北地区慈善机构的历史考察——以养济院和育婴堂为例

明清时期苏北地区的养济院和育婴堂等社会慈善事业有了显著的发展,分布区域更加广泛,管理日趋完善.养济院大多由地方官员主持创建,官方力量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相对而言,育婴堂虽然大多数仍由地方官员倡导或创建,但民间力量已广泛参与.地方官员和民间力量的密切协作成为促进明清苏北地区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明清时期济南地区的慈善救济及医疗机构研究——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时期济南地区慈善救济及医疗机构除官方设立的养济院、漏泽园、医学署和惠民药局外，还有官民共办的普济堂、育婴堂，救济内容涵括养老、恤贫、抚幼、助葬、医疗等多个方面。济南作为山东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慈善救济及医疗事业发展在山东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仅就济南地区而言，慈善救济事业发展不平衡，公共医疗救治发展缓慢，惠民药局、医学署等医疗机构建设较少；由民间首创而由政府推广至全国的有普济堂、育婴堂，而育婴堂的规模在济南地区远远小于普济堂。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是，普济堂和育婴堂从一开始官方力量参与即较多，表明在慈善救济方面官方仍处于主导地位。     

宋代民间助学述论

宋代教育发达,但其教育投入却相当有限,因此两宋文化的极盛很大程度上实有赖于民间对教育的支持与资助。这种资助既有面向学校的赡学与建学,也有面向举子个人的捐助赴试费用。总体上看,宋代民间助学表现为典型的"官倡民助"模式,且捐助风气南宋浓于北宋,捐助方式以产业捐助为主,且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宋代民间助学对今天的启示是民间助学的热情需要官方调动和引导,助学的方式应以产业助学为主,以保证助学的长期、持续性,而且营造良好的民间助学氛围是政府的重要责任。     

宋代地方建设经费筹集途径述论

两宋时期,受财政中央化的影响,地方财政持续紧张,由官方提供的有限经费难以维持地方建设之需,于是就形成了由政府调拨、民众捐献、官员私捐及官民共筹等构成的多元化经费筹集途径。自北宋中期以后,随着地方财政状况不断恶化,来自官方的经费支持逐渐减少,广大民众及士大夫的个人捐助成为水利、桥道等基础设施建设最重要的经费来源。多元化筹资途径有效地填补了官方资金的不足,在短期内保证了建设资金的充盈,但这也反映出宋代地方建设经费筹集的非制度化。无论是民众助建还是官员私捐,都掺杂着很多人为因素,建设工程因人而兴、以人而废的情况很普遍。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地方建设事业的持续发展,同时也给民间势力介入和把持地方事务造成了可乘之机。     

民间力量与宋代地方公共工程建设述论

宋代民间力量在开展地方公共工程建设中起着重要作用。他们一般通过两种途径发起建设工程:一是积极呼吁并自主进行建设,二是主动倡导,在官府及各方力量参与下组织兴修。这些工程主要涉及农田水利、桥梁道路、学校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地方公共设施,另外还有地方政府行政性工程。发起地方建设工程的民间力量主要是在民间拥有一定经济地位和话语权的上层人士,其中富民、官户等是农田水利工程的主要发起人,桥梁道路建设多由基层耆老、乡居士人及僧侣等发起,学校建设则以民间知识阶层为主。     

官方因素在民间信仰中的主导性探析——以明清碧霞元君信仰为例

碧霞元君信仰是我国北方地区重要的民间信仰，明清时期达于鼎盛。它根植于广大民众，传布发展的主要依靠力量来自民间。但在皇帝、皇族（宗室）、政府官员等群体中也拥有广泛的信众，这些具有官方特性的因素通过对碧霞元君的崇祀和管理，在相当程度上主导和影响着广大普通民众的信仰习惯，成为民间信仰的主导性因素。     

乡官与明代政治生活

明代乡官作为在野官员是官僚统治集团的一部分。随着明代社会政治形势的变迁及官僚集团内在构成的变化,乡官在明代的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露,并逐渐成为明代政治生活中一支不能忽视的政治力量。明代乡官的政治活动一般集中于地方,在积极地辅佐地方官员治理地方的同时,也表现出把持地方官府、左右地方政府政策的倾向;且明中叶后乡官利用地方官员来对抗中央政权中某些势力的倾向也在增强     

官员暴力犯罪问题初探

官员暴力犯罪正呈现上升趋势，具有官商或官黑结合、手段残忍、计划周密、影响恶劣等特点，严重影响党和政府形象。其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有着错误权力暴力观、人权意识缺失、唯我独尊的自大狂心态、权力监督机制运行上的失控、腐败现象的蔓延、官员自身素质的低下、干部升迁体制的缺陷、黑恶对权力系统的渗透等多方面的社会基础与体制成因。应通过完善权力监督、腐败防范、科学考察及任用官员、政治公平竞争、官员暴力犯罪从重处罚等长效机制，改革政治体制，净化政治生态环境，有效遏止该现象的蔓延。     

土地征用中的政府行为分析

“公共利益”概念的模糊性,是导致政府在土地征用过程中取得巨大收益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政府在取得巨大收益的同时,并没有适当地对农民进行补偿,使得农民各种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文章认为,现行的官员考核提拔制度的失效是导致地方政府官员在土地征用过程中的各种行为的重要原因。针对这样的情况,提出规范“公共利益”的范畴和完善地方官员的考核方式的构想。     

清代国家水利管理理念与地方水利修建——以江西丰城县堤防建设为例

清代时期,丰城县堤防设施主要分为石堤和土堤两种形式。在这两种堤防设施的建设和管理过程中,国家和地方社会各种力量都参与其中,他们充当着不同的角色,其中代表国家的地方官府在石堤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土堤建设则以地方力量为主。这种状况反映了清代官府对基层水利设施的成本化管理理念。     

论我国农村合作组织发展中的政府支持界限

政府支持界限和角色定位对农村合作组织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对农村合作组织的支持存在支配型、引导型、不支持型等三种类型,这三种支持界限的类型都导致了我国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呈现出诸多的问题。我国地方政府在农村合作组织发展的中应“进退”并举：政府应逐步从农村合作组织的内部管理中退出;在政策性领域政府的行动力度和范围要继续扩大;建立统一、规范、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社会工作视角下大学生村官的角色定位和能力培养

大学生村官是新农村建设的一支新兴力量,也是农村社会工作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主动承担起农村社会工作的职责。在社会工作的视角下,大学生村官应扮演使能者、中介者、维权者、服务提供者、教育者和研究者的角色。为了实现角色要求,国家应建立全程培养机制,社区应强化社会支持,大学生村官应通过自觉实践来提升能力,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能力培养。     

欠发达地区基层政府治理创新与发展——基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实证分析

政府在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民族地区地方政府传统政府管理模式存在着民族角色模糊,管理体制不够完善,官员素质较低,地方政府利益机制不规范等问题。因此,必须重新界定政府职能、加快体制改革步伐,培育公共管理主体、强化政府服务理念,提升政府官员素质,才能更好地发挥地方政府在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     

女大学生村官胜任力施展受限的原因探析

以湖南省某区女大学生村官为研究对象,从性别视角出发编制女大学生村官调查问卷,结合文献资料、访谈材料以及调查问卷相关数据,构建了女大学生村官胜任力模型。从模型分析发现,男女两性大学生在村官的胜任力方面并无显著区别,但在实际工作、生活中,女大学生村官面临的困难较男大学生村官要多,在镇、村两级的关注度也小于男大学生村官。这其中有女大学生自身的原因,但主要还是由社会文化、乡村政治、政府相关政策缺失等原因造成的。     

给分权划底线,为创新设边界——地方政府创新的法律环境探讨

美国界定联邦与州政府、州与地方政府关系的几个重要法案,对于更好地建设当代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政府与公民关系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美国联邦宪法中对州政府要求的互惠条款和不得作为条款,界定了州与州之间的关系和联邦对州的绝对控制权;在特殊情况下的授权和应急法案,给了政府官员和职能部门在危机事件发生时必要的自由裁量和应急权力;宪法对公民权的界定和保护,确立了包括联邦和地方各级政府行政权力的边界.在州法层面,迪龙法和地方管理特许权法一张一弛,既确定了州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绝对领导权,又给了地方政府发挥自主能动性的巨大空间.这些法案是集权和分权的底线、政府创新的边界,它们既维护了上级政府的领导权,保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又给予地方相当的自主管理权和发展空间.     

合作与破裂:山东地方官与大刀会关系研究

山东地方官对大刀会、拳会的宽容的政策与态度由来已久，早在甲午中日战争期间，官军就与大刀会形成默契，在共同缉捕盗匪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直至义和团在中外联合势力的绞杀下失败，在此期间，大刀会、拳会等名目的民间团体组织与官府的关系就处在一种半合作半破裂的游离状态，即这种宽容政策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就义和团运动而言，大刀会等民间会社势力仅仅是为义和团运动构筑的可能性力量而已，程度很高，却极不稳定，它们有待于官方的开掘、引导与锤炼及外力催逼，即官方对刀会、拳会的宽容态度与政策，以及西方列强、教会势力的威逼现实这两种因素，而前者更为重要。